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人
离开互联网大厂后,有人像做噩梦般梦到曾经的日子;有人说下一份工作,绝不考虑互联网;也有人发现了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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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从食堂出来,没走两步,我发现自己莫名加入一条队伍。队伍没有领路人,但所有人像自带默认导航一样,以近乎列队的方式,整齐地绕着下沉广场,一圈一圈地循环散步。
“唯一有些跳脱的,是广场角落,三五个大老爷们正围成一个圈儿在踢毽子,他们每每完成一次连贯的前踢,长队中总会有人停下来为他们鼓掌。
“有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自己是正走在流水线上的某个零件,前进是为了到达下一道工序的指定地点。而那些踢毽子的大哥,和我一样,只不过正以另一种方式被制造、加工。
“这并不是我在做梦或想象出的画面,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那段时间,这些就真实的发生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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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的人,名叫小宇。2017年至2019年在北京后厂村某头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运营工作。现在市面上最常被提及的人工智能音箱之一,就是小宇当时负责的业务线。
2017年,研究生毕业的她,毫不犹豫地将工作锁定在北京的互联网大厂。但仅工作2年后,她便暗下决心:下一份工作,绝不考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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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拥抱变化”
“你怎么理解,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终面面试官对小宇发出提问。
她有些懵,这个问题并不在她的准备范围内。但一想到此前好不容易通过笔试、群面、业务面,眼下只要闯过这最后一关,互联网的大门就将为她敞开。高薪、平台、机遇……那些她认为一份好工作应该具备的条件也都近在眼前,抓住这个机会,自己或许就是能在风口起飞的“猪”。
她开始迅速在脑中组织答案,最先跳出来的两个词,是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这是2017年被提及次数最多的词,热度不亚于现在的直播电商和元宇宙。
当时,百度研发了无人驾驶、阿里成立达摩院、腾讯开发AI辅诊技术;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密集又凌乱的拼出上亿美金市场,衍生到后续甚至还出现过共享雨伞和马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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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地位在那一年也出现飙升。十九大报告中八次提到互联网,并围绕互联网与信息化战略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安排;百强互联网企业收入总规模首次破万亿大关(1.07万亿),其中31家互联网企业甚至实现超100%的高速增长,腾讯市值更是首次超Facebook,成为仅次于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的全球第五大科技公司。
小宇最终拿到了这家互联网公司的offer,并被分去了“风口”业务的新团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才真正明白面试官这个问题背后的深意。
因为负责新项目,“从0到1”是她工作的日常。这个听起来很酷的词,实操中约等于,只知道1个终点,但如何抵达全是0。
小宇常常需要在一个月内,跑七八个不同的城市,连办至少四场线下产品展览,且每场展览都要背负实际的产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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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差的日子,她便奔波于公司的各种会和不断调整的OKR中。
“业务会、产品协调会、供应商的会……基本到晚上6点以后,才是我真正能干活的时间。”
晚上9点,小宇准备下班打车时,又会陷入不停地排队等候中,就算侥幸准时上了车,原地堵车也能把时间拖到半小时以上。
她曾在内网上看到有同事分享,实在打不到车时,点了一份外卖搭着外卖小哥的电驴回家。
那条帖子下,留言最多的是:“下次我也试试。”
