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印象里，读汪曾祺的文字，常常能读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恬美，如此彻底、带着凌厉，很难归属一类，却偏偏就是汪老的作品。

《愿少年乘风破浪》带有极强的网络风格，如果不是看到“汪曾祺著”，大概会错失一本好书。

这本收录了汪老童年时的家庭、故乡，求学时候的老师、同学，以及自己读书、写作、绘画经验的众多散文，是他自身成长轨迹的梳理，也在文字的缓缓流淌中看到，老一辈人遇到困境、不如意的应对，值得深思。

01

汪曾祺的父亲，结过三次婚。

他是一个顶聪明的人，会画画，会刻图章，会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

但最厉害的是，他与儿子的相处方式，“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他的一句名言。

十几岁的汪曾祺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每次喝酒，都会给他倒一杯，抽烟也一次拿出两根，他一根，儿子一根，还总是先给儿子点上。

但他关心学业，虽不强求，但能够指点。汪曾祺写字不错，写过《多宝塔》之后，父亲建议练《张猛龙》，成就了汪曾祺字的风骨。

孩子总会从父母身上学到第一课，这种亲而不疏、保持个体独立的亲子关系，恰恰是家庭里最为珍贵的。

在文章里，汪曾祺写道：“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对儿子的恋爱，他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他始终相信，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设计。一个用自己的理想模式去塑造孩子的父亲，是愚蠢且可恶的。

在这种关系下长大的汪曾祺，即使面对父亲结婚3次，也依然能够和父亲和乐相处，有着健康的人格和成就的人生。

02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挫折。

求学时候去到昆明，在敌机轰鸣、资源匮乏中艰难学习，后来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再后来关进牛棚。被平反后，因为他的艺术工作，还被邀请至天安门城楼。

在这些曲折动荡里，他始终平静旷达、积极乐观，贾平凹说他：“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在西南联大，课桌是没有的，用三个肥皂箱一摞，上面一个是书桌，下面两层当书橱、衣柜。那些年他们就在这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

条件艰苦就罢了，即使学校南迁到昆明，也挡不住日军的轰炸。在雷海宗的课上，他问同学们上次讲到哪里，一同学打开笔记告诉他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同学们跑警报都跑出了经验，预行警报是不跑的，听到一短一长的空袭警报，才动身。就在这种担惊受怕、恐惧与无畏中，联大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汪曾祺在《跑警报》中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征不服的。

他的同学，有人在警报中用逻辑学推理，捡到了两块金子；有人在乒乒乓乓的爆炸中，淡然熬莲子，更多的是泡在周边的茶馆里，养浩然正气，交流学习，接触社会。

环境不好，条件差，但人的志气不减。

03

在汪曾祺的文字和求学中，一定不可避免的人就是沈从文。

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带着孩子气地宣布自己是沈从文的“得意高足”，足以见沈从文对他的影响甚大。

从《边城》到《湘行散记》，沈从文善写秀丽的山水景，但在写景的背后，也有众人看不到的目的。

“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即使我们只读了风景，沈从文也在写景背后倾注了心血。

“一首诗或者仅仅二十八个字，一幅大小不过一方尺，留给后人的印象，却永远清新壮丽，增加人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汪曾祺写道，沈先生的散文不是晋人的山水诗，不是要引人消沉出世，而是要人振作进取。

受其影响，在日常的物品写作中，我们能读到汪曾祺平实朴素的语言，也能透过食物风景，看到他对万物的喜爱，高邮的鸭蛋是念念不忘的。

沈从文教课，一再表示“要贴到人物上去”，吵架并不是两个聪明的脑袋辩论，而是考虑到人物生活的环境、说出的语言、他的立场，真实的去表现人物。

读汪曾祺的短篇，往往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看来“得意高足”是名不虚传的。

所有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结交的朋友、遇到的人，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构成，最终决定你会成为怎样的人。

汪曾祺一生坎坷，但始终开明乐观，清新淡雅的风格里，也有如栀子花香那般直爽，这都是他。

书以《愿少年乘风破浪》为名，想必也有借汪老的经历和文字，向年轻的朋友传达出迎风破浪的豁达和勇气之意，希望迷茫的、受到挫折的你，能读一读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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