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报纸投稿供出一套房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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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视了，头发稀疏了，也心灰意冷了。我切身体会到了这份职业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纸媒从辉煌走向末路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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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1日，在33岁生日当天，我走进厂长李明的办公室，将辞职报告递到了他手中。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这家已经有24年历史的国营棉纺织厂工作，一转眼已满10年。棉纺织厂有1300多名职工，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最大的一家企业。我在织布车间做保全工，带出过十几位徒弟。半年前，李明曾暗示，说等干部调整时提拔我当车间副主任。车间副主任的奖金系数要比普通职工高出0.2，很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

李明把我的辞职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拧开钢笔，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以后可别后悔。”

我豪情满怀地说：“不用考虑了，我决定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李明又问：“辞职后你准备干嘛？”

我底气十足：“当自由撰稿人，就是靠写文章拿稿费混饭吃。”

听到这儿，李明二话没说，刷刷刷地签下了字。

决定丢掉铁饭碗，并不是我的一时冲动——从1995年起，我就开始写作了。

那一年，厂团委办了一份油印的刊物《经纬》，上面除了刊登一些厂里的动态、工作经验、先进人物的文章外，还开辟了一个文学栏目。团委书记、也就是《经纬》的主编钱江龙是我的好朋友，一天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学稿，不然，刊物就要开天窗。于是我花了一个晚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雨夜》。

文章在油印刊发后，好多同事都说写得不错。我心里得意——既然大家都说好，文章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我干脆把稿子誊抄了一遍，装进信封，寄给了市报的文学副刊。

半个月后，《雨夜》变成了铅字——既然市里的报纸能发表，省里的报纸似乎也可以试试，于是我又把稿子寄给了《浙江日报》的文学副刊“钱塘江”，只过了一星期，文章也见报了。

市报的20元稿费和省报的40元稿费是同一天汇来的。纺织厂的收发室就在大门口，全厂职工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桌子上两张浅绿色的邮政汇款单相当显眼，让我很出了点风头——在我们厂里，之前还从没有人赚到过稿费。

写文章不仅能出名，而且还有稿费，我来劲了，晚上也不太出去玩了，全用来码字。

我运气不错，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废稿，全都能够发表出来。一个月下来，多的时候能发表20多篇，少的时候也有10多篇见报。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96元，在当地已经算高的，但我每个月的稿费，平均起来差不多有500元。

经常去收发室拿汇款单，我心里爽了，有些同事心里就不爽了，到车间、厂部告状，说我不务正业，把精力用在搞“私有制”上面。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持有这种观念，再说，我写文章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他们如果不嫌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纺织厂里女职工多，自从我有了稿费收入，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经常来找我借书看——借书是幌子，目的是想跟我套近乎，我还能不知道她们的心思？

1998年春天，我跟纺纱车间的质量员周韵确定了恋爱关系。周韵长得漂亮，厂里厂外追求者不少，能看上我，这跟我会写作、能赚稿费有很大关系。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我对周韵夸下海口：“现在我一个人赚的比双职工还多，你干脆辞职算了，我养你。”

周韵笑笑：“我们厂效益还是不错的，真要把这份工作扔掉，我还有点舍不得。”

到了2000年，我的工资已经涨到720元，每个月的稿费收入也已经达到了1500元左右，已经是工资的一倍多。我想，如果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写作上面，赚的稿费肯定翻番。而且当时“自由撰稿人”已经成了一个新兴的时髦职业，我了解到有几位知名的自由撰稿人，在多家报刊上写专栏，每个月稿费轻松过万，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我选择在生日那天辞职，就是想寓意着未来将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从厂长办公室里出来，我抬头看了看天，是那么的宽广，我相信，自己会成为那只在天空中自由快乐飞翔的小小鸟。

2

张重是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他也十分喜爱文学创作，但发表的不多。在了解到我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级报刊上后，他常上门来和我交流探讨写作心得。时间一长，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那天，张重得知我辞职要当自由撰稿人的消息后，认为我太草率，不仅失去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还要自己缴纳，压力可不小。我拍着他的肩膀让他放心，说等一个月后，我把稿费收入统计出来，保证让他吃上一惊。

