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君听说，江湖上，

有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信条：

「如果你不知道某句名言是谁说的，

那一定是鲁迅说的。」

鲁迅曾说：

「杀1人为罪，屠万人为王，杀得万万人，方为王中王，王中王火腿肠，1节更比6节强，300年，9芝堂，治肾亏，不含糖，果冻我选喜之郎，郭沫若是狗，钱玄同是肥猪头，买房找我不迷茫！」

如此煞有介事荡气回肠，东方君差点就信了。

名人“被名言”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经常喜提“被名言”尴尬的马云、莫言、白岩松们还能出面辟个谣，而鲁迅、仓央嘉措、马克·吐温们却没有这种机会了。

网络检索固然便利，但是要想辨别真伪还真是个技术活。所以呢，少问度娘多看书，才能让我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不过话说回来——

郭沫若像“狗”，钱玄同是“肥猪头”，还真是鲁迅说的。

文 | 陶方宣、桂严

风一阵紧似一阵，槐树叶子落了不少，那棵高不可攀的槐树据说曾缢死过一个女人，黑夜里看上去阴森森的。

这天晚上许寿裳外出，只有鲁迅一人独居。他抄了一会儿古碑，忽然有点绝望，既绝望于自己沉寂晦暗的生活，更绝望于麻木、黑暗的中国，于是掷了笔，从琉璃厂搜寻来的旧典籍中找出一本佛经准备翻一翻。突然外面传来了狗叫。接着，一个沙哑的带着浙江口音的声音传过来：“树人，快喝住狗，来一百次也不认识人，真是一条瞎子狗。”鲁迅知道是老朋友钱玄同，就走出来喝住了狗：“谁叫你一回比一回胖？”

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石桌上，脱下长衫，就在鲁迅对面坐下，因为怕狗，并且相当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着。鲁迅嘲讽他说：“人都不怕你怕狗？”钱玄同喝了一口茶才平静下来，并不回答鲁迅的话，只是四下里看看。

这几年他每隔一段时间总会从北京大学那边过来，来绍兴会馆看看同乡兼同窗鲁迅。年复一年，无论春夏秋冬，古墓似的绍兴会馆永远不会有半点变化，变化的只是那棵缢死过一个女人的老槐树由落花变成落叶，还有鲁迅，由三十出头变成四十出头。

看看石桌上散乱的碑帖，钱玄同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他翻着鲁迅那古碑的抄本。鲁迅一下子变得气短，嗫嚅着：“没有什么用。”他不好意思说打发时间。钱玄同说：“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说：“我在编《新青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跟你说过几次了，你似乎总没有兴趣。”鲁迅想了想，说：“我看过你们的刊物，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认为钱玄同说得也对，他没有说话，和钱玄同默默地对坐着，在钱玄同告辞时，他说：“我过些天会写一个东西交给你们。”到下一次钱玄同再次出现在绍兴会馆时，他交给他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写《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先生。

也就是这篇《狂人日记》，将鲁迅一下子推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本来他是个暮气沉沉的家伙，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明明早就结婚成家，一个人在北平却像个孤老，不赌不嫖也不逛戏园、不搓麻将，似乎对一切都没有兴趣。那时候胡适、陈独秀、蔡元培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在北平正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他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大幕。或者说他在远远的地方眺望他们在灯光辉煌、锣鼓喧天的舞台上表演。

