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南小街（十）：东总布胡同

当我可以从大雅宝豁口沿护城河走到“二桥”时，小丁香胡同已经合并到东总布，东总布胡同得以继续向东延伸到东城根，大牌坊胡同因此被拦腰截断，分成了南牌坊和北牌坊，豁子外护城河上的白色小木桥（二桥）连通两岸，河东堤岸上有座冰窖。

东总布胡同北侧有5条胡同，由西往东依次是豆坑、宝珠子、北总布、弘通观和北牌坊；南侧由西往东有：甘石桥、贡院西街、贡院东街和南牌坊。

1913年，住在弘通观胡同4号和甲4号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周自齐出钱在东总布胡同铺设了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而且在东总布、西总布和方巾巷、南小街交叉的十字路口设置交通岗，来往车辆绕岗行驶，民间称“转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以前有座道观“斗母宫”，五、六十年代不知是斗母元君的宫殿还是“宫殿”边儿上的平房改成了澡堂子，澡堂子分里外间，里间淋浴，外间更衣。更衣室沿墙一圈矮条凳，墙壁有钉子，衣服挂于墙壁或堆在凳子上，鞋置凳下，人们习惯这种简陋的更衣方式，没见谁丢了衣服在那光着骂街的。

2002年南小街改造，东总布西口的邮局、酒铺、副食店、粮店和民房转瞬间拆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东南角深灰色的62号老屋。

62号坐南朝北五间临街房，安装着黑色铁制推拉防护门窗，样子像是老钱庄。老屋前脸儿房顶一道砍儿墙，尽西头正门上方有造型，下面雕刻着“宝成当”。

宝成当是当铺，因为距离贡院近，进京赶考的举子差钱的时候以物抵押贷款，宝成当赚的是借贷利息。南小街改造留下宝成当不能不说幸运，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旧城改造”，无数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建筑被粗暴拆除，其中包括宝成当东邻的60号中国作家协会宿舍大院。

东总布胡同60号（旧门牌46号）大门在三间铺面房正中，院子三进深，后门是顶银胡同47号（旧门牌甲15号），原先前店后场，是山西人开的卖黄酱和咸菜的酱园，1953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宿舍，聚集了赵树理、严文井、刘白羽、萧乾、张光年、陈白尘等一批新中国最具影响的作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60号给作家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1966年“文革”来临，尚未摆脱反右阴影的作家们再次水深火热，60号的后院，顶银胡同47号是作协的“牛棚”，先后在“大酱园”居住过的作家几乎无一漏网统统以各种罪名关押在此接受改造，也有原先不在这住的，如张天翼、侯金镜、冯牧、邵荃麟、郭小川、李季、冰心等人，他们不断拉出去批斗，受尽凌辱，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的陈白尘《牛棚日记》记录了这段的历史。

但是60号的记忆并非全部痛苦，最初几年像充满胜利喜悦的新中国一样，作家们激情满怀地投入创作，严文井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记述了那时的心境：“夜深人静，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听见环城有轨电车的隆隆运行声和车铃的叮咚声，不禁产生了一种幸福感。”

60号是作家协会1953年从山西人手里盘下来的，此前进京的作家们暂时住在22号（新门牌53号）作家协会院内。

22号是非常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大门居中，两侧各三间倒座，外院有假山喷水池，一道带漏窗的看面墙将院落划分为里外两进；二进院三正四耳，东西六间厢房；三进院面阔五间的后罩为绿琉璃瓦顶二层楼房，整个院落有回廊相连，花木扶疏，美轮美奂。

2016年1月上映的网络惊悚电影《死亡循环·东总布胡同》，描述了北京四大凶宅之一，东总布胡同22号的离奇死亡案件和一系列灵异事件，其中提到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全家在22号的死亡。我从不看惊悚剧，免得影响睡眠，陈觉生之死和东总部胡同22号早有耳闻，但是何为北京四大凶宅却一无所知。

陈觉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军政两界任职，1935年任北宁铁路局（原京奉铁路）局长。1937年4月北宁铁路足球队应邀去日本比赛，在东京和大阪四战四捷，日本人气坏了，年底以“为北宁队访日祝捷”为名设宴毒死了陈觉生。陈觉生死后，灵堂设在遂安伯胡同10号他的另一处住宅，葬礼规模之大之豪华轰动一时。