张重说：“写作毕竟不是流水线作业，万一到了才思枯竭的时候，没有稿费进项，吃饭穿衣又照样要花钱，你怎么办？”

“我相信自己不可能混到那一步。”

张重摇摇头：“你也别太自信了。这样吧，我们电视台新闻栏目最近要扩版，需要招聘几名采编人员，你先进来干着，把业务熟悉起来，再做出点成绩，到时候我跟领导说说，争取半年之内把你的身份问题解决了。我们电视台是事业编制，财政兜底，旱涝保收。再说，在新闻单位从事采编工作，接触的人和事会特别多，这对你以后的写作大有帮助。”

事业编制算个啥？即使是行政编制的公务员，跟我们企业的工资也差不多。我谢绝了张重：“你是我的好兄弟，不过，我真的不想再过朝八晚五的生活了，我现在就想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赚更多更高的稿费。”

以前写作是爱好，现在为了生存而写作，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

我觉得要想长久地干下去，就得给自己立几条规矩：一是每篇文章都必须追求质量；二是坚决不写有违法律法规、有违良心的文字；三是坚决不抄袭、不洗稿。

以前我写作用的是钢笔和方格文稿纸，写一篇稿子，经常涂涂改改，有时候连自己都认不出。誊清时，担心编辑老师看不清楚，影响采用，只好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1000字的稿子，差不多要抄上半个小时，时间一长，手指也结了厚厚的老茧。我一咬牙，拿出6000多元钱，买了一台联想电脑和一台打印机，鸟枪换炮，开始了电脑写作。

用电脑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篇叫做《微笑如花》的随笔，850字。当我看到稿子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时候，就认定它会给我带来不错的收益。我将它一共投寄给了22家大大小小的报社，见报16家。等稿费陆续汇来，我一统计，这篇稿子给我带来了快800元的进账。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每天写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发表10个地方，每篇稿费算它40元，一个月下来我也能赚1万多元，比在工厂里累死累活干一年还多，太振奋人心了。

我写作的主要方向是散文、随笔、小品、杂文、评论，供给各地日报、晚报的副刊。虽然杂志的稿费要高出不少，但我很少去写——杂志要求的稿子，篇幅较长，故事奇特，一般要3个月才知道是否采用，文章发表出来，又要等一个周期，稿费来得就更慢了。若是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写出来的杂志稿子不被采用，损失可不小。

自由撰稿的头一个月，虽然没有拿到想象中的1万元稿费，但也赚了7000多元，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但很快，就有读者开始陆续投诉我一稿多投了。

一次，我在天津一家党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隔了10天，我又把稿子投给了天津一家著名的晚报。几位读者看到后，打电话给报社编辑。编辑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指责我一稿多投的行为，并告知要停发稿费，并把我列入报社“黑名单”。

其实，很多像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对一稿多投是持保留态度的。毕竟有的报社开出的稿费实在太低，作者辛辛苦苦写出的一篇千字文，才给5元的稿费。连一些编辑对作者一稿多投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退而求其次，只是要求同一个省份或者同一个城市不要再投。

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全国有报纸近2000份，只要有好稿子，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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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是纸质媒体的黄金时期，新创办的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每份报纸都是越出越厚，需要大量的稿子填充版面，我如鱼得水，用自己的稿子在全国各地报纸上“攻城掠地”。

那段时间，我每个月的稿费收入都在7000到10000元之间。在给自己缴纳了养老、医疗保险后，还买了3份商业保险。

到2000年12月份，我已经攒下了4万元稿费。当时，我们县城的房价每平方米900元左右，我贷了9万元，买下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写文章写出一套房子，一时之间，我几乎成了县城里的“风云人物”。

2001年的3月，我和周韵结婚了。有了家庭，背着贷款，我写作更努力了，也渐渐养成一种独有的作息：

我一般在夜里10点之后开始写稿，再修改几次，然后打印装信封，等第二天睡醒后到邮局投寄。后来有了电子邮件，投稿就更方便了，凌晨就可以把稿子全部发出去。然后再看两个小时的书，便安心地歇下。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后，我或去公园散步，或找朋友聊天。

