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278个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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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口述
孔宁婧/撰文
呱呱/编辑
我是Dario，90后，目前居住在澳洲，是一名街头艺人。一把琴、一套音响设备、一个我，就是我舞台的全部。
从4岁起，我几乎每天都和提琴相伴，小学没毕业我就考到了10级，甚至因为有这样一个一技之长，才被浙江大学录取。不过，此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把拉琴当成工作，靠它赚钱、生存。
2019年年底，我在Bourke street mall（我固定的卖艺街区）卖艺时的照片。
我出生在辽宁葫芦岛，知名泳衣小镇，除了泳衣，这个小地方能被大家知晓的就只有航天员杨利伟了。我妈妈是高中政治老师，爸爸是建筑师，家里的条件基本算得上是衣食无忧。
我妈很喜欢音乐，她大学时弹过吉他，又一直喜欢小提琴，所以就想让我学。出生后就给我放古典音乐，3岁学识谱，4岁上琴课，直到6岁之前，都是我妈和我一起去上琴课，回来我不懂的再教我。我爸不太管我练琴的事，他负责赚钱交学费。
葫芦岛是个地级市，现在发展得好了一点，以前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我妈找遍了这个小地方上所有教小提琴的老师，挨个听了他们的课，觉得都没有锦州的老师好，所以每周五我都有一天不上学，跑去锦州，专门为了上一节琴课。
2017年，妈妈来杭州看我，我们的合影，当时我正在杭州开网店。
我记得上小学时，每天下午4:30放学，6:30我妈妈下班，在这两个小时之间，我要把所有作业做完。等她回来，做好晚饭，吃完大概7:30。从吃完饭一直到10:30，这三个小时是一定要练琴的，雷打不动，除了生病实在没办法练之外。
规定设置得久了，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习惯。我没有童年，对儿时残存的记忆，都是在练琴。晚上放学，人家都在院子里玩，跳皮绳啊什么的，我不能出去，所以也没交到什么朋友。
妈妈让我学琴倒没有太多功利想法，但她希望我不要放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教过我的老师都觉得我在此方面很有天分，既然有天分，就不能浪费。学音乐的人知道一个词叫“绝对音准”，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但绝大部分人，哪怕是绝大部分学音乐的人，都没有，而我有。
童年时期难得的留影，我小时候的照片非常少，这张大概是我两三岁时。
所谓的“绝对音准”，是能在没有参照音的情况下，能辨认出乐器或者周围环境的音高。你在钢琴或其他乐器上随便弹一个音，我能知道这个音是什么，走在路上鸟叫一声，我也知道这个音是什么。我乐感也很好，随便听一首曲子的前奏，我就大概能知道接下来的歌曲旋律。
小学五年级时，我就把业余10级考完了，在国内这是很少见的。考级时，我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位老师，他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我刚考完，他就跟着我出来了，问我爸妈，愿不愿意送我去沈阳音乐学院的初中部上学。
专业发展对我没什么坏处，如果读不下去，我还可以随时回葫芦岛念普通初高中，我爸妈没多想，就把我送去了沈阳音乐学院初中部。音乐学院的文化课很少，只有语数外，剩下的全是乐理、表演技术、练琴。
在这里读了两年半，我就不想继续念下去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叛逆期，每天练琴的日子太枯燥无聊，想象不到以后每天都要做这个会怎么样。我妈对我说，要是真心里太抵触了，就回来读书。
重回葫芦岛读普通高中，对我来说也并不轻松。因为音乐学院的初中部不重视文化课，除了练琴，其他的老师都不管，好多初中知识，就像没学过一样。全年级16个班，总共1000人左右，刚回去时，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全年级倒数10名。我妈觉得，学习和拉琴，总得占一头吧。于是，疯狂上辅导班，一点点把初中没学的东西补起来。
老家葫芦岛的海边。
