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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党史博采
叶剑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下了丰功伟绩。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讲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事情过去几十年以后,他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闭幕讲话),还不时引起热议。
闭幕讲话是怎样起草的
关于闭幕讲话,由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叶剑英传》是这样记载的:“12月13日,叶剑英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了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解放思想三个问题。他说,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有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革命事业总要后继有人。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他接着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还向全党提出了勤奋学习、解放思想的任务。他说,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要大力提倡勤奋的学习态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讲话的全文,编入了1994年出版的《叶剑英选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叶剑英的这个讲话仍然在引起一些人的关注。特别是有人发现其中的某些内容,很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讲话,大都是有专门的班子、或者专人起草。当然,外国领导人也是这样。
因此,了解闭幕讲话是谁起草的,是依据什么思路起草的,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个讲话、以及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年来,围绕着闭幕讲话的起草人及其过程,出现了这么几种说法。
一、胡耀邦起草的,或者是胡耀邦找人起草的。
胡耀邦之女满妹(李恒)在《思念依然无尽》中写道:“父亲根据这一情况(即中央工作会议由讨论经济转为全面拨乱反正——引者注),对他原来为叶剑英起草的,准备在12月13日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
《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韩洪洪著)则说:“胡耀邦对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也作出了贡献。据于光远回忆,他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帮助起草讲话稿,这个稿子就成为了叶剑英闭幕会讲话的基础。”
在这里,韩洪洪依据的是于光远的回忆。那么,于光远是怎么回忆的呢?于光远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是这样写的:“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
2016年1月出版的、张黎群等人主编的《胡耀邦传》写道:“胡耀邦为起草叶剑英的讲话稿,花费了很多精力;叶剑英本人一再修改,推敲。”
然而,自称是参与叶剑英讲话稿起草的叶剑英女儿叶向真的回忆,和前面四本书的讲法则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胡耀邦找人为叶剑英起草的讲话稿,叶剑英并没有采用。叶剑英最后采用的讲话稿,是他自己重起炉灶搞的。
二、叶向真谈“11月稿”“12日稿”和“17日稿”。
2008年12月,叶向真的《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发表在《财经》杂志第26期上。叶向真称:我现在保存的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草稿中,完整的稿子有三份。按时间顺序,一份是题为《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草稿)》的铅印稿,共11页,(下称“11月稿”)。另一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稿,最后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稿”,共16页,(下称“12日稿”)。第三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铅印稿,共16页,(下称“17日稿”)。
叶向真回忆,“11月稿”是胡耀邦11月15日要中央党校的阮铭为叶剑英起草的。其内容一是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二是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该稿写道:“这次大革命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大事。群众发动起来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提高了,党和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三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四是强调民主的重要和安定团结的重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的民主。”这篇讲话稿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等重大问题没有论及。
◆1978年,叶剑英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由此可见,“11月稿”基本上沿用了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论断和思路。在这个稿起草工作完成后的近20天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央工作会议突破了原来定的议题,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在这种形势下,叶剑英自然无法使用这份讲话稿了。于是,他决定重起炉灶,自己组织人来重新起草讲话稿。
从11月25日之后到12月12日,由叶剑英口述,叶向真和刘诗昆参加的“12日稿”完成。叶向真回忆:“12日定稿时,玉泉山的‘秀才’胡绳到军科二号楼参加了讨论。同日晚9点、10点左右,我和刘诗昆专程到邓力群处,请他对讲话稿提意见,帮助把把关。邓对稿件观点没有提出意见,纠正了几处字词的用法。”
至于“17日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由三中全会秘书组印发的正式文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发给与会人员的。这个文件稿在“12日稿”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删改了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比较敏感的问题,也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是根据叶剑英以前多次讲话的精神,增加了一大段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话。
后来收入《叶剑英选集》中的这篇讲话,对12月17日三中全会正式印发的文件稿又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在段落安排上也作了一些变动。主要是,讲话中有三处涉及华国锋的地方被全部删除。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当着全体与会同志的面,公开作自我批评,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主席给我们作出了榜样”等文字被删去。另外,“12日稿”和“17日稿”中都有的赞扬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勇于自我批评的一段话,也被删去。
三、邓力群、朱佳木和胡乔木与“12日稿”和“17日稿”。
2008年9月,先后担任胡乔木和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写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版。朱佳木称,他亲历了“12日稿”最后的修改过程。他回忆道,1978年12月12日晚,他有事到邓力群家。刚要离开时,叶向真和刘诗昆进来,请邓力群修改“12日稿”。朱佳木也留下来一道参与修改。夜里12点多,叶剑英又亲自给邓力群打来电话,说请他帮忙。修改工作持续到13日凌晨3点。邓力群将稿件的五个部分调整为三个部分。朱佳木提出了添加一句关于民主的内容。第二天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完后,要求在印发前一定要请胡乔木再改一下,于是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并添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另一段是关于检察机关、法院和人民民主权力的。这就是“12日稿”和“17日稿”的定稿过程。胡乔木、邓力群和朱佳木提出的修改内容,在后来收入《叶剑英选集》中的讲话中都可以看到。
