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188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詹家山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詹大悲，湖北蕲春人。记者，革命家，中国民主革命烈士，辛亥革命先驱。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年代，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当时的湖北是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

詹大悲在黄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秘密研读《革命军》、《猛回头》等进步书籍，逐渐倾向革命，产生了爱国反清思想，并和宛思演、方子樵、梅宝玑、何亚新等同学一起组织证人学会，积极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

1908年，他因宣传革命被学校开除而离开黄州到武汉，进入武昌自治研究所学习，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在交谈中詹大悲认为：革命活动必须要有报纸进行鼓动，从唤醒国民，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

后詹大悲被聘为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报纸《商务报》的主笔。从此，他踏上新的征途——以新闻做职业的爱国反清的革命生涯，利用报纸宣传革命，以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清政府的腐败而喧腾于报界。

由他主编的《商务报》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版，很快成为湖北新军中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战斗舌喉，进而大肆鼓吹革命，言论激昂，抨击无所忌讳，深得民心，风行江汉，被报界誉为“革命先锋”。

群治学社是清末湖北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8年12月13日，于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

1910年，《商务报》因大力谴责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及群治学社的暴露，即遭查封，詹大悲应邀担任《大江白话报》主笔，兼发行人。

其时，汉口发生了英国巡捕无理打死人力车夫事件，反动当局通电全国各报不得评价此事。各家报馆噤若寒蝉，唯詹主编的该报“据实直书，无所畏惮”，著文指出“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无能是分不开的”，因而获罪于中外反动派。

该报经理畏祸弃职，报纸被迫停刊。詹遂于1911年1月3日将《大江白话报》改名为《大江报》，充做宣传阵地，并成为他亲自发起和主持的文学社的机关报和战斗工具。

同年7月26日，詹大悲为支持和声援湘、鄂、川、粤人民反卖国争国权的保路运动，在《大江报》上刊出黄侃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和《亡中国和平也》两篇时评，号召“爱国志士”、“救中国之健儿”造成“极大之震动”，奋起进行“极烈之改革”，“以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抛弃和平的幻想，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该文刺中了清政府的要害，反动地方官吏终日惶惶，畏报如虎，恨报入骨。湖广总督瑞澂见报惊恐万状，立命封报捕人。于是，《大江报》即遭查禁，詹大悲和编辑何海鸣也同时被捕。

博尔济吉特·瑞澂，清末大臣。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之孙，黑龙江将军恭镗之子。

他虽在狱中，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与常到狱中探望他的革命党人分析形势，及时了解外间情况，运筹革命大计，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迅速联合起来，力图大举，终于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提前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詹大悲被迎出狱。他以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为主，组建汉口军政分府，自任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领导汉口军民首当其冲支援前方战争，筹措军费军粮，组织调派民军，抵御清军的反扑和北洋军阀的进攻，屏障武昌。

他出狱后，对起义军的行动和武汉三镇的形势极为关切地说：“武、夏一衣带水，岂有闭城造反而不急遣一兵占领汉口乎？”次日，起义军迅速渡江攻战汉口，及时扫除了市内残余敌人，维护市面秩序和治安，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深受汉口军民的拥戴。

然而，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等人对詹大悲“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虑，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驻汉鄂军支部，仍以詹大悲为支部长，专管政事。”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派其心腹张景良任汉口军事临时总指挥。

在抵御冯国璋部时，张景良非但不督战力拒，反而通敌策应，致汉口30日陷落。詹大悲依军民所请，立斩张景良而后上报，遂为黎元洪不容，密谋缉杀詹大悲。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 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

詹大悲在新军中所进行的长期有效的革命活动，不仅保证了辛亥革命首义的成功，而且促进了全国的响应。他所领导的汉口军政分府，在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时人称誉詹大悲“在武汉鼓吹筹策之功，与江河不朽。”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詹大悲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湖北省议员。

“宋教仁案”以后，詹大悲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兴师讨袁主张，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王宪章、温楚珩等密商在汉首先发难，议定由“詹、杨等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秘密内应”，后被黎元洪侦破，并悬重赏缉拿詹大悲。”

“二次革命”期间，他又分别在江西和南京赞助李烈钧和黄兴的讨袁军事活动，遭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加入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后奉孙中山之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划起义，由于计划泄露，王宪章在上海惨遭杀害，詹大悲侥幸逃脱，再走日本。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詹大悲再次归国，拟返鄂发难讨袁世凯，1916年1月16日至上海后被捕，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王宪章，贵州安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到上海，事泄被捕。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詹大悲与何成浚、蔡济民、潘康时等研究护法军事斗争问题，经他与孔庚的共同努力，终使北洋军八师师长王汝贤通电停战。

后詹大悲被派往川边，从事争取川军的工作。次年，桂系军阀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迫孙中山辞职离粤。詹大悲不满桂系军阀的专横跋扈，于1919年到上海住在李汉俊的家里。