虽然不走专业这条路，但实际上拉琴还是没落下。从音乐学院初中部回来，我就计划考艺术特长生，如果考得好，大学会降低分数线让你入学，和自主招生是一样的。所以高中生活也挺累的，正常高考是六门课，我相当于多加了一门，除了学习还要练琴，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常常要从东北坐火车去北京，上一些大师课。
高三中间的寒假，我参加了清华、北大、浙大的音乐特长生考试。最后北大和浙大都录取了我，北大只让我上医学院，我不想学医，外加浙大给我的分数降格更多，只要过了一本线就可以上，高考后我顺利进了浙大。
2009年我入学浙大，当时发给新生的手册。
上大学之前，拉琴这件事对我来说意味着分数、意味着一技之长，谈不上多么热爱，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不过我少年时期很听父母的话，很温顺，他们希望我一直学琴，我也就都接受下来，即便这让我的课余生活被极大限度地挤压了。
大学生活让我对小提琴的感情才有了一些变化。发生转变的关键，也是让我觉得这辈子都特幸运的一件事，是加入了浙大的文琴交响乐团。全中国最有名的三个学生交响乐团一是清华，二是北交，第三个就是浙大。
新生还在入学军训，音乐特长生已经为开学典礼排练了，去了交响乐团，大家的技术和乐感都很好，在一起玩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并且大家都不是音乐专业的，浙大没有音乐系。我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三时我在文琴交响乐团的演出照，这场演出是学长学姐的毕业音乐会。
除了室友之外，这群人是见得最频繁的。交响乐团一年有十场演出，除去寒暑假，一个月就有一场，所以我们每周都有排练，周末一排就是一整天。哪怕这周排练完了，周中也要找几天，几个小提琴几个大提琴一块儿，合首什么曲子，一起在外面接商演，赚零花钱。上大学后，我就没找家里要过钱了，商演的收入很稳定，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块。
大学时和乐团的朋友一起出去参加商演，这是在一个婚礼演出（我坐在最左）。
我当时的琴房是414，从404到414，一共有十个琴房是交响乐团专用的。我所在的琴房大家都是弦乐，小提、中提、大提，还有一个女生是弹钢琴的。大概八九个人，每天都待在一起，琴房楼下就是食堂，打完饭拿着就跑去琴房吃了。晚上一起打游戏、看电影，把灯全部关掉，走廊也很空灵，大家就开着房门，围在一起看恐怖片。
前两天，我还在墨尔本街头偶遇了一个乐团的学姐，比我大三届，我们坐在一起拉琴拉了一年，她毕业至今，我们有11年没见了。见面后，我们谈起以前的回忆，热泪盈眶，好像才分开没几天一样。
我们都是高考加了分进来的，浙大的课是很难很难的，我进校选的专业是材料学，各种各样的数据统计、概率论、信息代数、微积分，根本学不懂。乐团大家都是降分进来的，文化课的学习能力上，比起正常浙大学生要差一些，可以说是“学渣”和“学渣”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大一时乐团排练，大家坐得很挤。
大一结束后，我有一次重新选专业的机会，我一直想念建筑系。我爸是建筑师，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大的画册，建筑相关的书，打开里面没有几个字，全是图片，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看书好快啊，还很舒服，就很喜欢建筑。我爸觉得做建筑太累了，所以做主帮我选了材料系，材料系课程难度高，加之我也实在没什么兴趣，大一结束，我就转专业到建筑系，尽管我爸仍然反对。
建筑系不怎么学数学，主要做美学设计，浪费掉一年的时间，我要在四年内完成别人五年的课程，一切都只能从头来。学水彩、素描、建筑画......一年基本都在画，大二开始自己做一些小设计，别墅、小型图书馆、咖啡店。画图对我来说相对轻松，物理相关的承重和受力分析就比较难。
学建筑专业的力学时的笔记。
建筑系压力也很大，一门课时八周，我至少要见这个老师八次，设计方案也会被退回来八次。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经常一两天不吃不睡，为了第三天要赶出一个新方案。音乐是我枯燥生活的全部调剂，我还和乐团里的伙伴一起出去摆摊卖艺过。
当时我和另一个女生拉小提琴、拉上一个中提琴、一个大提琴和一个大贝斯，我们五个人去西湖边的武林广场地下通道演奏。演了半个小时，整个通道就全被堵住了，站的全是人，来听演奏的。
