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1月13日文章，原题：他们视我们为敌人：校医与新冠肺炎战斗，还有愤怒的父母 上个月，俄勒冈州西部一名初中生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校医谢丽·麦金太尔隔离了该学生的20多名橄榄球队友。按照当地的规定，他们至少10天内不能返校。一些家长接受不了，他们告诉麦金太尔女士，要吊销她的护士执照，或者指责她侵犯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利。该地区另一名校医在隔离排球队员时也面临类似的愤怒。今年秋天，面对家长们的一再敌意后，他们开始锁上办公室的门。麦金太尔女士说：“他们打电话，说我在毁掉他们孩子的运动生涯。他们视我们为敌人。”

疫情期间，校医在确保学校开放和学生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因执行公共卫生政策而受到指责。校医们说，今年的新学年是最难的。学校基本全面开学了，其中许多位于德尔塔毒株激增的地方。他们要比以往处理更多的新冠病例和隔离工作，以及应对更多愤怒的家长。纽约州迪尔帕克的校医霍利·乔维说：“我称自己为消防员和牙医，因为我觉得自己整天都在‘灭火’和‘拔牙’。”他们感到筋疲力尽，不堪重负。有的人表示，第一次讨厌自己的工作，而有的则打算辞职。这加剧了疫情前就存在的校医短缺问题。

疫情暴发前，校医的工作就已远远超出处理操场上擦伤的范围，包括处理慢性病，如糖尿病和癫痫病；进行视力、听力和脊柱侧弯检查；确保学生接受最新的疫苗接种和体检；协助为残疾学生制订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帮助学生处理压力和焦虑，等等。现在，他们还要管理患病学生所处的隔离室，进行病毒测试并记录结果，追踪接触者，同时努力安抚担心的家长，并时刻掌握经常变化的卫生规则。

华盛顿州的校医朱莉·斯托约翰每天都要处理各种表格，有出现新冠症状的学生、家庭成员检测呈阳性的学生以及被标记为病例密接者的学生，所有这些都有不同的隔离和检测要求。她说：“我累坏了。原本希望今年会好一些，哪知道更糟。”当有学生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时，斯托约翰女士就要开始费力地追踪，其中可能包括确定该学生在午餐时或在校车上坐在谁的旁边。

这场疫情还把校医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公共卫生使者，特别是当他们告诉家长孩子必须待在家里两个星期时。路易斯安那州的校医安妮·勒伯芙说：“他们恨你，冲你吼叫，指责你制造恐惧。”她说，自己每周要哭好几次。校医们也强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有敌意，他们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到沮丧和不安。勒伯芙女士说，有一些学生因为反复接触和隔离，缺课的时间比上学的时间还多。

去年，新泽西州卡姆登的校医罗宾·科根为美国各地的校医开办了一个网上支持小组。她说：“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校医们分享自己的经历。比如说：好难啊。辞职信已经写了10次。我马上就要交上去了——谁能劝劝我，帮我再熬过一天？”但也有的校医受够了。麦金太尔女士表示，她将在12月开始一份新的工作，担任手术室护士。（作者艾米丽·安塞斯，陈俊安译）

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