在大厂工作的那段时间,小宇还常问自己,现在到底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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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在的园区,总面积超20万平米,相当于48个标准篮球场大小,园区内,有食堂、饭店、健身房、美发店、干洗店、便利店、按摩店、医务室……像是一个小型社区,公司仿佛在暗示,不用出去,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错乱的感觉最早出现在一个周末。她发现自己丧失进城的欲望,国贸、三里屯、王府井,属于北京的繁华对她不再有吸引力。
此前,也有后厂村的朋友曾告诉她,去国贸感觉很奇怪,像出差到另一个城市。
日常开始变成工作的延长,两点一线的周而复始中,她常想,“我每天这样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吗?但好像也没挣到多少,等到40岁的时候还要这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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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小宇想不通的,是大厂“拥抱变化”的速度。
“今天要A,明天突然变B,B快做完了,突然又改做C。不光是业务变,重点垂类、部门结构也变。到了晋升答辩时,leader还会问,为什么做的业务这么零散?有几项内容为什么和本职工作没有关系?我心想,你说为啥没有关系。”
2.“预支焦虑”
两年前,被技术氛围、平台、高薪吸引,万万入职了北京某头部互联网公司,一家常年在职场社交平台中与“钱多、累、快跑”这三个词相伴出现的互联网巨头。
万万2014年大学毕业,在入职这家公司前,她先后在三家互联网公司做前端程序员。
起初,上下班不需要打卡,没有996,更没有写不完的报告和不停变化的OKR。但从2018年开始,万万明显觉得“卷味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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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先是额外布置开发项目给组内同事。比如,要求“万万们”开发网上已有且十分成熟的同类工具;作为前端,给后端的同事做技术分享;要求大家写工作总结,详细到项目初期计划、中期用到的技术、项目结束后复盘、运行一段时间后的维护……一套报告,最多时候会有二三十份文档。
最让万万头疼的,还是报告中用词表述的拿捏。“不写自己的问题是问题,写出自己的问题,他又会问为什么能犯这种错误?”
有同事和她吐槽,为了不在报告上被leader挑出问题,写报告的时间比写代码都长。
而这些形式大于内容的工作任务,在万万看来,无非是leader 为了年终秀业绩准备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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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公司开始严查打卡时间,统计并公布各组工时排名。万万所在的小组因平均工时在大业务线中排倒数第三,leader开始“建议”大家,没事也别太早走,拖一两个小时。后来干脆直接规定21点后才能下班。
形式主义的工作要求仅仅让万万无奈,真正令她焦虑的是不停迭代、更新的技术,以及不断被提及的35岁“魔咒”。
公司内部提供海量文档,不论技术迭代、更新得多快,只要想学,永远有学不完的方法、理念。这对万万来说,是另一个更大的焦虑。
“先是自我怀疑,随便打开别人的文档,就有看不懂的东西,然后,就想不管不顾的把不知道的全学会,虽然也明白有些技术不一定马上能用到,但每个人都在想“万一”,万一对之后的工作有帮助呢?所以大家都在学,你不学也得学,每个人身后都像跟着一条隐形的皮鞭,根本不敢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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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程序员的年龄问题,万万也有切身体会。
她曾做过业务一面面试官,公司HR明确要求她关注求职者的年龄。毕业两三年的候选人最好;毕业超8年或以上,基本不用考虑。
“我其实很能理解,像我们组00后的实习生们,水平都极高,产出甚至超过正式员。干同样的活儿,为什么不招一个年轻听话要钱又少的呢?所以我每年都在担心会不会被裁,如果明年再找工作,对方的技术要求我是否能达到,然后就又开始焦虑自己不会的东西太多,最终陷入循环的怪圈。”
状态不好时,万万觉得最对不住的,是家里的小狗。
每天超过12小时的工作时间和大小周,让万万经常累到晚上回家,要不要洗脸都纠结半天。白天,她把小狗放在那种婴儿围栏里,晚上看到小狗躺在自己的小窝,睡眼惺忪的看着她,旁边还有一圈没憋住的粑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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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说,自己并不是那种事业心极强的人,也没有所谓的程序员情怀,但因为工作,她仅剩不多的爱好也全被搁置。更严重的是,身体开始向她发出危险信号。
她常在睡梦中感到心慌、胸闷,然后惊醒,去医院检查,大夫强调要多休息。也是在那时候,万万的高中好友,突发心脏病去世。这让她开始真正思考,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工作应该占据生活的全部吗?每个月多挣的那点钱能让我发财吗?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一个会先来?”
