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学的State,地区地理上的Country。这是我们今天最常用的名词之一。

关于它的一般标准定义是: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

今天,它的涵义,有地理层面、政治层面、民族层面的解释,还有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这些,今天我们统统都不讨论。

我们要追溯的是汉语的“国家”一词,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文明”,需要满足三条标准:要有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要有文字,没有文字,思想文化不可能存留和传播;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这一说法,通过英国考古学者格林·丹尼尔在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传播开来,从考古学普及到公众中间。

汉语中的国,正是来自城。

文明的家园,在早期的时候,需要用围墙来营造安全,唯有如此,才能团结起来抵御可能遭遇的侵袭。在高高的围城中,随着人力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发达,城中的居民才开始向外开拓,再形成另外更多的围城。

一座城及其周边区域组成了国家的低级版本——城邦。时间一长,有多个城邦连成一体,就组成了升级版——多个城邦的组合或联盟。

前者,如西周早期的封国;后者,如兼并组合之后的春秋战国诸侯国。

甲骨文中国最早是或——左囗(读“围”)、右戈。囗,代表城墙,戈,代表防卫。随着疆域托光增多,城外还要有国家的防线,于是又加了一道外围的城墙——这就成了國。

周公的发明,以“国”象征地盘

国成为表示地盘的词汇,可视为西周的发明创造。不过,当时的国,跟现在的国家概念相去甚远。国,指的是一片区域。那么“中国”字面意思,就是“中央之国”:注意,说的不是国家,是居中位置的区域。“中国”这个词的诞生,是安土重迁的黄土高原为地理环境的农耕文明,所衍生的世界观。

谁先定居,谁就先建造城市。谁先定居,谁就先进入文明时代。谁先定居,谁就先拥有描绘世界的话语权。“国”,就是最早定居的人制造出来的词。

文明成熟的中原地区把自己称为“中国”,将东西南北四方边缘地带地称为夷、戎、狄、蛮。这个“中国”并不代表血统,不代表民族,不代表人种:谁占据了这个区域,谁就居住在“中国”。比如夏朝在这里的时候,包括商、周部落部族在内,也是四方蛮夷。商朝在这里的时候,周在内的部落部族还是四方蛮夷。不过,夏人的专长是水利、商人的专长是做生意和冶金,这两个行业都不太“安土重迁”,先后退出中原,到了周人这里就不一样了。周人是一个擅长耕作的部族,所以,农耕文明的建构和奠基是他们来完成的。

周人拥有天下(武王伐纣)之后,并非能完全控制局面。这时候出来以为雄才大略的人物——周公,它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孔子最迷恋的“周礼”是他所创,那个能给人解梦的人,那个结婚之夜所行“周公之礼”,说的都是这位先生。

当然,他还是第一代“国”的制造者,而“国”来自封建制度——对,这才是真正的“封建”,封邦建国。那个时候距今约3000年,周朝本是个小国,在商朝局面不稳的情况下,赌了一把,没想到一战胜利了,但他们的人口和精力都不够充沛,但是这么到手的革命成果又不甘心丢掉。咋办呢?

分封,也就是封建——把天下土地分成若干块,分别授给自己的家族宗亲、功臣,以及前朝愿意归附的后裔。对于边远地区的非宗亲,这些人只要承认居“中央之国”——中国的周朝老大为天子,那你就可以把自己地盘叫做国。这些“国”有了封号,还有了爵位。周老大打造的版图,就这样确立了。

但是,国毕竟是很小的地方,后来继续升级,那就是另外一个词——邦。

每个地盘上这些圆圈,就是周天子所封的诸侯,这些诸侯所居住的区域——国;诸侯下边的一级是卿大夫,他们的区域叫——家。注意,国和家,是两个概念,并不连用。像国,一般指的是诸侯们的地盘,有时候会特指他们的都城。

诸侯这样的国,其实最初是一座城及其周边组成的“城邦”,然后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牛逼的大国吞并了周边,就把自己变成了大国,比如齐、晋、楚,弱爆了的诸侯就被别人吞了,不强不弱的也吞不了别人,也暂时死不了的,比如鲁、卫、宋。不过这些地盘不管大小如何变化,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天子”。这就是所谓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刚分地盘的时候,天下是这样的:

后来有了弱肉强食就变成了这样:

翅膀硬了之后,诸侯们就把自己的地盘变成了独立王国,不过总还是会“尊王攘夷”,还是把中央地区的周老大当做“天子”,在这个前提下,强大的诸侯称的是“霸”而不是僭越称王。