陈觉生之死肯定另有隐情，他死后22号被日军霸占，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军统机关，解放后没收充公，成了中国作家协会最早落脚之地。

1901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东交民巷划归使馆区，外国人纷纷来华，因为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王府井商业区，东单和南小街一带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洋楼随处可见，东总布胡同57号和32号是那时期的产物。

57号洋楼在豆坑胡同南口，建国后住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此居住，经常看见藏民擎着转经筒虔诚地候在铁门外等待摸顶赐福。

我印象里57号是幢暗红色二层楼房，院墙环绕，树影婆娑，大门偏向西南。现在楼房增至四层，院门面向正南，显然经过翻建，样子更像公寓或小型饭店，过去令人好奇的神秘感觉荡然无存。

1950年，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全家搬到东总布胡同32号。32号位于胡同中段南侧，洋范儿十足的门楼雕饰简洁流畅，街门东侧是车库，西侧是一排高大南房后身，院内二层洋楼黄墙红瓦，庭院绿树成荫安静典雅。1951年马寅初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倡导计划生育，发表《新人口论》遭到错误批判，1960年辞去校长职务，回到东总布胡同32号。

赋闲在家的马寅初没闲着，经过反复走访调查论证，呕心沥血创作出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专著《农书》，然而“摧枯拉朽”的文革来临，马寅初自知在劫难逃，悲愤之余，手炬百万字手稿，《农书》从此再也无缘面世。

东总布胡同与贡院为邻，贡院是古代举人会试考场，考官由朝廷高级别官员担任，清代主考官多是一、二品大员，因此东总布胡同大宅门多，尤其胡同东段，三四进的大四合院鳞次栉比，因为挨着考场，知识分子扎堆，文化氛围自然丰富，不然作家协会、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何以选择于此。然而几十年的拆建，许多历史文物无迹可寻，宽绰舒朗的深宅大院只余北总布南口孤独的21号。

21号位于北总布胡同南口外西侧，东墙在北总布胡同。建国后，21号是人民出版社宿舍，1968年劳动改造的诗人郭小川一度住在其中一间东屋。1976年底风闻诗人因粉碎四人帮饮酒庆贺，后吸烟引发火灾不幸去世。

据商务印书馆的老人的回忆，1954年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到北京，落户东总布胡同10号（新门牌19号），五、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美术出版社和版本图书馆四个单位共处一处，人称“十号大院”。十号大院坐北朝南位于北总布胡同南口外东侧，这是一座庞大阔绰的园林式建筑，前部分是碧瓦朱檐回廊环绕的四合院，后部分是清末民初改良的洋楼花园，东院墙外是北洋政府要员周自其的弘通观胡同4号。传说10号院曾是袁世凯买来送给他三姨太金氏的。

1882年朝鲜发生兵乱，清廷派兵平乱，23岁的袁世凯随军出征且机敏果断颇受赏识，平乱后留在朝鲜驯练军队。生性风流的小袁虽然已有一妻一妾，但在朝鲜也没闲着，回国时捎回来明成皇后的妹妹金氏和俩随身丫鬟。回来后看俩丫鬟晃来晃去的碍眼，干脆一并收了，并且取消主仆尊卑，按年龄排序，金氏反倒排在丫鬟后面成了三姨太，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风流倜傥的大帅哥袁克文便是金氏的亲儿子。

1937年北平沦陷，位于西城京畿道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被日本兵占领，艺专几经辗转搬到东总布胡同10号。1949年建国后，国立艺专迁往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和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合并。国立艺专搬走后，东总布胡同10号成立国家出版总署，1954年总署撤销，总署图书馆改为版本图书馆，这年由上海远道而来的商务印书馆在此落户，第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从灯市口搬了过来，1957年，和商务印书馆同时上海迁京的中华书局离开西总布胡同7号也过来扎堆儿凑热闹。为了出入方便，人美出版社和版本图书馆在北总布胡同新辟大门，这就是许多回忆文章提到的北总布胡同32号。六十年代以后，大院内各单位陆续迁出，只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直至2012年大规模拆迁时才移址东三环。