3.离开互联网
和小宇、万万相比,老杜绝对算是互联网前辈。
他2007年研究生毕业入职新浪做新闻运营,也是微博最早的元老级成员。
老杜现在还记得,当年对互联网公司的感觉是神秘、新潮。听说他们办公环境随意,可以畅所欲言……但为了保险起见,去参加面试时,老杜仍选择穿了一身正装。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面试官穿着拖鞋就进来了。
入职后,老杜对新浪新闻印象最深的是8字方针和近乎军事化的管理。
“快速、全面、准确、客观”,即便已经过去十多年,这8字方针老杜依旧脱口而出。
做新闻在当时是极为严肃和严谨的一件事。比如,登在新浪首页的新闻,或一些原创稿件里,如果有字或标点出现错误,一个扣50元,也有人因为类似问题,一个月被罚几万元。
当时的新浪要求所有编辑手机24小时开机,不管是去上厕所或洗澡都要保持手机可以随时接听。超过3分钟没有回消息,扣500—1000元罚款。
老杜也曾因为洗澡时没听到手机响被罚过500元。
初期工作给他带来的新鲜感,让老杜很受用,但随着工作年限增长,他逐渐进入倦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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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工作比较机械,时间长了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是不是除了这个工作,其他事都干不了。”
2015年,老杜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武汉发展。
临别前,他曾收到不少工作邀约。有阿里P8的offer、媒体名人创业请他入股合伙……但老杜都拒绝了,当时他的想法是,有北京一线互联网公司的经验,工作机会不用愁。
但真正回到武汉后,他发现情况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
“像是两个世界,2015年的武汉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互联网公司,传统企业仍是重头。去当地公司应聘的时候,很尴尬,他们甚至不知道新浪是干嘛的,运营又是什么工作。当地最紧俏的岗位是销售,我跟他们讲运营方法论、漏斗转化率,根本没人听。”
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迷茫后,老杜开始转变思路,当时传统企业正在流行互联网+的概念,有些公司希望能招到一些有互联网公司工作经验的人,通过网络平台做引流,提升传统业务的效率。
老杜后来入职了当地一家国企的子公司,用他的话说,因为武汉和北京在互联网发展上有“时差”,自己反而成为公司业务的“带路人”。
另外,新浪“刻”在老杜心里的8字方针,也让他在当地企业工作时,不管做活动还是处理新媒体稿件,都能有个准则。“特别像是武功秘籍里的心法口诀。”
再后来,老杜开始创业做自媒体,因为之前在微博积累的资源,前期做账号的时候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且老杜运营内容的功底还在,因此在账号维护、平台合作等方面,上手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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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需要这样
2019年小宇提出离职后才知道,公司园区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莫比乌斯环,这种象征着永无止境的“怪圈”,也被解释为,当你尝试前行时,却在侧面绕圈子,想要进入圈内时,却发现身处圈外。
在向leader请辞的那天,小宇的leader也准备辞职创业了。
此前部门在开会时,他们都亲眼看到过同事突然晕倒被120拉走;也见识过,待产的同事在救护车上发交接邮件。
小宇的leader在离开互联网大厂后,做健康方向的创业。她在自己公号上写:团队里二三十岁,本该生龙活虎的同事,体验报告尽是“亚健康”、“过劳”、“三高”。大家每天边调侃身体,边忙的顾不上吃饭,晚上12点后才下班……现在那么多AI技术、大数据算法,难道没有一种可以帮年轻人更健康应对繁忙工作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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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的提问,小宇想不出答案。离开大厂后,她选择回到沈阳老家一所民办高校做老师。
早上8点半上班,12点午休,下午1点半上课,4点半下班。
“第一天下班看到太阳的时候,我真的哭了,太美了。你下班的时候,太阳还没下班,而且这个太阳和休假时候看到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面试这所高校时,没有复杂的笔试,10:3的群面,抽象的问题和虚幻的大饼。用小宇的话说,校长、院长、系主任,大家就先坐一起唠嗑,之后安排试讲,合适就录用。