没过多久我们就被管理人员赶走了，这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当时杭州没有街头艺人制度，这样随意地演是不被允许的。但被赶之前短暂的快乐还是让人能回味好一段时间。
后来还去过西湖旁边，西湖两米多深，四周没有围栏，很危险，也被赶。所以这件事就没做成。其实，我们卖艺倒不是为了赚钱，单纯觉得很酷、很街头、很好玩，所以老想尝试。
我在欧洲交换时偶遇街头艺人表演，立马心动，就发了条朋友圈。
建筑系的学制是五年，读大五时，我去西班牙交换了半年。西班牙有固定的街头氛围，很多音乐人会在街头卖艺，对卖艺不甘心的我，又一次做了尝试。
这次演出比较正式，前后一共演了两个小时，观众的反响非常好。有很多很慷慨的观众，过来就像圣诞老人一样，一直发钱，一天能赚到七八百欧。虽然这只是在西班牙交换生活的一个小插曲，却让我完整地享受到了街头的快乐。
2014年，我大学毕业，因为没申请到理想学校的理想专业，留学梦只能暂缓，找了一份建筑行业的工作，在上海的一个日本建筑公司做建筑师。上海这座城市是我喜欢的，虽然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但很适应上海的生活。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来上海找老师上琴课，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南方人。
这家日本公司对员工剥削严重，加上遭遇建筑业寒冬，各大建筑公司都在裁员，行业境况紧张，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到一万。仅仅半年，就彻底把我对建筑的热情全部磨没了。
这也是当时一个建筑公司给的offer，最后我没去这家，选择了日本公司。
日本公司的等级制度森严，新人要无条件服从老员工，领导层全是日本人，他们不看重工作效率，只看重工作时长，特别喜欢无谓的加班，这点我很不能认同，也因此跟我的两个小组领导闹掰了。
我至今都记得让我决心辞职的是件什么事。有一天晚上我一直加班到十点才下班，十点半到家刚坐下，就接到领导的电话，他让我11点前回到公司，帮他做一个模型，明天一早客户要看。我想，从公司走之前怎么不说？现在回去做，至少要做一宿。我说我不伺候了，明天就辞职。
在家休息了半年，度过了一段很迷茫的时期，我又找了一份欧莱雅的店铺的视觉陈列设计工作，主要负责欧莱雅线下店铺的设计、施工、家具入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各地出差，这也是我当时很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能公费去很多其他城市看看。
公司的工作氛围很好，绝对不提倡员工加班，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周末如果充电线落在公司，刷卡都进不去。
我所在的团队三十个人里，有一半是外国人，英、美、德、法、韩国人都有，中国人里也基本都有留学经历，工作的交流场景就是外语，这点我也觉得挺好的。毕业前我原本预计出国读书，因为没被最想去的学校和专业录取而暂时搁置了，多说英语能帮我维持语感。
从欧莱雅离职时，当时的团队欢送我（我站在最后）。
上班之余，我有个朋友自己创业，开了一家网店，邀请我入伙，本金只要一两万块钱，很便宜。主要就是设计一些男装款式，拿去工厂做，然后放在网上卖，从最开只卖一两款，到十款、二十款，一点点地滚。
服装设计和建筑设计其实蛮像的，做基础的款式不需要版型上的变化，袖子多宽、领子多大，这些东西工厂有固定的标准，只需要图案的变化，绘图对我来说就是老本行了。
当时赶上了网店发展的好时候，做好了宣传，有了一批粉丝，就做起来了。当时我在外企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万出头，网店的收入远高于工资，并且一直在成倍增长，经营这家店铺三年，带给我的收入大概有80万。
自己设计的网店新款，自己做模特。
在大公司上班虽然能学到很多东西，很有很多弊端。给别人上班，总避免不了糟心事，总有你看不惯的地方。在外企上班是责任制，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发邮件沟通，一旦出了问题，邮件就是证据。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自己。