根据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胡耀邦找人起草的“11月稿”,由于没有触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等重大问题,不能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因而没有被叶剑英采用。叶剑英另外组织人员写出了“12日稿”,并请邓力群作了修改。“17日稿”是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后印发的。
闭幕讲话为何未入选“重要文献”
2016年,两篇关于叶剑英闭幕讲话中高度赞扬习仲勋的文章分别在《党史文汇》和《同舟共进》两家杂志刊登后,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同舟共进》的文章的作者引用叶向真的回忆,说,关于习仲勋的这段是叶帅定稿的时候自己添加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会议结束后的公开稿(即“17日稿”——引者注)中,又把这一段去掉了。而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选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以下均简称“重要文献”)中均没有收录叶帅的这篇重要讲话。关于《同舟共进》文章的说法,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叶向真在2008年的文章中说,“17日稿”仍然有那段习仲勋的内容。因此,此文以叶向真自己文章中的说法为准。
叶向真在2008年的《财经》杂志上的文章,提到了未入选“重要文献”,但未说明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前后,还有其他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在2009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刊发的“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一文中,就有人提出,“叶帅的报告是当年中央工作会议三大报告(另两篇即华国锋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之一,是一篇今天看来仍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性文献。当时没有说哪一篇是主报告。1982年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没有收录叶帅的报告,德平同志的文章恢复了当年的历史真相,这是一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这里说的胡德平的文章,指的是发表在2008年10月2日《南方周末》上的《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
闭幕讲话为什么没有入选“重要文献”?还有,为什么后来还删掉了关于习仲勋的那一段?
如果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背景中去,答案应该是不难找到的。
“重要文献”是最早的反映新时期党的路线、理论、方针、政策的重要文献集,收入从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至1982年8月的中央决议、决定、指示、通知,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谈话、书信和文章等。此书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需要指出的是,从1978年11月至1982年8月,中央领导的人事出现重要变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华国锋由于“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明显地违背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而主动要求辞职。接替这两个职务的是胡耀邦和邓小平。
1981年,为了方便党员和干部了解和掌握中央精神,中央文献研究室报请中央同意,选编“重要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出“重要文献”送审稿后,胡耀邦在看完稿件后写下了一段很重要的批示:“为了便利于查阅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规定和阐述,为了便利于党内同志考查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的重要言论,我赞成编辑《三中全会以来》这部重要文献的汇编集和选编集。”
从胡耀邦的批示可以看出,编辑“重要文献”的目的,一是有利于学习和掌握中央的精神,二是要让中央领导的讲话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现在再看这篇闭幕讲话,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因素,影响了入选“重要文献”。
第一,在“17日稿”中,叶剑英赞扬了习仲勋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但是,他在讲话中,使与会者更难忘的是他对华国锋的自我批评精神的“非常感动”和称华国锋为“榜样”。华国锋那时是党中央的主席,习仲勋是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两人都有自我批评精神,但在当时,两个人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到了1982年编辑出版“重要文献”时,中央人事已经变动,论及华国锋的话题是很有敏感性的。如果把这个有赞扬华国锋内容的文献选入,显然不合适。后来1994年编入《叶剑英选集》的这个讲话稿,没有保留赞扬华国锋的内容。同样体现自我批评精神的习仲勋的一段,也就没有保留下来。不过时过境迁,关于习仲勋的一段,现在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
第二,一些后人,例如胡德平,评价闭幕讲话的最大亮点是叶剑英谈到的反封建内容。当时的背景是,在闭幕会上,第一个讲话的华国锋说“四人帮”搞的是封建法西斯的独裁,是第一个谈到了“封建”的。第二个发言的叶剑英,在谈完“文革”的封建法西斯造成的危害后,说道:“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我们的同志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只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最后讲话的是邓小平。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纲领性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见《党史二卷》第1060页)。而这个讲话,没有提到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讲话稿中,谈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极其严重时,曾经有“因此比旧式的封建官僚主义还厉害”一句。但在定稿时把这句删掉了。由此可见,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并不是中央的精神,至少不是主要精神。
“重要文献”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收入本书的文件,均按原件付印。”如果“17日稿”被选入,按原件付印,显然不合适。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叶剑英没有用胡耀邦找人起草的那份讲话稿,但并不等于他们之间对那时的形势和任务看法不一样。他们相互信任,有很多共同语言是公认的事实。据叶向真回忆,当“12日稿”出来后,因为对个别内容仍然拿不准,叶剑英在12月13日上午请胡耀邦来看,胡耀邦看后表示同意。因此可以说,虽然叶剑英的讲话稿是自己重新搞的,但其中的很多内容,肯定是两人的共识。
闭幕讲话虽然没有入选“重要文献”,但叶剑英关于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在“重要文献”中的其他文献里都得到了体现,例如他代表党中央在国庆三十周年所作的报告,凝聚了全党的共识。这个报告发表后,党内外、国内外的反映都很好。这个报告在谈到封建主义时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还没有抵御和防止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这种严重袭击的准备。现在,它已经战胜了并且正在由此学会怎样防止这种袭击,因而将变得愈来愈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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