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的城市课

成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是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由于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当地物产丰富，被誉为“天府之国”。

在中国大跨步向前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古城换了新颜，传统的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过去的成都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王笛把目光从精英阶层转向平民百姓，他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带我们看到了历史镜像中那座升腾着人间烟火的成都古城。

在《微观成都》第一集中，王笛将从历史上的成都讲起，谈一谈什么是微观史研究，如何做微观史研究，以及这些年他做成都微观史研究时经历的困难。

插画&海报制作：陈鑫培 题字：孙鉴 策划：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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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王笛 音频制作：康宁

本集文稿如下：

从今天开始，我将用5集音频节目，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与大家谈谈成都的历史、日常生活和文化。

成都是四川的省会，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四山环抱，处于长江上游相对封闭的地区。直至20世纪初，从中国东部到成都的旅途仍十分不方便，虽然不像唐代李白所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交通闭塞的状况仍然没有改观。

成都平原恐怕是中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西方旅行者称其为“绿色和心旷神怡之地”。在西方传教士所留下的旅行记中，这个地区到处是城墙环绕的城市和交易繁盛的乡镇。

图说：罗林· T.钱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 1881—1948）1909年摄于成都。俯瞰成都。资料来源：Beloit College Archives

在华北，农民聚居在村庄；而成都平原的农户居住模式却是散落的。在成都平原，农舍和祠庙隐蔽在茂密的竹林中，正如一位传教士所描述的：“从山上遥望平原，丛林与田舍相间，随季节时而绿色，时而金色”。可见这里的景致十分美妙。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贝德（Isabella Bird） 图片来源于网络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贝德（Isabella Bird）在1899年写道：“成都地区气候怡人，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肥沃，精耕细作，一年可收三到四季。此地物产丰富，有难以估量的森林和矿藏，特别是最有价值的煤矿”。

西方人留下了不少赞扬成都的文字，在贝德到成都之前，她便听说成都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一个小北京”。哈佛教授恩内斯特·韦尔森（Ernest Wilson）甚至认为成都“恐怕是全中国最佳的城市”。成都给一个日本人的印象是“建筑透露出类似京都那样的‘古典风格’”。

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时代便为蜀国的首都；在唐代是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以致有“扬一益二”之说，意思是说，如果中国要做城市排名的话，扬州是第一，成都是第二。在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四川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1622年至1681年的战乱，包括成都在内的大多数城市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萧条，百业凋零，人口流散。

然而在清前期，特别是乾隆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明显的恢复。与华中和沿海地区的城市相比较，19世纪下半叶成都的发展相对缓慢。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东部受到极大的摧残，然而四川所遭受的损失极其有限。

直至晚清，西方对成都的冲击并不明显。事实上，按贝德在1899年的观察，那时的成都也“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巴金在他的著名自传体小说《家》中，仍把成都描写成保守和专制的代表，而把上海作为现代和自由的象征。

当然，这样一种认识反映了一些新的、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当他们热切拥抱西方文化时，对传统抱猛烈的批评态度。不过当时人们对成都的这种印象，也的确反映了成都的社会变化相对缓慢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因此观察到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的“另一个中国”。

我最近出了一本关于成都的书，题目叫《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是一部微观史的著作，是过去我关于微观历史写作的作品精选集，分为街头、茶馆、袍哥和麻将四个部分。

为什么用“显微镜”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历史写作有细节、有故事，试图把读者带入历史的内部，这与过去只强调大事件、帝王将相、英雄和重要人物的历史是不同的。

其实，我的这个研究取向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新兴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趋势，即新文化史的影响有关，特别是微观历史的写作。

微观历史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那么写中国的微观历史是否有可能呢？微观史在西方出版了不少非常优秀的著作，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但是却很少见到中国有微观史的作品问世。长期以来，微观史的写作几乎为欧洲史所垄断。

