除了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坚持谨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针，就是“永逸”。

“勇毅”虽然体现得不是很多，但每一次都恰逢其时，时机合适，而且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一、进谏言戒除骄矜

在《致诸弟·进谏言戒除骄矜》中，曾国藩就提到了自己上奏，劝谏皇上预防流弊之事。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纳，岂没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

当时，曾国藩看到了官场中的一些恶习，了解到民间的疾苦和军事上的弊端，对当时的局势十分担忧，因此先后上了几条谈论时务的奏疏。

“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

在这些奏疏中，曾国藩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个人态度决定了政治风气，想要扭转局面，皇帝必须大力培养人才，治理现有弊端。

二、选择合适时机非常重要

从奏疏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有胆识、有担当，这也为他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曾国藩选择上奏的时机非常恰当，当时正值元年新政，他就想通过自己的进谏，让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采取措施，这样才能使基业长青。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众意也。”

从这些话语中，让我们体会到曾国藩忧国忧民、担心国运、一心为公的赤胆忠心。

“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对于这些忠言逆耳之言，曾国藩并不清楚皇帝能否乐于接受。毕竟这些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不足，用词也颇为激直，是对皇权的一种无形挑战。

他对此还是心存疑虑和担心的，不过也为此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事实上，皇帝看到这些奏折，开始还是非常生气的，本打算严厉惩罚曾国藩。后来幸亏有军机大学士在旁边劝导，皇帝才被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打动，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嘉奖了他。

“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

也正是因为皇帝这种宽容的态度，让曾国藩心生感恩，也更加坚定了其终身尽忠报国的决心。

三、一切事出均有因

对于为什么要上这样的奏疏，曾国藩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在信中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

他认为自己已经官至二品，既然蒙受恩泽，就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直言劝谏。

如果满朝官员都不敢对皇帝说实话，只会阿谀奉承，那么皇帝就会愈来愈骄傲，以至于听不进去刚直不阿的批评意见，而只喜欢听歌颂的言辞。

曾国藩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言行，试图扭转一下朝中的风气，做出直言劝谏的表率。

“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一位高官，不仅有着政治家的胸怀和抱负，而且心怀大公无私、勇敢无畏的豪气和精神。

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奉行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一切以国事为重，不把升官得差放在心上。

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和决心，才最终打动了皇帝，免除了责难，得到了肯定的赞赏。

对于一个人，是应该选择小心谨慎，还是选择勇敢坚毅，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只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