不得不说,周公很有智慧,虽然后来演变成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但以最小的牺牲,用一套可以打造森严秩序的分封、宗法制,让天下变成“共主”地盘,不仅壮大了自家家族,也促进了天下的开发和文明进程。但这个周,本质上不是一个现代说的国家,它是众多“诸侯联盟组成的共主体”。

就不展开说了,还是说“国”,这个国还不是指周,是它所封的各个诸侯。那么,这个联盟的周叫什么呢?邦。后来僭越的那些大诸侯,齐、秦、楚,都算是“邦”。

邦的甲骨文是丰+田,金文是丰+邑,本意就是“靠发展种植业自给自足的城邑”——这正说明,这是一个农耕文明影响下造出来的字,引申扩展后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有以贸易为主的城邑,比如“鄮”,曾有造出来的字,引申扩展后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有以贸易为主的城邑,比如“鄮县”,指浙江宁波地区。

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流,话语权自然也就是农耕文明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商业文明占主流的地区,那城邦很可能叫“城鄮”;邦国很可能叫“鄮国”了。

灭商的周,奠定我们文明基础的周,就是一个悠久的农业邦,它的族源星期时间不亚于夏商,只不过后来登上了“中央之国”——的舞台。《诗经·大雅·文王》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意思是:周虽然是个很老的邦,但它担负着变革的使命。这种说法,当然是周人自己编出来的“天命说”但是奏效了。在“正统观”的前提下,周公创立的“封邦建国”与宗法制,就开创了一个时代。

邦,这里称呼的是取代商之前的周。当周变成 “天下”的总领主的时候,它就升级了。这时候,“邦”用于称呼它所封的诸侯。早期,邦、国、域,泛指的时候经常通用。但,邦、国有别。论语说:“在邦域之中。“这里说的邦域,就是鲁国。《诗经·鲁颂》说:“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注意,这里说的是“鲁邦”,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鲁国”——国,称呼的是小诸侯,邦,称呼的是大诸侯。鲁国的邻居齐,当然也是“邦”——他们都是周天子旗下的“邦”,这时候的周已经是“联邦”。

齐国发行的货币上,就有这样的铭文“齐建邦法化”——意思就是,纪念齐国建立而设立的发行货币。化,就是货,货币。

国是小诸侯国,邦是大诸侯国。国,有时范围更小,多指大国——邦的都城。《周礼·天官·大宰》注:

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

也就是说:邦,大国。国,小国或大国的都城。

国家这个词,在先秦也有出现,但不是今天我们说的国家,当时指的是两个概念——国与家,一般说分别说的是诸侯与卿大夫的地盘。士大夫管理自己的地盘——家,叫齐家;诸侯管好自己的地盘——国,叫治国;诸侯和士大夫一起帮助天子解决难题,叫“平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意是这样的。

刘邦的发明,以“国家”代“邦家”

西汉时刘向《说苑》:“苟有可以安国家,利人民者。”《明史》:“国家正赖公耳。”

这是先秦之后出现的“国家”,意思约等于先秦时期的“天下”。

一个代表“小诸侯”的国和代表“士大夫”的家,为什么后来代指天下了呢?我们看下先秦时期的文字怎么说。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大诸侯已经不怎么听天子的话了,天下人更是只知“大国”——邦的存在,而不知到天子是谁。

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包括周在内的各国民歌。《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但是,汉代的大儒郑玄对这句诗进行了标注:“人君既得贤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礼乐,乐则能为国家之本。”

后者的“国家”是解释前者的“邦家”的,为啥“邦家”变成了“国家”了呢?因为一个人——刘邦。

古人讲究“避讳”,始于何时不可考,但春秋到秦汉时已经屡见不鲜了。啥叫避讳呢?就是说,下层广大人民取名、写文章、搞事情,都要避开帝王、长辈、德高望重的人的名字。简单地说:小辈不能跟老辈的名字冲突、小人物不能跟大人物名字犯冲——活着的时候一定要避讳,死了之后看情况。比如,孔老夫子名丘,后来姓丘的人,就要改姓“邱”了。比如丘处机道长,一度改名姓邱,晚年自己德高望重,又改回了丘。

比如司马迁,他爹叫司马谈,他写《史记》里边一个“谈”都不出现,用议、言等代替。

比如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因为他的名字,原来叫“龙渊”的县,改名“龙泉”。

比如杜甫,他爹名字里有闲,于是他的诗中没有出现一个“闲”字。

正在“邦家”这个词应用越来越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刘邦”的皇帝,而且是强汉帝国的开创者。刘总一出,用“邦”的地方,都需要避讳。于是,“国”指代的范围升级了——邦家,就变成了“国家”。原本小范围的国,表示的范围升级了!