东总布胡同600余年历史，胡同建筑具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色，无论建筑角度，还是文化角度，东总布胡同都是北京最好的胡同之一。可惜的是，它扛过了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炮火，却毁于新世纪的建设。曾经有几十名作家联名呼吁保留历史文化价值丰富的顶银胡同和东总布胡同，然而在扭曲的价值观前，作家们人微言轻。梁思成有句名言：“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可悲的是，后悔的时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说东道西南小街（十一）：内务部街

禄米仓仓西夹道东侧是岁月沧桑四百年的明清两朝皇仓围墙，西侧是更迭了不知多少代的民居院落，夹道幽深，走在里面不觉有时光倒流的幻化，如果不是上学抄近路，我大概永远想不到去走这条夹道。

夹道有两条小巷通南小街儿，南边的是南井胡同，走进去发觉是条往回折返的小路，北边的小油房胡同狭窄弯曲，不走回头路，上学的日子我常常选择由此经过。

一次和业内同行聚会，聊起在北京二中上学的往事，一位哥们儿突然说二中是他们家的，我吓一跳，一口酒差点儿没喷了。他掏出身份证，我看到姓名一栏有“爱新觉罗”云云。后来知道这哥们儿算起来也是清朝XX皇帝的多少代孙。政策宽松以后，改名换姓恢复了皇族金枝玉叶身份，可惜大清没了，民国都搬走快七十年了，除了他自个儿陶醉那个他爷爷都没见过的朝代，没人对此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反倒引发了我去了解“他们家学校”和这条胡同历史的兴趣。

清朝时八旗分为左右两翼，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各设宗学一所，实际上是八旗子弟学校。二中前身是1724年成立的左翼宗学，校址在东四南大街，后来改为左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学后搬到史家胡同。民国时成为北平二中，1936年迁入内务部街原段祺瑞政府内务部。算起来二中至今已有快三百年的历史。

内务部街东西连接南小街和东四南大街，弯曲的八宝胡同通往北邻的本司胡同。内务部街在明朝时叫勾阑胡同，“勾阑”泛指娱乐场所，在这儿指的是妓院，显然，内务部街曾经是条花街柳巷，传说也是明朝一些皇帝经常光顾的熟地儿，清朝时改叫勾栏胡同，清末时还叫过民政部街，后因段祺瑞执政府的内务部在此，因此叫了内务部街。

老内务部的建筑与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异曲同工，都是清末民初时尚的欧洲古典风格，三个白色边框的拱劵大门，灰色的砖墙浮雕精美大气，记得在校时还爬上去打扫过卫生。近二、三十年，随着北京的大拆大建，二中也没搂住，老建筑一股脑拆除。后来又为了彰显二中“岁月悠悠，历经沧桑”的校史，复建了一个假大门，微缩景观般成为二中地标。

我是“文革”期间入学的，那时小升初采取就近入学方式。记得第一次走进二中校园，兴奋地经过“六座门”时，迎面而来几个老三届学生，其中一位“学长”说：“现在什么人都能进二中了”。我的激情一落千丈，我不否认，假设没有这场运动，我照样会考取这所学校，但是“就近入学”总归名不正言不顺，二中大概也没把这几届学生当回事儿，这批“文革产物”充其量算是“伪二中的学生”或是“二中的伪学生”。

如果将南小街定义为文化街区一点不过份，小街两侧分布了五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为附近学生入学提供了很宽泛的自主选择空间。一次途经内务部街，惊异地发现七十二中成为二中的操场，后又听说八大人（南竹竿）胡同的八十五中学成为二中分校，外交部街的124中学也合并到二十四中学，南小街由原来的五所中学缩减为现在的两所，北京市教委解释这种撤并目的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南小街的胡同里，我认为建筑之丰富，干面胡同首屈一指；四合院保护之出色，非史家胡同莫属；单独一座院落之庞大、之气派，恐怕没有超过内务部街11号的。

在二中上学的日子天天路过11号那座并不精致的如意门，除去知道它是部队宿舍外并没过多留意。引起我好奇的是多年以后看过一篇文章，11号原来是有四座广亮大门的四路并连的大院，里面分布着二十个院子，深处还有民国楼房。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将四座广亮大门改变了样式，大院庞大张扬的外观因之收敛不少。几个院子并连的大宅在北京也不多见，我只见过金鱼胡同五座广亮大门并连的清朝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那家花园”。