别人很是羡慕我的生活状态，其实，白天不懂夜的黑，写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正如张重所言，写作不是流水线作业，有灵感时还好，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篇千字文就能完成；也有些时候，对着电脑屏幕，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把头发揪下好几绺，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靠写稿为生，自然对稿费尤为关注。按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30元到100元。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一般报社给普通作者的稿费，基本上都是按最低标准支付。像内陆、西北等地区稿费更低，每千字在5到15元之间。不过，沿海发达地区的报纸每千字能够达到100元，有的甚至更高。

所以，我一般专攻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我们浙江省的报纸。特别是深圳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的报纸，编辑专业，不惟名家，开出的稿费也是业内最高标准，只要写出新的文章，我都会第一时间投给他们，每个月我都能在深圳的报纸上发上十几篇文章。每一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报社给我寄样报、汇稿费，每过十天半月，周韵就会将自己上下打扮一新，拿着厚厚一沓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去邮政局领一次稿费，再逛逛商场，请几个小姐妹去饭店吃上一顿，那种得意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2003年2月，当初买房子的9万元贷款已全部还清。晚上，周韵专门炒了几个我喜欢吃的菜，还开了一瓶红酒，给我满满倒上一杯。

她笑着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你用一年的时间，给我们写出一台10万元左右的小车，我已经去驾校报名了。有了车以后，你写作累了，我们就驾车外出旅游，寻找更多的灵感，然后更有精神赚稿费。”

我喝下杯中的酒，说：“好吧。”

对于周韵给我下的这个任务，我是很有信心的。当时，我在3家报纸上都开了个人专栏，每星期发一篇，每篇稿费200到300元不等，再加上其他报纸的用稿，每个月的稿费已接近万元，一年下来，买台10万元的汽车不会是大问题。

4

我们当地还有不少写作爱好者，有的是企业员工，有的是乡镇部门的公务员，都希望通过写作出一点小名，或者赚一点稿费贴补家用。他们知道我靠自由撰稿为生，又活得如此滋润，经常向我讨教独门秘诀，更希望我“提携”一下。

当时，我隔三差五就会接到报社编辑的约稿，多的时候，我一个人根本就写不过来。于是，我从写作爱好者中筛选出5位有一定写作基础的，成立一个“写作联盟”，每天由我定选题，让他们具体写作，最后由我把关、润色、投稿，发表后稿费五五分成。

小李那年29岁，是一家机械厂的门卫，工资不高，6年前开始写作，希望通过发表文章引起领导的重视，把他调到厂办工作。可这些年仅在市报发了6篇文章。他对写作联盟充满了期待：“兄弟们，哥要带我们吃肉了，加油干。”

大家的写作热情十分高涨，经常深更半夜还打电话讨论：

“我突然有了灵感，这篇文章肯定能火。”

“我想到了一个好题材，你觉得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写？”

……

但说句实在话，他们的写作水平参差不齐，与报社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有时候改他们的东西甚至比自己写还累。

这个写作联盟仅仅两个月就散伙了。

第一个月，大家冲劲十足，每天都熬到凌晨，一共写了53篇文章，向外投稿552次，但只发表了33次，总共收到稿费1520元，按五五分成，我拿了一半，他们每个人才分到100多元。

第二个月，稿费更少了，只有1000多元，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这笔稿费我们没有分，6个人来到一家酒店，叫了一桌子酒菜。没一会儿，大家都喝高了，小李搂着我的肩膀说：“哥，我现在一点也不羡慕你了，自由撰稿这碗饭，不好吃，你不容易。”

也许是真的觉得这几年自己写得够累够苦，也许是酒精的作用，我也狠狠地哭了一鼻子。

2004年8月的一天，周韵下班回来跟我说，这几年棉纺厂效益直线下滑，企业要改制。改制后，一部分职工可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置换职工身份；一部分职工则要下岗分流。

“我到底是留是走？”周韵让我拿主意。

“走。企业成了民营企业，就没国营企业好混日子了。你累死累活干一个月，我多写几篇就什么都有了。再说，我们也该有个孩子了。”我说。

周韵办理好离职手续，按工龄拿到一笔一次性的工资补偿后，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偶尔帮我签收一下信件和汇款单，登记一下投稿情况。