微观史的研究取向注重细节的描述，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离破碎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来这也引起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其实，碎片化的担忧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在2005年便出版了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作为一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法国年鉴学派轻视政治的研究倾向非常不满，因此对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中国历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然而，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情况很不相同，政治史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

关键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因此要避免碎片化，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试图把内部和外部各个没有联系的线索和碎片拼接在一起，特别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经历，从社会的最基层来建构过去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透过微观来考察宏观世界，探索和发掘历史的真相，拂去那厚重的历史尘埃，找回长期被埋藏的记忆。

我一直强调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细节，就是英文中常说的：“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历史写作中，所谓细节就是小历史，就是微观史。当然，我们也需要大的历史，也需要宏观历史，但是大历史和宏观历史一定是在小历史和微观史的基础之上，要不这个历史就没有根基，缺乏依据，这个大历史或者宏观历史就是不真实的。

研究微观历史最大的难点是资料的缺乏。例如刚开始茶馆研究计划时，由于资料的缺乏，原来是打算利用有限资料写一本百年成都茶馆的历史，但由于从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丰富的有关茶馆档案，使我决定以1950年作为分界写两本书。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有关茶馆档案时的兴奋之情，这些资料并不是集中的，而是散布是在档案的各种卷宗里，犹如大海捞针。那个时候，看档案还相对容易，还可以大量复印。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尽量收集齐全。在回美国的路上，感觉像是提了一箱珍宝，甚至不放心将资料托运，一直都随身携带，不敢须臾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万一丢失。

对袍哥资料的收集，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在过去三十多年，我一直收集关于四川袍哥的资料，到了2018年，才有了第一部作品问世。

2014年夏天，我在华东师大给研究生上新文化史的讨论课，指导学生阅读《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等微观史的代表性著作。当时，我的茶馆研究刚结束，研究重点转移到袍哥后，我开始阅读收集的关于袍哥的资料。

有一天，我在阅读一份1945年的田野调查报告，这份包括主要讲一个叫雷明远的袍哥首领和他的家庭，当我读到他杀死自己亲生女儿那个情节的时候，突然想到可以围绕这个家庭写一本微观史，把这个事件放在书的开端。

因此，我决定把开始了多年关于袍哥研究的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暂时搁置下来，先完成这本规模较小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开端，我是这样写的：

1939年，成都郊区望镇的乡民们目睹袍哥首领雷明远，在青天白日之下，将他十几岁的亲生女，枪杀在河滩上，尸体被汹涌的河水冲走，但这冷酷的杀人案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谁是雷明远？他后面的组织有些什么秘密？为什么他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为什么当时在场的乡亲和女儿的母亲对他杀女无能为力？为什么公开杀人可以不受法律惩罚？……许许多多的问题都留在了人们脑海中。

六年以后，即1945年，一个女大学生来到望镇，并结识了雷明远和他的家庭。通过一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和调查，偷偷记录了这次杀戮后面的一切秘密。但是，70年来，她的这个记录并不为人们所知，封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

这篇调查报告使我撰写一本关于川西平原袍哥的微观历史成为了可能。我从这桩杀人案入手，充分解析这个女大学生的记录，辅助其他资料，以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历史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眼光，通过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研究，对这个地区1940年代的环境、历史、人文、秘密社会组织、地方权力结构，等等，重大的问题进行微观的考察。

那个调查者就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女学生沈宝媛，调查报告的题目是：《一个农村社团家庭》，共2万多字。可是，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1946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它一直就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

直到大约十年前，一位朋友在北大查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资料，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成都茶馆的写作，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这里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正是因为这本书是高度聚焦的——集中在川西平原上的一个袍哥家庭，定位是写一本微观的历史，所以一切的故事都是根据调查人沈宝媛的田野调查报告来展开。那么，根据2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来完成这本专著是非常艰难的探索。

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要写一本20万字的书，可能搜集的资料要10倍甚至几十倍，乃至更多的资料，那么现在所根据的是2万多字的资料，能够写成一本专著吗？