内务部街11号是乾隆时期一等诚嘉毅勇公、伊犁将军明瑞的府邸。据说，明瑞的姑姑是乾隆皇帝的皇后，叔叔是大学士傅恒，官二代沾皇亲，明瑞仕途顺风顺水，又伊犁平叛有功，不仅加官进爵，还赐宅今日内务部街11号将军府。后来道光皇帝的六女儿寿恩固伦公主嫁给明瑞的重孙子景寿，这里因此又称“六公主府”。民国初期，王孙贵族金枝玉叶们家道败落，将大宅卖给了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

现在的11号四座门宇依然可见改造的痕迹，西路大门改成大门套小门，低矮狭窄的许多；中间二路改为如意门，后封堵西门，东门11号是正门；东路大门改建成车库，现在出租给了一家餐馆。建国后11号院被部队占有，而如今已沦为居住成份十分复杂的大杂院。第一次进11号院从后门出来时懵圈，一时竟然不知身在何处，收废品的河南人告诉我是东花厅，并详解北边是演乐胡同，南边是本司胡同。

二中往西有一处西洋式花园建筑，以前是巴基斯坦大使馆。第一次见到巴基斯坦国旗是五十年代末，我哥带我到内务部街27号东城区图书馆借书，那面迎风招展的墨绿色旗子上一轮弯月和一颗亮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前我只认为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旗才叫国旗，以这种“不严肃”图案和颜色作为国旗感觉很新鲜。

巴基斯坦大使馆上世纪七十年代迁至东直门外，花园洋房目前是卢森堡驻华使馆。2015年北京青年报《民国早期洋楼怎么演变成胡同里唯一使馆》一文，对这座花园建筑有过介绍。

1936年天津商人王绍范一次买下内务部街10号、11号和本司胡同60号这一大片院子。王绍范老家山东，北洋时期他爷爷是湖北省督军，垄断军需、涉足金融、商业多领域，后来解甲归田定居天津。王绍范继承了他爷爷经商基因，北漂京城买下内务部街这片房地产，并将其中11号院改建为花园洋房。花园洋房分为前后两院儿，一百多间房屋。前院用来接待宾客，后院洋楼命名“颐寿堂”，29岁的王老板本打算将来在这里颐养天年，不过运气不好，花园洋房竣工之日，正是日本军队占领北平之时，新房无福消受，不得已，全家退回天津。1944年，王绍范将“颐寿堂”东边的10号院和本司胡同60号先租后卖给协和医学院。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41岁的王绍范突然去世，不得已，王家再次退回天津。

北京解放没经过炮火洗礼，清朝王公贵族和国府军政要员府第保留完好，新朝军政部门大肆接收豪宅大院为公产，内务部街花园洋房用来接待宾客的前院成为外交部家属宿舍，后院出租给巴基斯坦做大使馆。1965年整顿街巷胡同时，花园洋房改为21号，前院的外交部宿舍改为甲21号，被协和医院买走的10号院改为19号，连同后身儿的本司胡同60号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现为市卫生局宾馆。1980年花园洋房又租给卢森堡驻华大使馆。文章没有提及花园洋房产权的归属，但是显而易见，这座美丽精致的异国风情建筑群归属已是“皇家”而非王家。

内务部街甲44号和史家胡同55号原本是一个整体，不清楚什么时间为什么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个院子。一进和二进的组成的南院是史家胡同55号，建国初期统战部长李维汉居住于此，现为外交部宿舍；三进和四进组成的北院成为内务部街甲44号。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经住在史家胡同53号，内务部街甲44号是53号的西跨院，华国锋的卧室就在这座安静的跨院里。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移居中南海，80年代，53号被“妇联”改建成好园宾馆，内务部街甲44号则独立成院。1980年纪登奎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位，腾退了西城二层洋楼搬到内务部街甲44号。纪登奎和家人居住华国锋曾经住过的里院，工作人员住在外院后罩房。纪登奎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后代继续留居。

