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斯兰】

今年以来，“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面临外汇匮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严峻问题，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的逐步攀升也导致其政坛震动不断。

政府方面，内阁20多名部长4月3日晚集体辞职，斯里兰卡总统呼吁议会各政党加入内阁共同应对危机，但未得到积极响应。议会方面，42名议员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执政联盟在斯里兰卡议会225个席位中已不占多数。

与此同时，印度部分媒体毫不意外地将斯里兰卡当前的政经危机原因归咎于中国。

比如《印度斯坦时报》记者希希尔·古普塔（Shishir Gupta）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三国陷入连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部分印度媒体人看来，斯里兰卡之所以有今日下场，正是因为背负了巨量的所谓中国“债务”，致使其政府无法承担基本的公共服务功能。

斯里兰卡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印度在斯里兰卡危机期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构陷又为何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一探究。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斯里兰卡将暂停偿还所有外债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根源

本轮斯里兰卡政经危机，究根到底源于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不合理。

具体来看，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

2009年后，也就是其国内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斯里兰卡因公共基建和零售贸易等经济活动日益兴旺，迎来了8%以上的高GDP增长率。然而，其国内市场规模终究有限，投资基建和国内消费不足以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

时至今日，斯里兰卡经济更为依赖出口贸易和旅游业。受疫情影响，旅游业自然受损；而出口贸易，斯里兰卡的出口产品主要为纺织品、茶叶和橡胶，其中纺织品和茶叶占该国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流入斯里兰卡的最大外汇来源。然而，随着孟加拉国和肯尼亚等低收入国家开始以更便宜的成本生产进入这些产品领域，斯里兰卡的国际市场份额正不断受到挤压。

其次，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其国内并未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

斯里兰卡在冲突结束后的高经济增长率主要归功于投资及消费，但由于政府未能优化国内收入格局，因此穷人们并未从这波经济增长浪潮中得到多少益处。

数据显示，2016年，斯里兰卡底层40%的人仅拥有全国14.1%的收入，前20%的人拥有50.8%的国民收入；而到了2019年，斯里兰卡国内收入，前20%的人拥有51.4%的国民收入，其他阶层的收入则略有下降。可以说，斯里兰卡基尼系数随经济增长不降反增。

这意味着，从经济层面来看，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动中产阶级群体规模的扩大，反而削弱了其国内抵御经济风险的韧性。

从政治层面来看，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惠及中下阶层，扩大选民群体。人民收入水平不见改善，对政府的支持度就难言坚挺，也容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影响，自然也就为“债务陷阱”论孕育了流传空间。

4月2日，斯里兰卡民众排队购买燃油（图自澎湃影像）

再次，税收改革拉低了斯里兰卡的宏观调控能力。

众所周知，税收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从2010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常居高位，斯里兰卡政府的税收规模却一直保持较低水平，斯里兰卡税收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20.4%下降到2014年的10.1%，达到历史最低点。

虽然在2015-2017年间政府通过税收改革简化手续，税收一度有所增长，然而，2018年胜选后，拉贾帕克萨政府修改税法，降低收税水平，包括将增值税从15%降低到8%、降低所得税率、废除按收入支付（PAYE）税和废除预扣税（WHT）等措施，导致斯里兰卡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暴跌至8.4%，降至历史低点。

这意味着，政府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受到掣肘。

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外部压力。

一方面，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斯里兰卡的主要外汇来源——外国直接投资（FDI）、侨汇和旅游业——都受到巨大冲击，几近枯竭；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俄乌局势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抬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而工业基础薄弱的斯里兰卡，不少物资又有赖于从外国进口。

一进一出之间，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便陷入困境，困境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的广大斯里兰卡中下阶层更容易对社会痼疾、现状心生不满，经济危机便转化为政治动荡。

印度在斯里兰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面对如此困境，斯里兰卡政府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外部救助。作为斯里兰卡的重要邻国，印度始终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动态。尽管斯里兰卡是周边小国，但在印度战略界看来，斯里兰卡的国内危机可能会对印度产生多层次影响。

