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军报·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段江山

张富清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94岁的老兵张富清在家人的搀扶下，从轮椅上起身站立，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刻，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这一天，是2019年7月27日。距离他上一次站立在天安门广场，已经过去了66年。

就在前一天，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张富清受邀参会。

会后，习主席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作为全国退役军人的杰出代表，张富清老人和其他四位老兵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

见到习主席的那一刻，张富清庄重地敬军礼。虽然退役转业到地方已经64年，但他依然保持了军人本色。

94岁的张富清紧紧握着习主席的双手，激动地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党培养的，我要跟紧党走，做一名党的好战士。”

“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习主席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深情地说。

那天，人们注意到，坐在习主席身边的还有另外四位老兵——90岁的朱再保、85岁的崔道植、83岁的王於昌和王成帮。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与名的事迹，人们已经熟知，这位老兵的故事却少有人了解。

梳理这四位老兵的故事，记者发现，他们与张富清的人生轨迹虽有不同，却都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军人的初心本色。

“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朱再保

老兵朱再保很忙。虽然已经是90岁的高龄，但他身板硬朗。他挎着资料包，骑在自行车上匆匆赶路的瘦削身影，是左邻右舍对他最深的印象。

开展爱国主义宣讲、调研环境污染情况、普及环保知识、帮扶困难群众……为了这些公益事业，朱再保忙了几十年，足迹踏遍了岳阳的铁山水库、洞庭湖畔、学校机关、贫困家庭。

“我是死过几回的人，得把一天当两天过，抓紧时间给社会做点贡献！”这种紧迫感，源自朱再保过去的经历。

“我6岁放牛，12岁做长工。那时家里穷得要借粮过活，但借一担谷子要还三担，感觉干一辈子也还不清。”朱再保回忆说，“解放后，家里的生活一天天变好了，我心里对党就有了一份深情。”

1951年2月，为了报答党恩，已经任区团委书记的朱再保参军入伍，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金城战役中，朱再保所在部队担负排雷任务。战斗打响后，他与战友们迎着炮火奋勇前进。

硝烟散尽，我军取得了金城战役的胜利。朱再保身边的很多战友不幸牺牲，他的右膝盖骨也被炸伤。

“捡回一条命”的朱再保回望战场，暗下决心“：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替他们更有意义地活着。”

战争结束后，朱再保回到祖国继续从军。此时，另一场生死考验悄然降临到他的身上。

1966年，朱再保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做了胃和横结肠的切除手术后，医生预言他活不过5年。

为了让朱再保安心养病，部队将他安置在岳阳军分区离职休养。

考虑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更有意义地活着”这个信念就像战鼓催征，催促着朱再保到处“找事做”。

他主动为驻地附近一所中学义务打扫厕所，就此与学校结缘。自荐成为该校的校外辅导员后，他开始为学生讲红色故事。

随着时光推移，朱再保不仅打破了医生的预言，战胜了病魔，还在另一个“战场”上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有意义的战斗”——

他受邀成为市区100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全市校外总辅导员。除了开展红色教育，他还在各个学校宣讲环保知识。几十年来，他在学校作了3500多场次的宣讲，编写宣传材料150万字，印刷并免费发放600万份资料。

1989年，希望工程启动。朱再保当年就资助了临湘县横铺乡11个村子的52名失学适龄儿童，让他们重返校园。

这些年，朱再保累计募集捐款600多万元、大米400多吨、物品80多万件，累计资助临湘、平江、华容、钱粮湖等地3万多名贫困家庭孩子上学。

时至今日，无论在环保还是扶贫“战场”，这名高龄老兵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态，追求“更有意义地活着”。

“我的生命、我的知识，都是党给我的”

崔道植

凌晨2点多，哈尔滨市松北区的一家老年公寓，910房间的灯亮了。

老兵崔道植悄悄起床，踮着脚走出卧室，打开电脑，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开始工作——他怕惊扰了还在熟睡的老伴儿金玉伊。

“生命规律就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了……我想赶快把这几十年的积累整理出来，希望对后面的同志有用。”作为共和国的权威刑侦痕迹检验专家之一，崔道植盯着电脑里纷繁复杂的图片模型、统计数据、案例分析等资料，紧张地忙碌着。

从志愿军战士到刑事技术专家，崔道植在人生的“两个战场”都战功赫赫。今年85岁的他，仍忘我工作。他传奇的一生，就蕴藏于这浩如烟海的数据资料中。

袭击军警、持枪抢劫杀人……“白宝山案”被列为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轰动全国。

当时，北京、新疆两地都发生了涉枪大案，但现场除了几枚残留的弹头和弹壳，别无线索。

北京和新疆，相距3000多公里，两案是否有关联？没人能够说清。

在案件侦查工作陷入瓶颈的关键时刻，身在黑龙江的崔道植连夜飞赴乌鲁木齐。经过三天两夜的鉴定，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北京、新疆两地的弹壳为同一支步枪发射，可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

“这是一个对案件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鉴定！”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副巡视员班茂森说，正是基于这个鉴定，警方找到了侦查工作的准确方向，并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凭借超群的技艺、多年的实战经验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崔道植解开了一个个惊天大案的谜团。他也被公认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这样一位警界传奇英雄，心中也有自己的“定海神针”。采访中，崔道植重复最多的话就是“报答党恩”。

“我是一个旧社会里贫苦农民家的孩子，童年忍饥挨饿，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统治。新中国成立，人民得到解放，对我来说就是重生，我的生命、我的知识，都是党给我的，我要报答党恩。”崔道植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终于挺直腰杆，更加觉得党的伟大。