台湾作家李敖自述甲44号是童年旧居。二岁时李敖举家由哈尔滨迁到北京，借住内务部街甲44号外院后罩房，小学就读新鲜胡同小学，1949年全家去往台湾。

李敖回忆称，他的母亲曾经回到过北京，探望了他家以前住过的内务部街甲44号，回想当年十口之家仅她一人回来，曾经安静的院子变成了大杂院，内心极其伤感。不知李母何年回的北京，海峡两岸试航在上世纪末，正式直航是本世纪08年底，此时内务部街甲44号居住着纪登奎夫人王纯及其家人，不可能是大杂院。史家胡同51号章士钊旧居的后院，1960年分隔出来后成为内务部街44号，那倒是名符其实的大杂院，李母大概没留神走错了街门。

1949年离京赴台的还有住在甲44号往东六十米的39号的作家粱实秋。

粱实秋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学者，身后不仅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还有宏篇译作《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卷。

内务部街37、39、41号均为梁家房产，粱实秋生于39号中院西厢房，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几十年来，梁实秋深深怀念着北平和故居，尤其晚年作品充满对故乡的思念，可惜客死他乡，再没回来过。他在《北平年景》中抒发思乡之情：“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读来不禁令人心酸。

内务部街39号粱家老宅坐北朝南，对过是史家胡同47号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官邸的后身儿。史家胡同名不虚传，自古至今高官巨贾扎堆儿，说是北京城里即富又贵的胡同可不是瞎说的！

说东道西南小街（十二）：史家胡同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2001年章含之创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时对史家胡同拆迁充满了疑惑。

史家胡同西口路南二百米处有条狭窄而安静的死胡同，上世纪三十年代，信奉基督教的王明道夫妇将胡同里的42、43号自家私房用来基督徒聚会，成为北京东城相当著名的基督教会堂。王明道身处乱世，主张政教分离，北平沦陷以后，无视日伪恐吓，拒绝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解放后，继续坚持教会立场，不妥协新政宗教政策，1955年肃反中两口子双双以“反革命”罪入狱，42、43号两院全部房产做为“敌产”没收，以后成为孩子们课外活动的少年之家。

2001年以后，少年之家和以西大片四合院拆除盖起豪华大厦，八百年历史的史家胡同遭到肢解，世代安居于此的一百多户原住民背井离乡。42、43号真正房主王明道十年前“安息主怀”，至终没能讨回史家胡同自家的房产。

在北京胡同几近消亡的今天，残缺不全的史家胡同竟然成为北京“保留明清原貌”的胡同代表，可见，北京已经很难找到一条完整像样的胡同了。

史家胡同北邻内务部街，南邻干面胡同，东西连接南小街和东四南大街，胡同南侧有东罗圈和西罗圈两条小胡同通干面胡同。史家胡同高规格大宅门多，就现存四合院保护而言明显好于其它胡同。

有人认为史家胡同名称由来是因为胡同内有史可法祠堂，其实未必，明朝嘉靖年史家胡同已经存在，而史可法是明朝末年出现的抗清英雄，中间隔着五代皇帝百十年历史，因此“史家”大概不是史可法的家。

建国初期，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和“无主弃宅”大多做为“敌产”充公，史家胡同的大宅门换了新主儿，修缮维护自然不会怠慢，所以院落保护较好。单位宿舍大院和居民大院正相反，几十年来的自建泛滥和毫无品质的外来租户，院子早已破败不堪，即便内务部街11号布局规整、工艺精湛的“将军府”也沦为惨不忍睹的大杂院，因此，史家胡同称为北京城里即富又贵的一条胡同也不算过份。

我在二中上学时，课间操时间老师经常安排我们绕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跑一圈。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之间没有胡同相通，打算偷懒抄近路的无机可乘，其实这一圈加起来也不过1600米。那时我并不以为史家胡同有何特殊之处，就四合院规模而言，它不及干面胡同。干面胡同大院动辄四进五进，49号凌叔华故居竟然是六进深宅，后门是史家胡同24号，现在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凌叔华是上世纪20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父亲凌福彭清末代理过顺天府尹（北京市代市长）和直隶布政使（河北省副省长），北洋政府时期是北洋政界高官，有着近百间房屋的干面胡同49号是凌家私产。

