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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最简单的辞职报告〕纺织厂员工辞职报告?

时间:2023-04-08 05:39:14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从99年进入工厂到现在二十多年,感觉身边都是我们80后同龄人,90后、00后根本不愿意进流水线。”在山东一家纺织企业工作二十多年的80后女工王玉说。

“钓鱼要先打窝,不是甩钩就能钓上鱼来的。在我们这儿,招不到工人的厂子一大堆,工人挤破头皮托关系抢着去的厂子也一大堆,工厂得想想自己的原因。”在浙江一家隔热板制造厂工作的90后男工张鹏说。

“都说电子厂待遇好,我就从一家食品厂跳槽来了。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压榨员工,就是厂里女多男少太严重了,找不到对象让我发愁。”在河北一家大型电子厂工作的00后女工李爱说。

3月,一条“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人大代表建议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工厂招工难又一次引发热议。

制造业对年轻人真的失去吸引力了么?二十多年来流水线员工有哪些变化?年轻人不愿进厂除了待遇还有其他原因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找了80、90、00三代流水线工人,聊聊他们的故事。

王玉 80后 1999年进厂

纺织企业 多次辞职又返回

2017年的一天,王玉和几个女同事去一家商场购物,在一个化妆品柜台前试用时,她感觉导购员似乎有些敷衍。试完起身去其他柜台时,王玉听到两个导购员窃窃私语,“这几个人一看就是厂里的,不会买这么贵的化妆品。”

那是王玉第一次感受到外界对“厂里人”的歧视。她当时无法理解,自己没有穿工服,导购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她是“厂里人”。

王玉所在的县城有一家“巨无霸”企业,涵盖纺织、钢铁、氧化铝等轻重工业,工人最多时达到接近二十万。

1999年,未满十五周岁、读初三的王玉辍学进入纺织厂。王玉还清楚记得自己进厂的原因,她羡慕厂妹每天穿着新衣服、踩着高跟鞋的样子。作为农村孩子,进厂意味着有大把的零花钱、洋气的打扮和更自由的生活。那些年,很多和她年龄相仿的小女孩进厂,“年满16周岁,初中毕业”两条明面上的要求很容易通过特殊手段绕开。

王玉还记得第一次发工资时的喜悦,记得自己穿上高跟鞋时候的兴奋,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穿着“土里土气”的学生,她满满的骄傲。穿着工服走进街边的店铺,老板都十分热情,在大家眼里“厂里人”是有钱的象征,要努力巴结。

这种优越感持续了十几年。2010年之后,随着经济转型,纺织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步开始走下坡路,工资待遇原地踏步。同时,本地商业的发展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进厂不再是不读书的年轻人唯一选择。王玉发现,十几年过去了,自己身边的工友几乎全是同龄人。“当初厂里最多的是刚进厂的十几岁小孩,后来都是二十几岁的熟练工,现在是三十多的工人最多,算起来全都是我这波人啊!这些年偶尔也进来一些小孩,不过没有本地人了,全都是从外地更穷的地方招来的。”

2017年在商场遭遇“歧视”之后,王玉留心观察过一阵,发现这种歧视无处不在。和外面朋友吃饭时很多人都劝她离开,“厂妹”似乎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职业。这种“歧视”和鼓动下,从小爱美的王玉从工厂辞职,应聘做了一名服装销售。

“转行之后,我一下子明白当初店员为什么能认出我是厂妹了,因为我也能一眼认出谁是厂妹。表情木讷、不自信是所有厂妹的共同特点。表情单一是因为常年面对流水线,缺乏交流,不自信是工厂严格管理下的下意识反应,害怕出错、害怕领导、不敢直视别人眼睛。”

做服装销售几年里,王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自信了,敢于打扮、敢于表达,敢于和陌生人主动说话,说出自己的观点。“当然了,这些年网购对我们小县城冲击越来越明显,加上疫情影响,实体店日子很难过,没准过些日子我就重新回工厂了。但出来这几年,我肯定是不后悔的。”

张鹏 90后 2015年进厂

浙江某隔热材料厂

张鹏来到浙江7年,换过很多个工厂,在如今这家隔热材料厂工作已经三年多,是他入行至今做最久的一份工作。他说,这家工厂很特别。

张鹏的工作是制作隔热粉,分白班和夜班,白班早上来了拿原材料称重、配比,配好料之后放入原料仓,这一天的工作就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打扫卫生、检修设备。配料反应完成后,晚班的同事上班就可以开始磨粉,工作同样只在前半夜就能基本完成,之后继续打扫卫生、检修设备。

实际上,老板完全可以让夜班的人前半夜磨粉,后半夜放料,这样白班就可以上午磨粉、下午放料,产能可以翻倍。如果担心产能过剩,也可以砍掉一个班次的工人,只用白班,早上放料傍晚磨粉。但老板没有这么安排,他的解释是生产保留余地、保证设备正常运转。这个制度下,每个班十二个小时,张鹏实际工作时间不超过一半,“打扫卫生、溜达巡逻如果不算工作的话。”