周韵的舅舅是我们县一家银行的行长，得知周韵也放弃工作，专门来家里，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两个都脱离了单位，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万一以后有个什么情况，连一点儿保障都没有，日子怎么往下过？”

舅舅建议周韵先去他银行做临时工，有机会就办理正式聘用手续。当时银行职工的收入一点也不比公务员差，周韵有点心动，可我死活不同意。

两个月后，周韵怀孕了，这事情也就放在了一边。

2006年9月，女儿当当出生了，我激动得不行，决心要给她最好的生活。

5

当初周韵给我定下的用稿费买一台小车的目标，到当当3岁时都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家里的存款也始终停留在5万元左右。我分析了一下原因才发现，物价在上涨，家里又添了人丁，我所赚的稿费只能维持开销，几乎没有结余。

周韵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跟我说话也没有以前那样好声好气了。其实，我心里也十分焦急，赚不来钱，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作为一个男人，确实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除了正常途径投稿，我开始尝试些其它方法。

我在QQ上的一个“文学写作交流群”里，看到有人在推荐一款投稿软件，上面大约有7000到10000个邮箱，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报刊的副刊和专刊。

我眼睛一亮，心想只要有了这个“投稿神器”，一稿千投万投，即使采用率低得只有1%，一个月下来，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于是我花280元买下了软件，开始了天女散花式的投稿——管它稿费多少，只要有就行。

刚开始，发稿量确实有了一定的提升，汇款单也如雪片似地飞来，但两个月后，这种情况就结束了。而且，越来越多的邮件被拒收，甚至被编辑拉入黑名单。几位熟悉的报社编辑打电话提醒我：“兄弟，你多少也算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用投稿软件，没意思，也不值得。”

这句话让我很羞愧，从此我便弃用了投稿软件。

当当3岁半了，周韵决定把她送入一家收费较高的民办幼儿园。那天，周韵问我要3000元钱交学费，我说：“你前天不是刚去邮局领了稿费吗？怎么又要钱？”

“前天领的那3000多稿费，交了我们两个的养老保险，再买一些日常用品，你说能剩多少？”周韵语气不善，“赚不来钱，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

我有点生气，大声地说：“我天天绞尽脑汁地爬格子，不全是为了这个家？”

“我现在真的后悔当初从棉纺织厂出来，更后悔没有听我舅舅的话，不然，我现在至少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天天伸手问你要钱。”周韵舅舅因年龄的关系，一年前已经从行长的位置退下来，再让他给周韵在银行里找一个工作已经不可能了。

周韵委屈地哭了起来，当当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进了书房。

周围羡慕我的人开始慢慢变少了。到了2010年，我们当地的月平均工资已达到了4000多元，我的那点儿稿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很多以前写作的人现在已经不写了，当初参加写作联盟的那几个家伙，就只剩1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写个一两篇，发在自己的QQ空间里自娱自乐一下。小李4年前从机械厂辞职出来办了个装饰公司，一年下来收入30多万。

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碰到了去公园管理处谈装修业务的小李。他问我：“哥，现在一个月的稿费收入肯定突破两万了吧？”

我只好跟他打了个哈哈：“正在努力中。”

2011年年初，当年县棉纺织厂的团委书记钱江龙找到我，问我想不想挣笔外快。

原来，在棉纺厂改制那年，他通过亲戚关系调到了行政部门的宣传教育科工作。每年单位都会给他下达宣传任务，要求展示本部门工作业绩的宣传报道，得上国家、省级、市级多少多少条，并且制定了奖惩制度：如果稿件上国家级党报，给予稿费20倍的奖励；如果上省级党报，给予稿费10倍的奖励；上市级党报也能给3倍的奖励——相反，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年终考核不合格，并扣除年终奖金。

县级行政部门常规性的宣传报道，要想上上级党报，确实有难度，于是钱江龙想到了我。他专门找到我家，开门见山，希望我替他操刀写宣传报道，然后利用我跟报社编辑的关系让报道见报，报社发的稿费和单位里给的奖励全部归我。“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双赢。比你实打实写文章要‘有利可图’吧？”