一方面，印度战略界认为，斯里兰卡的稳定与否与印度利益息息相关。

一个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斯里兰卡能够保证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稳定；一旦斯里兰卡政治动荡，经济凋敝，不仅国内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动荡乃至颜色革命，更将为大国介入提供空间。这可能阻碍印度主推的“科伦坡安全会议”（CSC）机制进一步发展，破坏印度主导环印度洋地区合作的图谋，不符合印度作为一个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的利益和期待。

另一方面，斯里兰卡变局让印度看到了机会窗口。

执政的拉贾帕克萨政府尽管在再次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加强对印关系，但始终难以受到莫迪政府的信任。而当前斯里兰卡国内的动荡局势却为印度重塑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良机。即便不能完全清除他国对斯里兰卡影响，通过援助和合作在危机时刻加强对斯影响力，以更好地平衡中国，对印度来说也是不错的选项。

在这两种心态交织作用下，印度在斯里兰卡危机期间的做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印度强化对华“舆论战”，对华进行全方位围剿。

第一步，印度持续不断地利用“债务陷阱”论渲染抹黑中斯合作，影射中国是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幕后黑手。

如上文所述，印度精英认为，斯里兰卡能有今日，皆因中国引诱斯里兰卡过度借贷，致使其不得不向中国支付巨量贷款及利息，消耗了斯里兰卡有限的外汇储备，从而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危机。

第二步，印度指责中国对斯里兰卡困局“见死不救”。

印度媒体一直宣传，中国是斯里兰卡陷入“债务陷阱”的“始作俑者”，对斯里兰卡援助又被动迟缓，甚至作壁上观，而“友好邻国”印度不仅向斯里兰卡提供2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更提供粮食、化肥、能源等其它援助，协助斯里兰卡应对危机。两相比较，印度才是斯里兰卡“可靠的伙伴”。

第三步，印度渲染中国对斯“霸凌”。

通过媒体舆论大力破坏中斯合作，炒作《科伦坡港口城法案》使港口城成为“法外之地”“避税天堂”“洗钱中心”，渲染我在斯“海外殖民”。中斯“肥料风波”期间，印度开动媒体机器，指责中方利用“在斯巨大经济影响力”“双方不平等的国家实力”，胁迫斯接受“不合格”肥料。

二是软硬兼施，对斯里兰卡进行“有条件援助”。

招数之一是对斯“趁势施压”。

2022年1月，印度有关人士表示，印度对斯里兰卡的任何财政支持都必须在油库协议签署后进行。最终，印度仅以9亿美元信贷援助，就获得亭可马里油库项目落地。

在未来，这一项目既能深度影响斯本土能源需求，为印度取得在斯里兰卡博弈的主动权；又可辐射印太航运和海上合作，加强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

另一招是“借机敲打”。

2月，印度趁对斯里兰卡提供5亿美元信贷援助之际，“希望”斯里兰卡政府尊重国内少数族裔权利，借斯里兰卡内政问题敲打斯里兰卡。

再就是“借势捆绑”。

印方借斯里兰卡国内危机抛出所谓“一揽子计划”，包括增加对斯里兰卡信贷额度、扩大对斯里兰卡食品燃料出口、推动印斯本币兑换等，希望从财政和货币两方面深化印斯经济捆绑，并且撬掉中斯能源合作项目，以印斯能源合作项目所代替。这显然有利于推进印度在斯里兰卡投资项目落地，增加斯里兰卡对印度经济依赖，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事实上，中外学者早已反复证明，中国在南亚并未构建任何“债务陷阱”。而迄今为止，印度精英仍对这一概念喋喋不休，无非是出于对中印自身实力差距的焦虑，以及对中国与南亚国家正常合作的忧惧。

结语

从印度对斯里兰卡的言行来看，其大肆宣扬的所谓“可靠性”和“邻国优先”，都需要邻国作出令印度“满意”的让步和条件才能乞得微不足道的些许援助，这些不过是掩藏其趁乱牟利图谋的文字游戏，更未将维护斯里兰卡主权独立纳入考量。

这种“趁火打劫”的渔利心态并不能帮助邻国，更远非真正的“邻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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