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使用"仿佛就在昨天"这种老套的说法，但是，当我在工作五十多年后准备要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时，确实有这种感觉。当我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我看到了对下一代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可能有用的一些经验，意识到他们将被要求应对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公共卫生挑战。

现年81岁的我仍能清楚地记得，1968年6月，我第一次开车进入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N.I.H.校园，当时我是一名27岁的新晋医生，刚刚在纽约市完成住院医师培训。我当时的动机和热情是要成为我所能做到的技术最精湛的医生，致力于为我的病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护理。这仍然是我身份的组成部分，只是我却没有意识到意外的情况会深刻地影响我的职业和生活方向。我很快就学会了期待意外的发生。

我想分享我的故事，一个热爱科学和发现的故事，希望能激励下一代进入与健康有关的职业，希望他们能不管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意外，都要坚持到底。

在我接受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我对传染病和相对较新但正在蓬勃发展的人类免疫学领域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兴趣。当我照顾许多患有普通和深奥感染的病人时，医生和其他保健提供者显然需要更多的工具来诊断、预防和治疗疾病。

为了融合这些兴趣，我接受了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奖学金，学习细胞和免疫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保护我们免受传染病的复杂方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遵循N.I.H.从实验室到床边研究的传统，将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转化为对病人的护理，反过来，将临床上的见解带回实验室，改进科学。

之前，我没有接受过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培训，但是，我意外地被它的潜力所吸引，因为它的发现不仅会使我的病人受益，也会使无数其他我可能从未见过的人受益，更不用说作为他们的医生来护理了。我对这项工作的新发现，与我精心安排的行医计划产生了重大冲突。最终，我选择了两条道路：成为一名研究科学家和一名在N.I.H.照顾病人的医生，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现在。

在实验室和诊所里可以有很多发现，有些甚至是出现在你最不期望的时候。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能够为一组被称为血管炎综合征的致命性血管疾病开发出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由于我开发的治疗方案，那些本来会死亡的病人反而得到了长期的缓解。我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已经规划好了。我肯定会毕生致力于研究与免疫系统异常活动有关的疾病。

然后，在1981年夏天，医生和研究人员意识到一种神秘的疾病主要在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年轻人中传播。我开始着迷于这种不寻常的疾病，它后来被称为H.I.V./AIDS。它的特点是破坏或损害身体所需的免疫系统细胞，靠这种破坏来抵御病毒。我也对大多数年轻的男同性恋者感到强烈的同情，他们已经被污名化了，现在随着疾病对他们身体的摧残，他们的生命和梦想也被加倍地摧残。

我的朋友和导师认为我将会使正在上升的事业走下坡路，对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可我还是决定完全改变我的研究方向。此后，我将致力于艾滋病研究，在N.I.H.医院照顾这些年轻人，同时在实验室里探索和揭开这种新疾病的奥秘。直到今天，我已经做了40多年。

我从未向往过一个重要的行政职位，我很享受我作为一个亲身实践的医生和临床研究人员的身份。不过，我对80年代初相对缺乏对H.I.V./AIDS研究的关注和资源感到沮丧。当我被邀请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再次出现了，我接受了，条件是我可以继续照顾病人并领导我的研究实验室。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并开启了以我想象不到的方式积极影响医学和全球健康的机会。

从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在我担任N.I.A.I.D.主任的38年里，我有机会亲自为七位总统提供建议。我们的讨论包括如何应对H.I.V./AIDS，以及其他威胁，如禽流感、炭疽袭击、2009年的大流行性流感、埃博拉、寨卡和Covid-19。我总是向总统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说出不加修饰的真相，即使这种真相可能令人不舒服或在政治上不方便，因为当科学和政治携手合作时，总会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1990年代中期，主要通过N.I.A.I.D.支持的研究，拯救H.I.V.生命的抗病毒药物被证明安全且有效，它们于1996年在美国上市。到21世纪初，能够获得这些药物的人可以期待几乎正常的寿命。然而，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的人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药物。

在他根深蒂固的同情心和对全球健康公平的渴望的驱使下，乔治-W-布什总统指示我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制定一项计划，为资源匮乏、H.I.V.水平高的国家的人们提供这些药物和其他护理。PEPFAR是一个例子，说明当政策制定者渴望实现大胆的目标，并以科学为基础时，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如果说我的N.I.H.职业生涯的远端是H.I.V./AIDS，那么近端则是Covid-19。这种大流行病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因为新出现的传染病在历史上一直挑战着人类，但有些疾病可以改变文明，而Covid-19是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困扰人类的最具破坏性的呼吸道疾病大流行。而且，从正在渡劫的Covid-19的经历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它提醒美国，告诉它继续投资于基础和临床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性。抑制Covid-19大流行的主要成功靠的是科学进步推动，特别是拯救生命的疫苗被开发出来，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安全和有效，并能在一年内提供给公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其他的教训是痛苦的，例如国内和全球的某些公共卫生对策的失败。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与Covid-19的斗争受到了我们社会中深刻的政治分歧的阻碍。以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关于公共卫生措施的决定，如戴口罩和接种高效安全的疫苗，受到了虚假信息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的集体责任是确保公共卫生政策的决定，依赖于现有的最佳数据。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可以通过发言，包括对新老媒体来源发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享和解释最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有待学习的内容，从而尽到自己的责任。

当我想起1968年来到N.I.H.校园的那个27岁的年轻人时，我对自己为美国和全球公众服务的巨大特权和荣誉感到谦卑。

我从在我的实验室、N.I.H.诊所和N.I.A.I.D.研究部门工作的数百名杰出而敬业的医生、科学家和辅助人员以及国内和国际研究合作者的培训和学习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和益处。

展望未来，我相信下一代的年轻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将体验到我所感受到的同样的兴奋和成就感，因为他们将满足对其专业知识的巨大需求，以维护、恢复和保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并迎接他们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的持续的意外挑战。

《纽约时报》12月12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