因为有在一线城市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经验,小宇不仅能提供理论,还有大量实操案例可供教学使用。实用、干货,是很多学生对小宇课程的评价。有次,校长不经意间也提过,互联网公司培养出的人才确实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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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小宇对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知道如何使用。“从毕业之后,下午5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除了工作,没用来干过别的,现在突然把时间还给我,我不知道该干嘛。”
老公也惊讶于,小宇的手机终于清静了,那些震动或跳跃的提示音不再充斥他们的生活。在学校和学生们在一起,总是朝气蓬勃,这里没有35岁的焦虑,没有工时比拼,也没有打不到车干着急的烦闷。
前段时间,有猎头打电话给小宇,推荐的岗位是热门办公app的产品运营,薪资比她离开北京时还要高出40%。这个数字确实让小宇有些心动。在老家,她的工资“从之前一个月两万多,变成那个多”,心理落差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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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厂的时候,薪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和个人价值成正比,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评价方式,所以当我的薪资还不如在北京上班交的税多时,也难过了一段时间。”
但小宇很快肯定了现在的选择。虽然钱比之前少,但拥有更多生活的时间。还在互联网大厂奋斗的同事前段时间在回龙观买了房子,他告诉小宇,妻子的工资要全部用来还贷,他的工资则用来维持日常花销,两人谁也不敢生病,不敢死,只要有一个掉线,家庭立刻崩溃。
“做好选择,不能什么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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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在那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一年后,选择入职一家外企。和小宇一样,从面试到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她都感受到巨大的不同。
面试时,外企基本不按面经里的固定问题提问,而是更倾向于“留作业”甚至现场编程。
“你可以查任何资料,只要把程序实现出来即可。面试官也会从细节出发,引导优化,更像是配合完成编出一个健壮的代码。”
刚入职外企时,和小宇一起报到的也是一个刚从大厂离开的程序员。两人坐在不同区域,万万拿不准下班时间,偷偷询问那位同事,他座位附近的同事几点下班。对方回复:好多不到6点就去接孩子了。
有段时间,因为工时估算紧张,原本6点下班,小宇加班到8点左右。“和之前相比,我感觉8点还挺早的,但是我同事从健身房锻炼回来后,劝我赶紧回去,别太累了,咱们这儿不用这样。”
部门一起聚餐时,万万说起自己爱好是打羽毛球,当时部门leader就把她拉进俱乐部的群组,第二天下午5点多,leader过来敲万万的桌子:“咱们5点15出发去打球。”
工作上,万万找到了一点“不可替代”的感觉。她记得有一次,团队中出现某个bug,但没人知道如何解决。她想起自己在大厂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很轻松地就给出了技术支持。在有些外包项目中,领导认为外包团队做出的效果“不酷”,但又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好。万万就根据自己之前的经验,在外包给出的产品中加一些新技术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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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本来做出来的是一个平面的地球,但我觉得3D效果会更好,其实这种技术放在以前公司特别小儿科,我也并不是最专业的,就边学边做,成品出来后,领导特满意。还开玩笑说,就指着我这个3D地球卖钱了。”
万万突然明白了,原来不做螺丝钉和大厂里总说的“不设边界”是这个意思。
现在小宇在沈阳老家,学生不经意间发来的暖心微信,让她感慨原来付出是看得到结果的;老杜还在武汉,不用加班和随叫随到的工作让他有时间做自己的账号和陪伴家人。朋友圈里,他偶尔也会关注互联网行业的新闻,但更多时候是孩子的成长视频。万万不会再因为技术和年龄感到焦虑,休息的时间,她也终于可以陪陪那只用睡觉打发寂寞的小狗。三个人对自己的现状都很满意,离开互联网后,生活开始回归到本来的样子,时间终于归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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