凌福彭身居官场，对诗文词赋、笔墨丹青却深有兴致，常与齐白石、陈半丁、陈寅恪等名家交往，对凌叔华以后的创作和绘画极具影响。凌叔华早期文学作品被称为“新闺秀派”，和以冰心为代表的“闺秀派”，丁玲为代表的“新女性派”鼎足文坛。凌叔华与北大教授陈西滢结婚时，凌父将靠近史家胡同的后两进院子送给女儿陪嫁，成为以后北平著名的“大小姐家的书房”，齐白石、泰戈尔、胡适、徐志摩等是“书房”座上宾，和十年后北总布胡同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成为北平著名的家庭文学沙龙。

1947年，凌叔华随夫旅居英国，四十二年后，90高龄的凌叔华叶落归根，抱病回到北京，回到魂牵梦萦“家”，但引导她去的是史家胡同24号，而非出生地干面胡同49号。

干面胡同49号做为“二机部”的家属宿舍，已是惨不忍睹的大杂院，有关部门大概也羞于展示凌府充公后的落魄，所以引去相对好些的史家胡同24号。此时“大小姐家的书房”成为街道幼儿园，命若风烛的凌叔华被担架抬入时，小朋友们手捧鲜花莫名其妙地迎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凌叔华看着每一个角落都刻着自己青春记忆的故居，心中五味无人知晓，只听得喃喃自语：“妈妈等我回家吃饭”。六天后，一代才女驾鹤西去。凌淑华去世后，家人将早已充公的故居“捐献”给国家，并希望用于公益事业，因此朝阳门街道办事处用三年时间筹备，二年时间翻建，形成今天规模的史家胡同博物馆，也算是对逝者及家属的尊重。

2002年，“上海最后一代名媛”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令史家胡同声名鹊起；2009年，外交部状告“名门痞女”洪晃索要房产，史家胡同更是声名远扬。

史家胡同最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口北侧51号、53号、55号三座一字排开的大红门。

51号是国军中将李树春北京的私宅。抗战时期，李树春守土抗日九死一生，日伪曾拉拢过他，遭到严词拒绝，抗战胜利前在河南遭袭死于非命。建国后，李树春史家胡同私宅被没收，1960年，章士钊先生在毛泽东关怀下落户于此。

章士钊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建国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与毛泽东交情笃深。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在岳父杨昌济家结识章士钊，1920年，一批湖南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经费遇到困难，毛泽东向章士钊求助，章当即集资二万银元赠予。这笔巨款一定是帮了毛的什么大忙，为此感激不尽，开国大典不忘请章上天安门和“赠宅”史家胡同，并每年“还债”二千元至章命终。

章士钊入住史家胡同51号时因院子太大让出后院，没承想这一谦让不仅使51号院失去完整，还使分出去的后院沦为内务部街44号大杂院。章士钊过世，女儿章含之留居此院，不久外交部长乔冠华“入赘”51号和章含之结为伉俪。

洪晃是章含之与前夫洪君彦之女，出生在51号院，自称“名门痞女”。乔冠华和章含之去世后，外交部开始向洪晃索要房产，上演了一出轰动一时的“官告民”。洪晃自然清楚自己再痞也痞不过政府，落了一套住房和一笔补偿后“跨出厚厚的大红门”。

史家胡同53号是个传奇，居住过各色人等，据说住过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清末驻德国大使洪均和苏州名妓赛金花，国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陆军中将范汉杰，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最后，全国妇联拆掉广亮大门，建成好园宾馆。

“好园”西邻的55号四进院不知为何一分为二，分隔出去的三进和四进成为内务部街甲44号。华国锋在史家胡同53号居住时，甲44号是53号的西跨院，华国锋的卧房就在这座安静的跨院里。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移居中南海，内务部街甲44号独立成院，搬入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53号则改建宾馆。

55号建国后住过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当年李维汉、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们相约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是积极倡导者，但接受章士钊馈赠后突然放弃留洋返回湖南谋求大业。李维汉1964年被错误批判，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中关押近十年。史家胡同55号现为外交部宿舍。