给谁打工都不如给自己打工，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后，我再一次辞职了。一心做网店，最后店铺拿到了皇冠，卖店就拿了20万。在社会上闯荡了四年后，我也到了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早早地出国念书了，留学深造的这个想法我还一直没完成，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出去看看。
刚从外企辞职后，我出国玩了一圈，第一个去到的城市就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生活很惬意，我能毫无压力地在草坪上坐一整天，什么也不想。这个城市的气质是包容，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事、从事什么职业、多少岁会结婚、生不生孩子，没有人会评判，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友好。我很确定这是我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地方。
2017年，我拿到墨尔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在国内本科念的并非音乐专业，没办法申请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所以继续读了墨尔本大学的建筑专业，课程内也涉及一些艺术理念，算是符合我的兴趣方向。来到墨大后，感受和浙大完全不一样，没有之前的那种归属感。一些老师下课拎着包就走，几乎没有可以单独交流的机会，很多人去上课就是为了拿到这个学位。
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乐团分两个，一个是只有音乐系学生才能参加的乐团，这个就很厉害了，另一个是非音乐系学生乐团，我只能参加这个。去了半年就不想去了，大家在技术上很不平均，很难玩到一块去。要寻找其他的拉琴机会，在西班牙游学的那次卖艺经历蹦到我脑子里，我打算开始做这个。
在墨尔本大学的非音乐系乐团拉琴，我只去了四个月就不去了，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
2018年1月我来的墨尔本，10月就正式卖艺了。澳洲有完善的街头艺人制度，街上设有固定的卖艺点，一般街头艺人许可证申请是免费的。拿到黄牌，能在大部分街区演出；现在我拿到了绿牌，可以在能代表墨尔本的街头文化的主要街道演出，一年要缴150块澳币。持证的街头艺人们每周三会开会，定下一周每位街头艺人的演出地点和时间。
这是我在澳洲做街头艺人最初的黄牌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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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比欧洲人更喜欢流行歌，我喜欢Sia，喜欢Lady Gaga，我拿这些曲子出来，他们就很愿意听。第一次去街上演，在一个街区就赚了200块澳币，相当于1000块人民币，我没想到居然能赚这么多，这更激励我好好做这件事了。我每周大概会上街演两三次，白天上课，晚上就出来演。
一个月前我在墨尔本的一个大桥上卖艺，现在都是一个小提一个大提合奏的表演形式。
我花了五万块人民币，置办了一套音响设备，为了增添演出的特殊性，我把换了一把电小提琴，外形上看起来更时尚、炫酷。
并不是所有街头艺人都能赚钱，小提琴作为街头艺术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常见，其次用小提琴演流行歌也不常见，加上我卖艺用的都是电小提琴，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事。不止一次有人在街上冲着我说“This is so cool（这太酷了）”、“I never seen this before（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这对于他们来说足够新鲜，他们当然愿意给钱。
演得多了，我心里就很明白听众想要什么。遇到华人，我拉一首中文歌，他们肯定很开心；如果来了一波白人老奶奶，我演一个《哈利路亚》她们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小男孩懂我想要什么”；如果身边围了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演一首贾斯汀比伯，他们肯定都炸了......