这篇《狂人日记》一下子将他和他们拉到一起，也让全中国的文化人知道了北平有一个老谋深算、深藏不露的厉害家伙。钱玄同后来回忆道：

“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鲁迅）尚未有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继而成为民国思想文化界的泰斗，钱玄同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钱玄同也就没有鲁迅。命运的阴差阳错是人生常态，命中注定鲁迅要在东京相逢钱玄同。那其实是他第二次赴日本，他们都是章太炎国学班的弟子。课余时约上许寿裳，几个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钱玄同那时候就比较胖，话又多，而且一旦说得嘴皮子发热就手舞足蹈，甚至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丑态百出。同学们就送了他一个绰号——爬翁。而因为胖，鲁迅在多年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臭他为“肥猪头”。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钱玄同的胖一直为同学们所嘲笑，但这一点没妨碍他与鲁迅成为好友。回国后他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尹默一起轮流编辑《新青年》，积极拥护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这时候鲁迅在教育部供职，他与钱玄同隔三差五地总要见上一面。不久鲁迅也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与钱玄同观点一致，并肩战斗，写出了大量反传统、反封建的犀利之文，同窗演变成战友，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上表现得最为真切。鲁迅曾致信胡适之：“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退之典故，与肉麻之语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对钱玄同的夸赞也就是对新文化的认同，“桐城谬种”是他们共同的观点之一，迈出这一步，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

人到中年的钱玄同。

鲁迅对钱玄同的观点极为赞同，包括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中两个人也完全站在同一阵营，他们一个称一个“烟鬼”，一个唤一个“爬翁”，这是“烟鬼”与“爬翁”的蜜月期。有鲁迅的支持，钱玄同越发走极端，仅仅是白话文无法满足他，他要废汉字汉文而倡罗马文，这一招着实激怒了那些老学究，他们放过胡适之揪住钱玄同，虽说不至于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却将他骂得狗血淋头。鲁迅又帮着他说话：“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文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1920年，钱玄同（右一）参加周作人苦雨斋聚会。

鲁迅移居上海后靠拢革命文艺，这样的左转让钱玄同大为恼火，他本来就生着一张乌鸦嘴，到处乱说鲁迅，讽刺鲁迅的“左翼公”为“左公”。

鲁迅虽然人不在北平，但是北平还有很多他的耳目，隔三差五地向他报告北平的人和事。对于钱玄同的流言他很感冒，第一次北上省亲时，在章太炎老师那里两个人冤家路窄。本来就对对方心怀不满，一语不合就吵了起来，直吵得面红耳赤，连章太炎都劝不住，饭也不吃了，不欢而散。

几天后在另一个场合再次见到，北平就那么大，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细说起来也没什么，钱玄同就主动上前打了个招呼，看到鲁迅放在桌上的名片，拿起来看了看，说：“你现在又用‘周树人’这个名片了？”鲁迅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主张废姓，曾经常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鲁迅出口真快，钱玄同的感觉也及时，马上神色仓皇、一言不发、溜之大吉。

两人都是书生意气，即便斗气也是书生风格，不玩心眼，也不搞阴招，不和就是不和，一切都放到台面上。“烟鬼”的火气很大，“爬翁”的犟脾气也不小，逢人就说鲁迅在上海发了疯，如同被鬼打了一巴掌。这些话自然也都传到了鲁迅耳朵里，以至于鲁迅在评论钱玄同的为人时说：“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鲁迅在这里言过其实，钱玄同善空谈、喜做惊人之语这固然不假，但并非不做实事，终其一生，还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也不能否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更何况他还培养了一个著名的儿子：钱三强。

鲁迅第二次北上省亲时，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当时北大不少学生打算请鲁迅来演讲，但是他们找不到鲁迅的地址，希望钱老师帮个忙。钱玄同狠声狠气地说：“什么姓鲁的，我不认识他。”到这里，两个人的关系彻底结束，老死不相往来。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钱玄同发表了《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关系之后，对鲁迅谈了“三长三短”的看法。

“三长”是：一、治学最为谨严。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的痼疾。

“三短”是：一、多疑，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有恶意，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轻信，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其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鲁迅去世三年后，钱玄同因脑血管破裂病逝于北平，“爬翁”终于爬过奈何桥，见到了“烟鬼”，不知道这一对冤家在天堂是否会握手言和了。

本文摘选自《鲁迅的圈子》，删改较多，更多内容请查阅原著

《鲁迅的圈子》陶方宣、桂严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