1949年，15岁的崔道植成为一名儿童团团长。从那时起，他就立下志向：今后要参军，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要入党，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吉林梅河口，朝鲜族青年崔道植报名参军。因为工作需要，他被分配做了一名朝鲜语翻译员，为抗美援朝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5年，崔道植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与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结缘，开始在新的领域继续冲锋。

如今，85岁的崔道植仍在刑侦一线日夜忙碌。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曾经的诺言：“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召唤，我将立即起身！”

“在部队受了20多年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王於昌

一大早，老兵王於昌就开始了晨练。岁月不饶人，他坚持了大半辈子的3公里晨跑，现在改成每天3公里快走。即便如此，看到他稳健迅捷的步伐，还是很难让人相信他已经有83岁的高龄。

“老王早啊”“老书记早”……一路走街串巷，其他早起的路人看到王於昌，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只是相比以前，大家的眼里更多了份崇敬。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於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直到这次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大家才知道，王於昌原来是曾参与击落U2飞机的大英雄。

当时，王於昌正在某地空导弹部队担任加注技师。打U2飞机的任务下达后，他随部队千里奔袭，和战友们一起在东南一带做好伏击准备。

接到行动指令后，王於昌按规程快速展开加注作业。由于他在行动中超标准地提前完成了加注作业，为导弹搜索和击落目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王於昌共参与了两次击落U2飞机的行动，均出色完成任务，被授予一等功。

1972年，已经升任连长的王於昌转业。回到地方后，他从未向其他人提起过自己这段辉煌的军旅经历。

“一方面是保密需要，不能讲。另一方面，我毕竟开始了新的工作，以前的事没啥好炫耀的。”王於昌说。

转业后，王於昌起初在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做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主要负责卖布。不仅没有了干部身份，工资也比当连长时降了一大半，但王於昌并没有拿出自己曾经的战功去要待遇，而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凭借自己的勤学苦练，王於昌很快从营业员升任人事秘书股长，后来又担任了副经理。

担任领导职务20多年，王於昌一直掌握着给职工们定级调薪的权力，但他从不以此为由吃拿卡要，也从未接受任何吃请送礼。

“我一辈子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参与应酬，大家都知道我的原则是‘一切按文件办’，所以都对我很放心。”至今，还有很多老同事感激王於昌当年的秉公办事。

现在知道了王於昌服役期间的辉煌战功，大家对他的敬重，就更增添了一份崇敬。然而，每当有人说他是大功臣，王於昌就急得直摆手：“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20多年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这个信念，源自王於昌幼时的经历。

“在旧社会，我家是全村最穷的。”那时候，王於昌的父亲在地主家当长工，全家近10口人就靠2亩薄田过活。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王於昌家一下子分到了10亩地，他的父亲还当上了农会主任。

“我对党有着很深的感情。如果不是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家也不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翻身。”从屡立战功的优秀军人，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营业员，数十年来，王於昌始终坚守了一名党员的初心和本色。

“宁愿死在绿化事业上，也不死在病床上”

王成帮

吃过早饭，老兵王成帮穿上旧军装，背起水壶干粮，拿着植树工具，从库尔勒市区的家中出发，搭1个多小时公交，赶往郊区的苗圃基地。

公交车向前行驶，途经穿城而过的孔雀河。从狮子桥到建设桥的河段，两岸柳树摇曳。这些柳树有一个与老兵共同的名字：成帮柳。

“成帮柳”是新疆巴州地区唯一以人名命名的树种。给柳树取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当地老百姓对王成帮为绿化事业所做贡献的特别褒奖。

早在参军入伍时，对种树的执念就已经深埋王成帮的心底。

1956年，20岁的王成帮从甘肃参军来疆，服役于原陆军某师十团。

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边疆，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的那17天给王成帮带来极大震撼。一个概念在他脑海里生发：“在新疆，树是人们生活的命根子。没有树，人就不能生存。”

“新疆需要树，这里的人民需要树。”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王成帮给自己布置了一项额外任务——利用训练间隙种树。

为了保证树种发芽，王成帮曾用嘴尝土，以此判断盐碱地的含碱量，确定科学的种植方法。

为解决树苗来源不足的问题，他在戈壁滩上不断试验扦插繁殖方法，并将其传授给当地老百姓。

担任师副参谋长后，在组织部队训练的间隙，王成帮依然坚持种树。他带领官兵和驻地的阿格乡栏杆村村民栽下的10多万棵树，早已成为库车县却勒塔格山下的一道风景。

退休后，王成帮放弃了回家养老的安逸生活，选择继续投身新疆绿化事业。

1993年，王成帮来到新疆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基地，作为一名不要工资的“临时浇水工”，一干就是9年。期间他带领民工改造基地水井10口，修建蓄水池13个，为基地节约资金200多万元，植树150多万株。

结束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基地的植树工作后，王成帮回到了妻子张春英工作的库尔勒市，在市园林局继续干起了义务绿化的工作。

2005年，王成帮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半年”。

即便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王成帮也不忘打电话安排种树的事情。刚接受了一个多月的治疗，他就急不可耐地提着箱子回家，继续赶往苗圃基地种树。

他在日记里写道：“宁愿死在绿化事业上，也不死在病床上。我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为这块绿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

王成帮一心惦记着种树，病痛被抛在脑后，病情奇迹般地没有继续恶化。

这些年来，王成帮在库尔勒植树育苗近百万株，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绿化情况。而这一切的初衷，只因王成帮时刻铭记着他作为党员的初心。

小时候，王成帮跟着母亲四处乞讨为生。直到1949年9月17日那天，他听大人们说，“民乐县解放了，共产党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很快，王成帮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悲惨的童年总算结束，他也记下了共产党的恩情。

参军第一年，王成帮就光荣入党。从在党旗前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决心这一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在这片土地上植树60多年，不求任何回报。有人称赞王成帮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这是老百姓给我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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