厂里原本是三班八小时工作制,十二小时的制度是张鹏这些流水线工人自己提出的。工人发现八小时工作下来并不辛苦,如果白班替中班同事加班前4个小时,夜班替中班加班后四个小时,中班的人就可以休息一天,然后在上班时加班四个小时还回来。这个调整下,每个工人就由原来的每天八小时,变成上两天十二小时、休息一天。起初,只是熟悉工人之间这样换班,后来工人们建议老板直接改成上二休一、每班十二小时,老板欣然同意。

“你们没想过,这么汇报上去,老板会觉得你们工作量不饱和,增加工作量或者裁员么?”我问张鹏。

“没想过,我们没那么多花花肠子,老板也没说这些,还夸我们干活知道动脑子。”

这个“不懂得提高生产效率”、“不知道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厂,这些年几乎没有遇到过用工荒,也几乎没有招聘需求,因为工人流失很少。“按说我们这种粉尘很大的厂子,又脏又容易生病,都是偏远山区的外地人才干,但我们厂像我一样的外地人很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浙江本地人。找工厂的一个规律,本地人多的厂子,待遇不会坏到哪里去。”

在浙江工作很多年,张鹏对流水线用工荒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虽然工厂一直喊着招工难,但对工人来说找个好厂子也很难。待遇好、不压榨员工的厂子,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想进去都非常难。

而招不到人的工厂不外乎两个原因,钱少、事儿多。

张鹏做过最不满意的工厂是一家染布厂。他的工作是负责几台机器,忙到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工人闲暇时间必须站在机器旁边,不能坐下,领导巡视只要发现工人坐下就会罚款。除此之外,去厕所也要严格限制时长,超时同样要罚钱。这些张鹏都忍下来了,直到一次不明不白的罚款彻底惹怒了他。

有一天,领导告诉张鹏,他负责的一块布出现瑕疵,罚款500。张鹏询问具体是哪块布、哪里出了问题、布在哪儿,领导说布已经销毁,经查就是张鹏的责任。这让张鹏无法接受,一番争吵后,他愤而辞职。工厂最后还以旷工为由,扣掉他半月工资。

“这种厂子,永远会招工难。”时隔多年,张鹏依然愤愤不平。

李爱 00后 2016年进厂

某电子厂员工

李爱前些天刚和同事吵了一架。

起因是两人同时负责的一批主板。主管检查时,发现一批主板部分焊接存在问题,需要返工,这批主板出自李爱和同事负责的流水线。主管找到两人,要求返工。

同事坚持错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是李爱的问题,应该由李爱返工。实际上,两人在同一流水线工作,很难区分具体责任出在谁身上。

两人大吵一架,但没有改变一起返工的要求。

虽然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李爱已经在各种工厂混迹多年,应付这种甩锅早已驾轻就熟。她的经验是无论是不是自己的责任,绝对不能主动认账,要把责任分散到更多人身上。平时无论关系多好,在关键时刻绝不能心软,该争就争、该甩就甩。

“那批主板到底是不是我的责任,我也说不清楚,但就算是我的问题只要没证据也不能承认,只能是流水线上所有人的责任。”

李爱如此在意甩锅,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被罚款,虽然在这家大型电子厂,罚款少之又少,但这个习惯还是保持了下来。

此前在一家服装厂和食品厂工作时,被罚款是常有的事情。衣服有线头、针线不整齐、食品包装不合格,领班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进行罚款。李爱她们能做的事情不多,除了尽量保留证据,另一个办法就是甩锅。能甩给别人就甩给别人,甩不出去就把责任分摊,推给更多的人,法不责众。在李爱看来,罚款很多时候都是故意找茬,毕竟小厂子多罚工人一分钱,老板就多留下一分钱。这种情况下把责任分摊是很好的自我保护,因为老板怕惹众怒,一般不会集体罚钱。

两年前,李爱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这家大型电子厂。她跳槽的初衷是听说电子厂收入高,招工的人向她保证保底6500。入职之后她才发现,6500是全勤并拿满所有补贴之后的收入,是最高收入不是保底收入。这个“小小的欺骗”李爱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她发现在这儿管理虽然严格,但很少会罚钱。

“焊接的手机主板出了问题,该返工返工,不能返工的就报废。非人为原因的报废不追究工人责任,工人存在明显违规导致报废才会罚款。”对于不爱罚款的原因,李爱和同事们商量了很久得出结论。小厂罚款会直接进老板腰包,主管一般都是老板亲戚朋友,所以都热衷罚款;大厂罚多少钱,都进不了主管的腰包,罚款就真的只是督促你别出错的手段了。

李爱在这里看到的另一个不同是固定工资而非计件制。虽然有一定的工作量考核,手速快的员工也更容易获得奖金和晋升,但多焊接几个主板并不能直接获得更多收入。领导给大家解释说,计件制会让工人把心思全放在手速上,主板焊接、摄像头安装、音响安装等都是精细活,配件也不便宜,计件制会增加损耗。对李爱这些工人来说,固定工资压力就小了很多,每天不用玩命工作,只要不出错就能拿到满额薪水。这也让李爱失去了未来跳槽的动力。

李爱说,自己对这儿都挺满意,除了女多男少找不到对象这事。“估计以后辞职也是因为这个,整天在厂子里见不到外人。厂子里本来男的就少,大部分条件还不好,哎!”

“你在北京接触人多,回头你遇到好的帮我留意着点。”采访最后,李爱还忘不了嘱咐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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