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个普通的北漂，拿着几千块的工资每天风吹日晒地跑新闻，用了十年时间才在北京勉强稳住脚跟，但很快她发现自己没有了奋斗目标，于是天生喜欢挑战的她选择辞职创业。

一次偶然的出游困境，一个好友的无心之言，让她萌生了一个全新的创业理念——共享单车。

最终，她用了三年时间，将一个全新的企业从零做到百亿估值，却在风头正盛之时套现15亿转身离场。

她就是摩拜单车的创始人，也是共享时代的先驱者之一，胡玮炜。

胡玮炜出生在浙江东阳，小时候跟父母生活在农村，父亲有一门雕刻的手艺，农闲的时候还会走街串巷地给乡邻们做工，胡玮炜也经常跟在他身边，看着父亲一边做工一边跟雇主攀谈，对社交有了最懵懂的概念。

胡玮炜不是什么尖子生，学习成绩一直是中游，但父母从不强求她，而且给了她很多自由的空间。

比如胡玮炜的名字，起初两个字都是“玮”代表的是珍贵的玉器，但是她觉得这样太过矫情不大气，于是就把第二个字改成了“炜”，除了珍贵还要有光亮。

胡玮炜曾经把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作为自己的偶像，并以此为目标报考了浙江大学，但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却让她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无奈之下只能退一步选择一个三本院校浙大城市学院新闻系。

四年大学，胡玮炜并不敢过分放纵，因为她离梦想还很遥远。毕业之后，胡玮炜在浙江本地找了不少工作，但无一例外的失败，最后胡玮炜破釜沉舟卷铺盖直奔北京，成了千万北漂一族中的一员。

2004年是大学毕业生疯涨的一年，真正的一板砖拍下去全是本科生的年代，胡玮炜在北京撒大网地投简历，这次她比较幸运，成为了《每日经济新闻》的一位聘用记者。

报社名头听着很亮，可是胡玮炜不是在编员工，每个月只有3000块的工资，她只能在郊区租房子，每天花费在路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挣扎。

为了尽快改变生活，胡玮炜频繁跳槽，从《新京报》到《商业价值》再到《极客公园》，前后十年时间里，胡玮炜在北京的传媒行业里马不停蹄地奔跑。

在此期间，她在北京的生活也慢慢稳定下来，结婚生子但依旧买不起房子。随着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传统纸媒遭到沉重打击，胡玮炜眼看着身边的人接二连三地被裁员，每天都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挣到的1万块月薪似乎也要保不住了，那时候她便意识到传统媒体必须有所突破。

2013年，胡玮炜到美国报道电子汽车展，“汽车＋科技”的概念让胡玮炜眼前一亮，回到公司后她跟老板建议，开辟一个科技汽车的专栏，结果老板丝毫不感兴趣，全盘否定了胡玮炜的提议。

原本胡玮炜就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进入瓶颈，而老板的“不思进取”更是点燃了她自立门户的斗志。

2014年，32岁的胡玮炜暂时放下5岁的儿子和稳定的生活，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辞职创业，在北京一家民房里创办了新媒体——极客汽车。

那间民房白天是她的办公室，晚上作为酒吧为汽车行业提供沙龙活动，胡玮炜起初的目的是想从这些专业人士口中搜集信息，但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叫陈腾蛟的设计师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

陈腾蛟毕业于清华美院交通设计专业，他在一次沙龙中提出了智能自行车的概念，并且成功挑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他们口中过于技术的信息元素胡玮炜听不懂，但是她却突然想到自己多年来出行的困惑，比如从地铁到公交之间那几公里，她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工具；又比如曾经在杭州想要骑行，但是面对复杂的租车程序望而却步的时候。

这些都让胡玮炜对智能自行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最后众人一致给出结论，这个项目太烧钱，投资回报不高。

一盆冷水当头浇在胡玮炜头上，只有李斌跟她一样看到了这个项目背后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建议她如果真的想做这个项目可以结合当下热门的共享经济，做共享单车，也许是个不错的思路。

就这样，李斌成了胡玮炜的天使投资人，2015年胡玮炜二次创业成立摩拜科技。

支付平台、远程监控、数据分析等软件的搭建用了很短时间，毕竟当时整个互联网交易和监管环节已经十分完善，胡玮炜还是很细心地为摩拜的主页申请了专利，最大程度的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大的困难出现在硬件设施上，到底什么样的自行车才能用来当共享单车，在这一点上胡玮炜坚持从用户角度出发，将自己曾经经历和使用中痛点提炼出来，提出智能解锁、无链条、实心胎、远程监控、耐磨损。

这一系列高标准严要求的设想几乎颠覆了自行车这个传统制造业的行规，就连设计师陈腾蛟都建议胡玮炜降低一下标准否则根本没有工厂能生产这样的自行车，但是胡玮炜坚持这些标准决不能降低，陈腾蛟无奈离场。

胡玮炜只能重新寻找设计师，于是就找到了开云的王超，起初王超对胡玮炜的设想也很不理解，但是当胡玮炜跟他提起陈腾蛟的时候，莫名的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王超欣然加入。