史家胡同西口这三座一字排开的院落最初是清朝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府邸。乾隆中后期孙士毅军功卓著，阻止了台湾起义军攻占广东，平定了安南之变和西藏— 之. 乱，镇压了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因此封官加爵，赏赐史家胡同三路并连的大宅，这在清廷“汉官不得居住内城”限令下是非常罕见的。

史家胡同里国家领导、社会名流、文艺名人、医学泰斗、普通百姓，各色人等集聚，是北京其它胡同比不了的，也因此注定了即富又贵的身份。

47号两扇高大的灰色铁门取代了朱红木门，这里曾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北京和平解放功臣傅作义官邸。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不知在这座大门里渡过多少不眠之夜。47号往东一百米的41号，现在的红墙花园酒店曾经驻扎一支不寻常的部队，它是用来监视傅作义的特殊武装力量，北京和平解放后，这支部队拒绝缴械，最终寡不敌众被解放军收编。建国后傅作义任水电部部长，将47号捐出。傅作义搬离后住过国民党陆军上将，时任新中国林业部部长的刘文辉。刘文辉之后住的是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国家领导人荣毅仁。

35号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旧居。1949年周体仁参加北平起义，后赴云南策反滇军将领卢汉。建国后一直在原籍云南任职，直到1954年去世，可能再没回到过史家胡同。

23号高台阶如意门里曾居住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二级上将卫立煌，后来接替卫将军居住于此的是共产党中将、新中国第一任驻波兰大使彭明治。

33号是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旧居，8号住过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仁堂掌门人乐松生也曾居住史家胡同。

17号和19号以前是同仁医院院长、协和医院副院长刘士豪故居，六十年代拆除两院四十多间房子，盖起三层楼房成为交通队。

44号曾为三院并连带东花园的院子，虽然进深较浅，但三座小院加上花园却十分精致惬意，开国上将李天佑居住此院直到去世。80年代总参将老屋拆除盖起六层家属宿舍楼。

1949年，华北文工团一班人马住进史家胡同20号（老门牌56号）。团部在西堂子胡同1号原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官邸。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这就是后来被人艺老人称之为的“老人艺”。老人艺是综合艺术团体，话剧团无剧可演，演员们心情浮躁，于是之甚至想过转行。后来让演员们一炮而红，让人艺扬名立万的是老舍编剧，时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焦菊隐执导的话剧《龙须沟》，为此，老舍荣膺“人民艺术家”称号，焦菊隐也在1952年正式成立的“新人艺”担任副院长兼总导演。

焦菊隐与史家胡同有些渊源，传说他的曾祖父焦祐瀛曾经居住史家胡同，焦祐瀛是清朝咸丰皇帝临终前授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1861年慈禧宫廷政变，顾命大臣杀的杀贬的贬，焦祐瀛革职查办回了天津老家。1966年“老反革命”焦菊隐被赶出干面胡同21号独门独户小院搬进史家胡同20号。不知是造化弄人，还是历史开玩笑，相隔百年，焦家爷俩落难时一个搬离史家胡同，一个搬进史家胡同。

20号人艺宿舍南北连接史家和干面两条胡同，正门是早已堵死的干面胡同47号，史家胡同20号人艺宿舍楼房位置，是这座至少五进大宅的后花园。大院非常讲究，东侧一条夹道连接了各个四合院，游廊里花砖墁地，房屋前廊后厦。建国前，官僚大户纷纷出走台湾或海外，所遗房产一律视为敌产没收，20号由此成为人艺演员宿舍。

我在史家胡同寻找旧忆，宽阔的胡同南侧已成停车场，胡同不觉窄了许多。工人们在修补院墙和往漆皮脱落的街门上刮腻子，史家胡同的重点保护名不虚传。史家胡同虽然残缺不整，然而在老北京韵味荡然无存的今天，史家胡同，给北京人多少留了点儿念想。

后记

一条小街，说不完的故事，《说东道西南小街》介绍了十二条老胡同，有存在的，也有消失的，胡同是北京城的脉络，蕴藏着丰厚的历史，目睹了社会的沿革，衍生了北京的文化，衷心希望关心胡同的北京人别像北京的胡同一样与日俱减，因为胡同，北京人得以祖祖辈辈生生不息。这里要感谢“皇城根胡同串子”微信平台的推送！感谢南小街儿老街坊们支持！有朝一日，咱小街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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