很多做音乐的人不敢去做街头艺人，他们担心人会走，这会让他们有失落感，要想办法让人聚过来，就需要跟他们沟通、互动。做街头艺人和在音乐厅里演是不一样的，音乐厅里大家都是付了钱的，无论你演得好与不好，都只能坐着听完再走，而在街头大部分人是不付钱的，不好听，他们随时可以转身走掉。
聊天、点歌、眼神交流，也要把感情放进乐曲中，让别人感受得到。这比我之前在大城市做一个每天上下班匆匆、工薪阶层的白领要有人情味得多。
三个月前，我在演出时，有个澳洲小伙身上没现金，直接把手机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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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开始做全职街头艺人。这份职业带给我的收入一直很稳定，直到新冠封城。2020年一整年都是不允许我们出去上班的，这段时间里，只能靠政府的补贴生活，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太想回到街上演出了。2021年10月解封后，我每周的演出数量才又一点点地上来。
如果每天都出来演，还是能赚蛮多钱的，但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周商演加卖艺赚够2000块澳币，只要赚够了这个钱，我就不出来演了。卖艺一天，4个小时，正常能赚到1000块澳币，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2000多澳币，所以我出来卖艺基本上只有周五和周六两天。
我也曾有一段时间为了多赚钱，在工作上把自己逼得很紧。去年七月，有一天我演了11个小时，第二天耳朵就不舒服了，听不到东西，到医院确诊了耳朵突发性耳聋。中间因为大夫误诊，耽误了一个月。
后来医生跟我说，突发性耳聋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七天之后很多是治不回来的，我当时一阵害怕。好在后来经过一系列治疗，检查结果显示，听力大致回来了95%，只降低了5%，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现在我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测一次听力，看有没有再恢复一些，或者变严重。
去年七月，我因为突发性耳聋在医院住院。
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让自己压力很大，身体出了问题是无法补救的，所以现在大部分时候，我是个蛮懒散的人，对金钱看淡很多，开心比较重要。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歇一段时间。
澳洲人没有攒钱的习惯，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慢慢时间久了，我习惯了，就也这样，好像没什么特别需要钱的地方。前段时间和国内朋友视频聊天，大家不自觉地就会聊到房子，好像这是30岁以后一件让人很有压力的事，但这里当地人结婚了也都租房子住，不想住这个房子了就再换一个，他们也不觉得有啥。
我在街头表演时的照片。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不需要特意去找活干，这个职业很自由，经济上也完全有保障，只要我想赚钱，我随时都能走出家门去赚，这是我给别人打工做不到的。
在精神上也能收获极大满足，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很外放，他们觉得你好，一定会当面夸赞你，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认同感，这一点很多其他工作也做不到。老实说，前两年封城的时候，我最不开心的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很久没有听过别人当面夸赞我了，这比金钱更重要。
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能给他人的生活带来点什么。在墨尔本，我经常在一个广场上卖艺，广场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台阶，很多人会坐在台阶上听我拉琴。有一次，一个白人女孩，20岁左右的样子，坐在台阶上一直哭，我演出休息的时候她走过来问我，“你可不可以抱我一下”，我说好，然后就抱了抱她。她跟我坦白，这两天她一直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刚才听完我拉琴，觉得琴声中很有力量，于是她决定要重新做考虑。
我在街区演奏《Let it go》（《冰雪奇缘》主题曲），所有小朋友都围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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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心里小小感动了一下，之前我只把卖艺当作好玩又能赚钱的事情，从没想过我卖艺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最多让他们心情好一点，但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知道，我还可以将自己的力量传递给别人。
有时我们很难说清楚一件事的具体意义，但如果没意义的话，任何事都是坚持不下去的。它总要能给你带来点什么，金钱、名望等等，对我来说，街头艺人这件事能给我需要的钱，能给我认同感，还能让我给别人带来一些意义，所以我才想一直做下去。
前两天，有个人在我分享的视频底下留言，说一个浙大的毕业生居然沦落到去国外乞讨为生，混得那么惨。这个职业在国内还不能被所有人认可，据我所知，国内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近两年才有的街头艺人证，小城市更是少之又少。
在国外还是比较受人尊敬，属于艺术家。碰到政府工作人员来查证件，也要站在旁边等这一首演完了，包括我跟观众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过来打断的。
我很适应这里的环境和现在的生活，演出、写歌之余，我还养绿植，没有疫情的时候会四处走走，出去旅游，日子过得很开心。在街上跟别人碰个面，陌生人也会朝你点个头、笑一下，很温暖。父母很支持我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时候会飞来澳洲看我，我就带着他们出去玩。
我特别喜欢绿植，在家里有一个专门养绿植的角落。
走到街上，打开琴盒，开始演奏，时不时和同街区的其他街头艺人合奏，然后遇到各种各样气质的人，慷慨的会走过来给我竖个大拇指，往我的琴盒里放200刀；不富裕的会把余额只有20块的公交卡递给我；喜欢我演奏的女生会把戒指取下来放在我旁边；可能还会遇上个又穷又酷的小子，把裤子上的链条扯下来扔到盒子里......这应该会是我在不远的未来，将要继续着的生活，一直演奏下去，享受着这个城市的自由和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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