如果在以前，我是不会答应写这类程式化的宣传报道的，但现在，我不得不说，这高额的奖励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钱江龙当即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不出半小时，一篇报道就出炉了。我把稿件发给一家国家级党报熟悉的编辑，央求他帮助。第三天，稿件见报了，虽然编辑删删减减，只剩豆腐干那么点，但钱江龙十分激动——这是他们单位第一次上国家级党报。

一个月后，钱江龙把稿费连同奖励金、一共2100元钱交到我手中。尝到甜头的他希望和我继续合作，很快，第二篇稿件就出炉了，在给编辑发稿件的同时，我还附寄了几斤茶叶。

在我的翘首等待中，我收到了编辑的邮件：“这种稿件给你用一次，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如果再用，你会让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有些事，无需我点破，请好自为之。”隔了几天，茶叶也被原封不动地寄了回来。

从此，我连别的文章也不敢投给这位编辑了。

6

一天，我收到一份样报，打开副刊版，发现我的新作旁边的那篇文章，几乎是一字不差抄袭我两个月前发在另一份报纸上的稿子。

自从我写稿以来，被抄袭、洗稿已是常事，本不想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编辑们也大多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我总抓住抄袭的事情不放，可能会惹恼编辑，毕竟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那天，我想动动真格为自己维一次权。我软缠硬磨，终于从编辑那里要来了抄袭者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通过侧面了解，他是江西省某县一个乡镇的文化员，抄袭文章发表是为了得到领导的赏识，把他调到党政办当文秘，以求更大的发展。

我多次与他在电话中交涉，但他拒不承认自己的抄袭行为，还一副“你爱咋咋地”的无赖相。我被惹怒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抄袭我文章的相应资料备齐，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寄给了他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同时委托律师把他告上了法庭。

这一套组合拳终于令他慌了手脚，打电话来要求私了，不仅承认了抄袭行为，还愿意赔偿10倍的稿费，第二天，他就往我账户上打了1000元钱。

一些报社也不是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常常拖欠稿费。

广州有家报社，3个月时间一共发了我14篇稿子。可半年过去了，稿费迟迟不来。我先是联系编辑，编辑说：“这是财务的事情，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们好了。”我打通财务的电话，那边说：“我跟编辑核对一下。”

核对来核对去，又3个月时间过去了。期间我多次打电话去催讨，报社财务烦了，很不客气地说：“又没多少钱，干嘛天天催个不停？不烦吗？”

我无言以对，只好自打退堂鼓：“好吧，这点小钱我不要了，留着给你们发奖金吧。”

每年，各类选刊、网站摘编我的文章都有上百篇（次），除了像《读者》《青年文摘》等少数几家知名报刊会汇来转摘稿费外，其他的不要说主动联系我了，即使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发邮件去要转摘稿费，也基本没有任何下文。

有次我们当地一位语文老师去外地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回来见到我说：“兄弟，你太牛了，你的文章上了语文教材。”原来，“苏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27课，收录了一篇我前几年发表的文章。

文章能够被语文课本收录，这让我很高兴，但高兴之余，我也有不痛快的地方：两年时间过去了，出版社从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我立即给出版社打去电话，希望能给个说法。不久，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一本样书，以及一份“版权授权协议书”，并一次性支付给我了300元稿费。

7

2012年以后，新媒体崛起，纸媒广告收入少了，都开始压缩版面，用稿量也大幅度下降。

报社效益不好，工资待遇受到影响，人员流动就快，一些熟悉的编辑纷纷转行，这样一来，我发稿就更难了。有编辑曾跟我说，每天他邮箱收到的投稿都在100至300件之间，根本看不过来，而报纸每个星期只有一个副刊版面，最多用4篇文章。为了保证文章质量，基本上都是向名家和老作者约稿，自由来稿几乎没有采用的机会。

同时，稿费也在缩水。原来我在一家都市报发表一篇文章，稿费是200元，现在直接砍半，甚至更少。一个月下来，我的稿费到手只有5000元左右了。

我明显感觉到了寒冬的来临。

那年，一家北京的出版社里的徐姓编辑联系我，说看到我发表的作品挺不错的，他们想为我出一本12万字左右的散文随笔专集，计划定价每本30元，首印2万册，给我8%的版税。我一算，能拿到将近5万元的版税，于是，我天天加班加点，用了1个月时间，将书稿整理好寄给了他。