由于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二次革命”的夭亡，护法战争的挫折，因此思想十分苦闷。

他同董必武、李汉俊一起研读了很多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并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受到鼓舞，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革命的力量。

1919年10月，孙中山再次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詹大悲随之转党。次年冬，詹又返粤协助孙中山重建军政府，任大本营宣传委员，并受孙的指派，二次进川，联络川军，策应北伐。

1922年6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避难永丰舰50多天，詹大悲为追随者之一，并对孙说：“革命而不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徒为军阀造机会而已。”

陈炯明，广东海丰人。 粤系军事将领，中华民国时期军政代表人物之一。

孙中山深以为然，点头答是，并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后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次年，詹大悲奉孙中山之命赴泉州，与何成浚共商讨伐陈炯明事宜。

1924年1月，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帮助，在广州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

詹大悲由孙中山指定为湖北代表，出席大会并参与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等工作。他积极支持和赞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保证大会任务的完成作了不懈的努力。

1925年初，詹大悲任国民政府刑事审判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事。这年秋，广东革命军东征，他奉命前往江西，联络方本仁合击陈炯明。

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四面包围，方本仁对广州国民政府实行的政策持怀疑态度。

在詹大悲的耐心解释和劝诫下，方本仁疑团冰解，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从而使广州国民政府东北方面有了一个屏障，为东征陈炯明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本仁，湖北黄冈人。1925年，兼任东南五省联防军江西军总司令。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合击陈炯明。

孙中山逝世和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新老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这时，詹大悲与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联名发表《反段（祺瑞）通电》。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詹大悲与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努力，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詹大悲作为鄂军特别党部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到会代表推为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各代表团“联合办事处”主任。

会上，通过了由他负责起草的大会政治报告和由他提出的针对“西山会议派”非法活动，速予纠正居正等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等决议案，及由他提议的制止蒋介石作完军事报告全体代表起立致敬的错误做法。

会上，詹大悲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与各方联络。

同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詹大悲又从上海辗转广州，一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赶到长沙北伐军总司令部。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胡宗铎是桂系早期的骨干将领。

他抱病跟随胡宗铎部作战，出没枪林弹雨之中；他身先士卒，不佩带符号，经常深入到兵营和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昌时，他不时视察火线；汉口光复后，他代表总司令部慰问刘佐龙部……詹大悲在士兵中拥有很高的威望。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詹大悲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多年的城市。从此，他在这里为了解放民众，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坚持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党权，反对个人独裁；筹划市政建设，廉洁奉公，竭心尽力地工作，成绩卓著。

他先后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省官产清理委员会主任、建设科长、矿务局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

詹大悲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及三中全会上，站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边，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主张“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及军事人物，任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他目睹蒋介石践踏党纪，无视中央，深刻认识到办党的重要性，尤其是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对待革命成败的极端重要性。

他辞去了一切兼职，集中精力领导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亲自制定详细的党务工作计划，在组织内设训练干事，对党员进行政治测验和登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清理了一些猖狂反对“三大政策”的反共分子，吸收了大批革命的工商业者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次日，詹大悲主持召开了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并与在汉的其他中央执委委员和国民政府军委委员联名通电讨蒋介石。

通电历数了蒋介石的反共事实，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并通告下级党员一致反帝、反蒋，去此总理之叛徒，民众之蟊贼。

5月10日，詹大悲在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须加强国共两党联合的必要。

针对武汉内外的国民党右派攻击湖北省政府对工农革命运动“不加制裁，致革命更加困难”的谰言，他指出：工农运动的兴起，此种现象，并不是不合于革命的需要的，因为要摧毁封建的基础，绝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过去的政治环境，人民丝毫不敢反抗，要使民众认识自己的力量，用其力量造成新的环境，因此，对工农运动不能压抑。直到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的那一天，他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上大声疾呼要“加紧农工运动”。

汪精卫，又名汪兆铭，出生于广东三水。中国头号大汉奸，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詹大悲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在新的复杂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的立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利用蒋介石、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市党部和政府内的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斗争。

在西征军未到汉的前夕，他同董必武、李汉俊下令将当时在汉被捕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名全部释放，掩护了一大批在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党人。

詹大悲在武汉的言行，深为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右派所仇视。9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詹大悲的“附逆嫌疑”的决议。11月西征军进汉，满城贴满了缉捕詹大悲等人的标语口号。

12 月27日下午5时许，詹大悲、李汉俊等被胡宗铎部以“赤化分子”、“共产党首领”和“图谋暴动”的罪名逮捕，当晚9时许詹大悲、李汉俊壮烈牺牲。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临刑前，詹大悲对同捕的潘怡如、危诰生二人说：“吾辈欲与枭獍同群宜有今日！尔等如幸免，须秉承总理遗志，继续国民革命。”至此，詹大悲走完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全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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