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这所“大庄园”里，可谓等级分明，最高的是公社党委书记，之后是副书记、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助理员、一般干部等。公社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公社各级干部的“私有制”。公社的土地财产、人力物力都由公社党委支配；社员的生产、生活都由公社安排，大小队干部都由公社任命。公社的管理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人治。
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尽快在农村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的计划完整地落实，实行公社干部分包大队的办法，在当时起到了督促、检查等作用。
当时，对驻队干部的要求是“分管一条线，管好一个片，包好一个队，蹲好一个点，办好一个场，种好一块田，劳动一百天，工作同样干”。驻队干部的三件宝是“雨具黄包破棉袄，春夏秋冬农家住，三同一片口碑好”。
在水屯公社曾实行过“五、十制工作法”。即每个公社干部每月有十天吃住在农村，帮助生产大队抓好农村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月回公社机关五天，其中一天汇报工作，两天处理本职业务，两天休息。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每天夜晚，公社革委会办公室用电话查岗，看哪个驻队干部回家了、离岗了；如果发现不在大队部里，就要批评或通报，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到了春种、三夏、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一切规矩都被打乱，变成了“连轴转”。“五”不存在了，都加入到了“十”的行列了。驻队干部整天在农村，无论远近都不能回家，夫妻之间甚至好长时间不能见面。
驻队干部的工资一般不高，每月四、五十块钱的占多数，大部分是“一头沉”（家属在农村），虽然他们生活很清苦，但很少有在下边白吃白喝的情况。大队部设有小伙的就在小伙里吃，没有小伙的就轮流到社员家里吃派饭。
驻队干部吃派饭时，队长要挑会过日子的，主妇干净利落，会做饭的家庭，并且提前一天通知做派饭的人家，让其打扫一下屋、院，做些简单的准备。第二天留一个妇女在家，专门做饭。驻队干部派到谁家吃饭，谁家就高兴，觉得很有面子。因为吃饭的人还要给钱和粮票，每天一市斤粮票四毛钱（分成三顿：即早晨二两一毛钱，中午和晚上各四两、一毛五分钱）。那时候，社员们都稀罕粮票，有了它，进城就不用啃干馍、喝凉水了。
凡是管饭的人家为驻队干部做饭，至少要炒上一盘鸡蛋、一盘素菜。第一顿饭做好后，主人就让孩子到驻队干部驻地去请，其实是引路。吃的时候，男主人要陪驻队干部吃。
我曾听到一个驻队干部讲过一件尴尬事，有一次，驻队干部吃饭时，主人的小孩站在旁边看，两眼盯着那盘炒鸡蛋，只盼多剩下点。没想到驻队干部吃过馍后竟然把炒鸡蛋全部倒进了自己的稀饭碗里，小孩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弄得驻队干部很不好意思。
驻队干部也有被大、小队干部邀请到家里吃饭的情况。一般饭食也就是煎饼、捞面条、鸡蛋臊子，个别时候也有几个盘，或鸡肉面片、肉丝面的情况。那时很少喝酒，即使喝也是喝公社种子场吊的混浊不清的高粱酒，当然，也有喝“张宝林”（即张弓、宝丰、林河）的，抽烟抽的是“芒果”、“金菊”、“三门峡”牌子，这在当时也算是侈奢品了。
驻队干部除了承担着自己与职务相对应的工作外，就是配合公社的中心工作。在生产方面，主要是催种催收。过罢春节就开始抓备耕，春天一到就抓春耕春种，夏天来了抓夏收夏种夏管、夏粮征购、高温堆肥，秋天来了抓秋收秋种秋管和秋粮征购，秋天一过则要抓养猪积肥和打井、挖渠、修路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对这些中心工作，公社抓落实的方法，除了把大队干部们集中到公社开会部署检查外，最主要的是要靠公社干部驻在大队里督促检查。那时每年都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不仅把大小队干部们集中到公社里集中开会学习，最主要的还要靠驻队干部带领大家学习文件、组织讨论、剖析思想、查找问题、进行背靠背或面对面的检举揭发、批评教育，整改落实等。
因而，人们形容驻队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富人，冬天是罪人。”也有人形容驻队干部的工作是“春天搭班子，夏天挑担子，秋天挨板子，冬天卸挑子”。
那时候上级布置的工作有的脱离实际，违背群众的意愿，大队干部就千方百计地推脱敷衍，甚至另搞一套。在落实种植计划上，上级坚持“以粮为纲”，确保粮食计划种植面积全部落实，而群众则希望适当多种点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以解决日常生活所需。
有一年，一位公社领导到田庄大队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个大队“擅自”扩种了50亩棉花，这个领导很生气，要求立即整改，毁棉种粮。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彭功脾气很犟，说“棉花已经出芽了，毁掉太可惜！”两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
书记气得没办法，临走时给驻队干部王志法撂下一句狠话：“限两天内改正，不然就撤职！”两天后，公社领导让王志法去实地一看，一棵棉花都没动。这下，可难为了王志法。王志法给彭功一谈，彭功却要“撂挑子”（即辞职不干）。王志法又骑着自行车跑到支书的家，像走亲戚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谈心、交心、沟通、协商，彭功终于同意改种一部分粮食，这一让步，也算给公社领导一个台阶，驻队干部也好交差了。
驻队干部如果驻上个好的大队，与大队干部配合得好，各项工作都先进，脸上就有光彩；如果大队干部之间经常闹意见，或者遇上大队支书“撂挑子”，大队的事情就没人管，自己的担子就重了，就像兼大队支书一样，责任很大，工作很累，直至选配好大队支书为止。
有一年，一位大队支书早晨起来打开门一看，门口放一花圈，他气愤不已，觉得自己出力不讨好，得罪了人，遭人侮辱，还不如当个社员心静，于是，躺倒不干了。驻队干部虽然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就是说不通，气得驻队干部的脸色都变了，把茶碗往桌子上一蹾，站起来就开口骂：“你小子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当干部的谁不受委屈，有一点委屈就撂挑子，还算什么党员，还算个汉子吗？晚上我不走了，准备饭！”
嗨！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位支书立即招呼家人做了几个小菜，俩人喝了个小晕。从此，这位支书再不提“撂挑子”的事了，第二天照常去大队安排工作。
驻队干部也有苦衷，如果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或工作能干不太强的驻队干部，往往不受大队干部的欢迎，他们认为年轻干部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什么能力，工作上帮不了什么忙，处处被小瞧并受冷落。开会前不给驻队干部打招呼，不与之商量工作，开会时不让其讲话，既使讲话中间不断地被打岔或当即否定。到了吃派饭的时候，迟迟没人去叫，或者被派到生活困难、居住、卫生条件极差的农户。逢到好事想不到，遇到棘手的问题交给驻队干部，等于处处给驻队干部设难题，看笑话。这些驻队干部如果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会遭人谴责，迅速传播，到处熏臭，使其很没面子，让驻队干部自己不得不向公社领导提出换队的要求。
现在想来，公社干部驻队是人民公社体制的产物，它伴随了计划经济的运行，也伴随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而真正的推动力完全是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后的承担者就是作为基础的生产小队，这种现象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不管怎么说，驻队干部长期驻在大队，深入小队，生活在群众之中，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了解社情民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