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直认为应该成为时代的标杆。他们是站在思想和文化前沿的人，民国时期的开放和包容应该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虽然当时政治黑暗和战乱频仍，但始终是“清流”给社会带来了希望，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似乎有肩负天下兴亡的使命感。

不驰空想 不骛虚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这正是当年星耀日月的那些大师们的真实写照：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以此态度作事。

不论是战乱中亦政亦学的傅斯年；还是奔波海外，为国民政府谋求资金和政治支持的胡适之；或是希望置身事外、专心研学却被时代裹挟的陈寅恪；亦或是那些在各自岗位如梁思成夫妇那样的大家们。信仰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没有人活成人云亦云的样子，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所信仰的闪光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西南联大，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曾昭抡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时，因衣衫褴褛而被校长朱家骅一句“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惹恼，他便炒了中央大学的鱿鱼，却得到北大的力邀，穿蓝布大褂，头发不整，胡子不刮，仿若济公的他，在北京大学却大战宏图，第一个把实验室搬到大学里，对北大化学系做了多项改革，使得北大一跃成为全国业内最强系。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1934年开始做毕业论文，从此，我国各大学也相继实行毕业论文制度。我认为，他不是不修边幅，而真是没有时间，他的时间可能都用来做学问了。曾昭抡在南迁的路上，只要休息就写日记，还向当地的军政官员、土绅和民众做演讲。

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但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上课时，他身边有一位童仆专门为他装烟倒茶；讲到得意处，他忽然停下来，唱段小曲。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11种语言，获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要体面的相貌何用，不能救国，不能实干。而何其有幸，我们有这样的前辈。

教授治校 治学治人

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的事，致函梅贻琦：“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

这，就是西南联大所倡导的“教授治校”。

民族复兴，源于文化坚守。“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吴宓的身上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痴，他研究《红楼梦》，喜欢林黛玉，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家餐馆取名“潇湘馆”，吴宓见了大为光火，觉得一个小小餐馆取这个名简直是玷污了他心中那个圣洁的林妹妹，在与老板交涉未果后，手执文明棍，把菜馆的牌匾给砸了。这件事的真实性也许有待考察，但我觉得这种痴就是纯真，纯真如吴宓，哪怕是后来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蹲牛棚被审查，临死之前还在大喊：“请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和世故自保甚至见风使舵的人比，我更喜欢吴宓这种不识时务的痴。

当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李庄，见到童第周等学者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用青蛙作生物实验，坚持科研，曾惊异地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南渡北归》里这样描写童第周捉青蛙的场面：“每到春秋之际，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

赵忠尧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回来的时候，卢瑟福博士送了他50mg镭，当时高能物理刚刚兴起，镭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珍稀异常。日本进入北京后，他和梁思成冒险再入清华，取出了镭，差点被日本人抓住，为了守住中国科学发展的珍宝，他把镭放进腌菜坛子里，一人独自出京，踏上了追寻南渡的征程，一路上，他所有行李掉了，只有腌菜坛子还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终于从北平逃到了长沙。在长沙韭菜园圣经书院的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门口，他被门卫当成了乞丐，碰巧梅贻奇送客认出了他，他一声校长，两人抱头痛哭。走进校长办公室，他郑重地将那个咸菜坛子放在办公桌上，轻嘘一口气：“这下我就可以放心地睡个安稳觉了！”

只为担当，不谈恩仇

傅斯年、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相互知根知底，典型的“针尖对麦芒”。顾颉刚不再和傅斯年在广州的史语所共事，只做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傅斯年写信给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反唇相讥：“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这封长信没有发出，是顾颉刚的原配殷履安“劝勿寄，免多口舌，（予）听之”。傅斯年却没完，向顾坦白交代，竟然没收到回信，不像顾“斗士”一贯的态度。顾在日记中承认，傅斯年“此诚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傅斯年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顾颉刚前来探病，竟然在病房中吵，闹个不欢而散。顾说气话，“非破坏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坏北大为目的，“今后不能不与之绝交”。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傅斯年列出人文组21位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位，在著名的“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第四提名顾颉刚。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没提名顾颉刚。结果胡、傅、顾这“三个老板”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大冤家，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从不含糊。

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创办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发刊词称：“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大讨论。首先是傅斯年发出了忧虑，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这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

他的忧虑，马上引起了顾颉刚的共鸣：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于是，顾颉刚抱病写成约八千字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边疆周刊》发表。

这事还引起了蒋介石的介入。1942年8月，蒋介石说：“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满蒙回藏汉实在应称为宗族。”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

结语：借光取暖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期望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这是我们当代最欠缺的东西之一，不要说我们没有主义，我们奉行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看起来是自我是独立是个性，但终究不是。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一样的时代需要不一样的人才。但这句话应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此刻，更应有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焦虑“再无大师”，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师们的克制、专注、坚持……太多品格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用灵魂撑起了民族脊梁，用知识照亮了国家前进方向，用思想拯救了国民灵魂，用情感丰富了漫漫人生。如今，有些“大师”只有光环却没有了底线。借光取暖，可以说是读《南渡北归》或者说是读书的意义。

一本书的好，不在于别人对他的评价，而在于它对我们心灵的升华，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走过100期，佩服自己的坚持和勇气；走过100期，感恩所有的伴随；走过100期，慨叹人生之旅的漫长与艰辛，行行中，观形形，察色色，用镜头记录瞬间，用笔记录所悟，行百里者半90，成100篇而阅新章，继续行，继续摄，继续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