两个月过去了，出版社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厚着脸皮打通了编辑的电话：“徐老师，书稿的事情怎么样了？”

徐编辑先是云里雾里，我解释了老半天，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说：“真不好意思，书稿在二审时被打下来了，主任说，书出出来可能在市场上不太走得动，就先不出了，你可以把书稿寄到别的出版社看看。不过，如果你自费出版，我们可以再谈一下。”

我本来是希望通过出书增加一笔收入的，如果要自己出钱就算了。接着，我又把书稿寄了10多家出版社，但全部被退了回来。

张重那时已经是我们县电视台的常务副台长了，知道我出书受阻后，一天晚上专门把我叫到家里喝酒。他说：“书稿既然已经整理出来了，就出吧。写了这么多年，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待，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拉一点赞助。你打听一下，到底需要多少钱？”

“你说，我都混到什么份上了？”我仰脖喝下了一大杯酒，泪水溢出了眼眶。

我又联系了那个徐编辑，问他自费出书要多少钱。徐编辑说：“编审费、书号费、设计排版费和印刷费加起来，给你一个优惠，3万元，到时候给你印1000册。”

张重帮我到一家企业拉了1万元赞助，我自己又拿出2万元积蓄，凑足了出书费。2013年8月，书出版了，一大堆书运过来，我不知如何处置，张重提议：“我帮你联系一下新华书店，办个新书签售会吧。”

新书签售会那天，几位朋友专门在新华书店门口给我搞了一条横幅，上书“作家XXX新书签售会”。张重还特地叫来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报道。虽然前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但买书的几乎没有。1个小时下来，只售出了10多本书，我羞愧难当。

这批书毕竟花了3万钱，怎么也得处理出去。最后还是张重出面，帮我联系了一些部门乡镇和企业，这里10本、那里20本，我到处陪笑脸说好话，最终卖掉了800多本，连本钱都没拿回来。

8

2013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写作，周韵走了进来，说：“明天我要去一家私营纺织厂做出纳了，每月工资2100元。以后当当上下学你接送一下，家务事也多担待些。”我点点头，没了以前的底气。

2014年10月，在新公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虽然对稿酬标准进行了调整（原创作品每千字80到300元），但真正执行到位的报社却很少。

也是在这一年，新一轮的报纸休刊潮开始了。像我经常供稿的《新闻晚报》《东方早报》《天天新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每停一家报纸，我的心就痛一次——发表文章的阵地又少一处，稿费收入又被割去一块。

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深圳商报》文化时评版的下线。2015年10月19日，编辑给我发了一封电邮：“纸媒式微，奉旨减版。深圳商报文化时评版自10月19日起正式下线。在此道一声珍重，说一声感谢。所有稿费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发放，请兄注意查收。”

长期以来我都给这个版面供稿，每个月发稿4到8篇，稿费每篇300元，仅在这里，我一个月就可以拿到1800元左右。它的下线，意味着我本就缩水的稿费收入又被拦腰斩去一半，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元上下了，如果除去要缴纳的养老、医疗等保险金，已所剩无几。

别人的收入是水涨船高，而我则是水落石出。稿费收入不仅不能让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捉襟见肘。

这期间，也有朋友建议我开个人微信公众号，靠写爆款文章吸引粉丝，同样可以赚钱。我清楚我自己，由于长期依附于传统纸质媒体，思维和笔法已经固化，根本就写不出什么“10万+”的文章。

从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视了，头发稀疏了，心力交瘁了。我切身体会到了这行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纸媒从辉煌走向末路的全过程。

我真的应该和这个职业说一声“再见”了。

2015年10月20日上午，我走进张重的办公室。他见我垂头丧气，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我知道你想什么。你先休息调整一下，11月1日，你来电视台当编辑，不过，是聘用的，没有正式编制。台里帮你交五险一金，发到手工资3000元。唉，没办法，按规定聘用工只能拿这么多。”

后来我私下了解到，电视台的正式在编员工，除去缴纳的五险一金，全年的收入已经突破了10万元。

我谢过张重，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抬头看了看天，天还是那么的蔚蓝，但我一点不觉得它有多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