所以我需要从各方面补充背景资料，即以雷明远及其家庭为中心，将这个故事放到川西平原、袍哥组织、地方和国家权力结构等大语境下。这样一来，我过去收集的档案、报刊、个人回忆、小说、文史资料等等，都可以运用起来。

怎么建构这本书呢？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本书的主线是根据沈宝媛的调查报告，通过她这个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一些线索，根据我过去对川西平原的考察，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应该说基本上解决了资料缺乏的问题。读者可以从本书20多页的中文、英文和日文的征引资料目录看到，一个微观的小问题，如何转换为了了解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宏观思考的。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当我们今天要想重建这个历史，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无所不能，可以根据过去的记载或者实际考察，完完整整或百分之百地去找回已经消失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这样说，我所写的无非是我几十年搜集的资料、分析和解读那些资料所得到的结论。

这里要给大家说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对日常生活和民众的认识还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解决，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掘，还有待于新的方法的使用，然后我们所写的历史才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本身。

但是我仍然要说，哪怕尽了这么大的努力，哪怕是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但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记载下来的却很少，作为历史研究者所能根据的就是留下来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地进行研究。

我不断地强调这一点，所谓小，小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留下来的记载最多不会超过1%。几十年过去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再来写这个历史时，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这么一丁点的资料。所谓的一丁点，我是说历史是丰富复杂的，但留下来的资料却非常少。即使今天的记录手段如此发达，但是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

研究微观历史的困难除了资料的缺乏，还有就是对资料的解读。例如，袍哥为了保护信息，都会用独特的办法进行交流和传递信息，包括隐字造句等。我专门写过一篇英文论文叫《神秘的沟通》，翻译本这次也收入在《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本书中。

为什么叫“神秘的沟通”呢？就是袍哥不用大家明白的语言方式，而是创造了一个语言系统，甚至不需要说话，在茶桌上移动茶碗茶壶，称“摆茶碗阵”，也可以进行交流，或者是把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用一种隐秘的方式，比如造字，或者用隐语。比如，繁体字的“金蘭結義”这四个字，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金”就是“人王脚下一堆沙”，“蘭”就是“东门头上草生花”，“結”就是“丝线穿针十一口”，“義”就是“羊羔美酒是我家”。所以研究袍哥的这些语言，其实就是在揭示袍哥的历史。

因此，研究下层和边缘人群，要克服很多困难。除了收集资料的困难，还需要史学观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即需要从宏大叙事到微观，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从精英到民众，从国家叙事到日常叙事。

为什么过去都是大历史、宏观历史？因为过去我们的史学观是英雄史观，注重帝王将相、英雄和知识精英，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对芸芸众生不关注，觉得没有研究的价值。我一直致力于为民众写史，在《茶馆》一书的尾声中写到：

1949年12月31日的晚上，正好是进入20世纪的终点，解放军刚刚进城了两天。我想象如果有时间机器的话，把我这个在异国他乡的历史学家送到成都街角的一个小茶馆，告诉那些正在喝茶的茶客们，说要给他们写历史，他们肯定对我都是嘲笑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历史都是为英雄人物或者帝王将相而写，谁会写茶馆和茶客？

但是我想说的是，茶馆的经营者和这些正在茶馆喝茶的人，实际上为了捍卫地方文化，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但是我感觉到了。我用了这样一句话：“任凭茶桌上风云变幻，茶碗里波浪翻滚”。当然这都是文学的想象，所谓风云变幻就是各种政治动荡，因为我们说茶馆就是一个微观世界；茶碗里波浪翻滚，因为我们用开水冲茶的时候，水在不断地翻滚，其实也是这个社会巨变的一种隐喻。

实际上，我是要表达微观历史、为民众写史的重要性，要超越英雄史观，这样的历史才是全面的历史。我不是说不写英雄，写英雄的同时也要写民众，这才是全面的历史认识。

责任编辑：康宁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