汉代过后,还是有人一度“复古”,比如《新唐书.高宗纪》:“毒流天下,贻祸邦家。”这里邦家,指的是天下。明代邵璨 《香囊记·点将》:“乃朝廷之心膂,为邦家之爪牙。”这里的邦家,指的是官家。孙中山 《同盟会宣言》:“此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这里的邦家,接近今天的“国家民族”。

也许是人们觉得“国家”比“邦家”更加朗朗上口,也许大家觉得“刘邦”虽然走了很多代了,但毕竟是汉文化与汉民族名称的开创者,那就继续“避讳”下去吧。

再说说“战国”一次,其实很可能应该是“战邦”。随着战国“大鱼吞小鱼”,小诸侯——国,基本上没了,剩下的也都是大诸侯——邦了。我们今天经常说“战国”,齐国、秦国、楚国,那时候当然人家不这么说,前边我们已经说了,齐国的货币上的文字是“建邦”。如果严谨按照时代背景描述,应该是秦邦、齐邦、楚邦。

不过,当时也有人将战国七雄视为“战国”——意思也不是指的那个时期,而是指的“喜欢打仗的诸侯“。比如《战国策》中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

注意,这时候,这是刘邦之后不远的时代,《战国策》成书于汉代,这里的“战国”很可能是处于避讳而诞生的。如果不是刘邦,也许就是“战邦”时期了。

刘邦同志的老婆——吕雉,也很傲娇,名字里有“雉”,于是形容别的雉,只能用“野鸡”来描述。

当然,有一些关于邦的用法,还是沿用了下来,比如友邦、联邦、邦交,这里的邦,已经基本上等于现在泛指的“国”了。国,在很长时间,甚至大部分时间,在中文词汇指代的仍然是城墙以内或区域性的土地范围。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简体“国”,也并非是现代才造出来的。

(明代瓷器底部的“国”款)

(民国时期的瓷器款“中国”)

民国的发明,“国家”代指现代“中国”

深受汉语和儒家文明影响的邻邦日本,有一个地理区域叫“中国”——用的是“国”,而不是“國”,这个区域显然不是指的一个国家,而且,日本用“中国”特指一个固定区域,比我们还要早。后来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对外简称“中国”,日本人很容易将国家的“中国”与国内的“中国”混淆,于是用山阴山阳称呼国内的中国地区(旧时有山阳道、山阴道两个行政区),用“支那”代指中国(一开始,支那不具有贬义。)

而一些具有古典情怀的人,还是常用邦来作词。李大钊 《青春》:“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 瀛岛 ,反顾祖邦……”祖邦,显然是“祖国”。 清人吴廷华在《沈孝子行》说:“我友哭子几丧明,邦人请旌留孝名。”邦人,显然是国人。

顺便再说说“中国”,这两个字早出现是陕西宝鸡地区出土的“何尊”铭文之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的中国,不仅不是国家,也不是中原,也不是邦国,指的是——周天子的都城。这个“中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毛钱的联系也没有。这句话是说:俺们周天子,宅在中央地区的都城,带着大伙过日子呢。

直到近代,西风东渐,我们的文献里才有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晚清时期,对外称呼是“中华帝国”(the Emperor of China)(比如《南京条约》落款)对内或一般称呼是“大清帝国”、“大清国”。

民国时期,我国跟国际全面接轨,刘邦创造的“国家”,也就更多地变成了现代意义上对所在祖国的称呼了。

但是,无论如何,“国”取代“邦”已经约定俗成了很长时间,叫顺口了,就沿用下来了。而后世造字、组词、写诗、造句、作文,都已经习惯了“国”。

试想,如果我们还用邦表示现在的“国”,那欧美列强一个个都这么叫:美邦(似乎是美特斯邦威,嘿嘿)、英邦、德邦(物流公司,哈哈)、法邦等等;慈禧太后,当初似乎应该这么说:我大清邦如何如何,那大清变成了帮会的赶脚,你去那个地方看文物的地方,叫“中邦邦家博物馆”……

刘邦同志,当初尽管是为了避讳变“邦”为“国”,其实也算歪打正着,也算名副其实。“國”,四四方方,很符合这片土地的气质与性格。而从秦汉开始,早熟的中华文明,也早早地完成了大一统制度,并奠基了我国现代国家的雏形。人家老刘,作为汉帝国的开创者,改个字,也符合人家的身份嘛。

这个“邦”改“国”,其实改的不错!是刘邦——创造了“国家”。没有邦哥出现,我们今天过的很可能是“邦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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