没有工厂接单，胡玮炜就自己建了一座工程，经过反复实验调整，终于第一台摩拜共享单车顺利上线，可是2000块钱一台的成本依旧让胡玮炜心有余悸，因为她手头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多了，因为按照计划第一批投放起码要达到1000台才能看到适用效果，可当时她手里的资金只够生产700台，而且还没有预留后续运营的费用，无奈之下胡玮炜甚至向民间资本求助。

其实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能遇到一个愿意相信自己并无条件给与支持的投资人那便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而胡玮炜则遇到了李斌。

资金陷入困境的时候，李斌再度出手为她找到100多万美金的投资，保证了第一代摩拜单车的生产和投放。

2016年4月22日，摩拜单车在上海正式试运营，胡玮炜紧张地看着屏幕上的租借数字，从1到10，从几百台到1000台全部被扫码借走，胡玮炜心里那块大石头慢慢落了地。

胡玮炜立即招兵买马，扩大生产，为了规范管理，她又请来了前任Uber总经理的王晓峰，而胡玮炜的办公室也从曾经的小民房搬进了朝阳区的写字楼。

摩拜单车以极快的速度在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地率先铺开，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遍布到全国几十个城市，小橙车成了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胡玮炜成功的解决了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2017年，随着摩拜单车的横空出世，胡玮炜的名字开始被公众熟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正向对她进行采访，甚至受邀参加了总理座谈会。

2017年1月13日，胡玮炜和其他6名行业专家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总理座谈，一并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建议。

她讲到摩拜的工厂现在每天能生产1.5万辆自行车，而全国上下已经有超过80万辆摩拜单车在投放使用，未来还会向海外拓展。

摩拜单车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有效融合，让虚拟经济有了具象的载体，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革新，这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一致认可，并且一直认为这种突破创新的经营模式将会给传统制造业带来新的生机。

与此同时，大量资本看到了共享单车的背后的巨大潜力，腾讯、阿里、红杉资本、富士康等多家顶级资本先后入驻摩拜，胡玮炜五轮融资拿到将近20亿。

最为疯狂的时候每天找胡玮炜谈投资的人从早排到晚，但很少有人能见到胡玮炜，只能跟公司的副总谈，但只要双方谈妥合同，半天之内如果敲不定合同，可能很快就会有下一家挤进来，当时很多投资人笑称他们是给胡玮炜送钱都送不出去。

而胡玮炜每天几乎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对于已经上小学的儿子也是无暇顾及，但是她依旧相信单车骑行，可以让城市更美好。

随着摩拜单车的不断发展，2018年胡玮炜也入选福布斯亚洲“25位亚洲新锐女性榜”。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摩拜单车开始大面积普及的时候，城市交通却没有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大多数城市的二三类街道依旧没有非机动车道，停放空需求越来越高，而可以规范停车的位置却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用户素质的不可控性也越来越大，大量单车被随意丢弃，逐渐成为城市的负担和隐患。

摩拜尝试通过提高押金和扣减信用分的形式来监督用户，但收效并不明显，并且人为破坏的单车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内忧同时也伴随着外患，摩拜单车的模式并非不可复制，而胡玮炜生产单车的技术也并没有多高难，当摩拜爆红之后，很多自行车厂家都开始学习这种制造技术，更新流水线和原材料，很快就能生产出比摩拜成本低很多的同类自行车，网络交易平台更是拿来就能用，于是很多颜色各异的共享单车出现在城市街头。

这些仿造者无论在质量还是服务上都无法与摩拜相提并论，可是在用户眼里他们统称为“共享单车”，用户新鲜劲儿一过，他们就面临着同样被抛弃的命运。

摩拜的困境并非只有胡玮炜一个人看清了，其背后的资本也看清了，不同的是胡玮炜想要长久地发展一项事业，而资本寻求的是高速高回报。

于是资本开始观望，而摩拜则陷入困境，从巅峰时期的百亿估值到负债数十亿，仅仅经历了短短三年时间。

就在所有人都好奇胡玮炜将如何力挽狂澜的时候，她力排众议以27亿的市值将摩拜整体出售给了美团的王兴，而她自己凭股份则套现15亿。

这一行为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这不过就是资本的一场游戏，有人说胡玮炜终究还是个商人何必总拿梦想说事儿，对于这些胡玮炜只是在朋友圈做了最简单的回应“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之后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所有交接工作，孑然一身地离开了摩拜。

从此摩拜单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包括其生产线和交易平台在内的一切都更名为美团。

有人说她半途而废，但却鲜有人看到她的精明，对于智能化的共享单车来说，胡玮炜算是开山者，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乘凉的人太多就会给树带来负担。

胡玮炜只是一个由记者转行的创业者，她曾坦言跑得最快最累的时候就是被资本追赶的时候，能咬紧牙关的创业者不多，同样想胡玮炜这样懂得急流勇退的人也不多，而在那三年里，她想要的想必已经都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