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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报告可以用信纸写吗——辞职报告电子版下载

时间:2023-02-23 08:55:31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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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东三环向东南方向驱车几十公里,一座体量巨大的仿古建筑在地平线升腾起来,那里便是“天下第一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以巨大和空旷而著名,一度能让外界对此有所关注的,便是昔日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训练基地,设在这里。

时常,会有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在众人陪同之下,远远看着这支足球队进行训练。他是王军,开国元勋王震的之子,中信历史上最重要的掌门人之一。陪在他身边的通常是李士林,他说着标准的北京话,时而会穿着一双布鞋。

李士林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而王军,是李士林的“老板”。搜索记忆,存于我脑海中的关于王军的第一个画面,似乎来自于央视昔日的王牌节目《足球之夜》。那时,巴塞罗那队访华,足球之夜播发的一则新闻这样写道:

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接见”了巴塞罗那俱乐部代表。

是的,“接见”,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今天,传来了王军去世的消息,距离那一期《足球之夜》,已经过去21年。

2

王军不苟言笑,留着平头,后来年纪渐长,头发变得花白,却仍然茂密,他保持着这个发型。王军说话,一般都是短句,不习惯铺垫,陈述句居多,没有太多的语气助词。这种语态,通常会打消他人与他争辩的念头。他很少身着成套西装,甚至,从来不打领带。

与一贯谦和示人的中信创始人荣毅仁不同,王军符合一切关于“铁腕”人物的预想。这或许与他出身行伍有关。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系的毕业生,学的是导弹专业。毕业之后,去了武昌造船厂任军代表。在那里,他与华罗庚相识,由此一同往返于中国南北的各家企业,推广华氏的优选法。身为当代著名数学家的华罗庚曾对身边人说,王军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令他敬佩。

1979年,王军38岁。那一年,中信正在筹备当中。创始人荣毅仁决定要启用一批被后来称为“60、70部队”的“人才”。王军便在这个范围当中。同在这个范围中的,还有时年37岁的叶选基,他曾经担任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武官。

那时候,王军的名字并不显眼。比如,在一串如今看来十分显赫的名单中,还包括经叔平。那一年,他已经61岁,他是荣毅仁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其时,他是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十几年后,他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创始人。

那时的王军,是中信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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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有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全称是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荣毅仁觉得太长,干脆把首字母拼在一起,形成了“CITIC”。荣毅仁还自己设计了中信的LOGO,这位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选择了抽象的,两扇已经打开的大门。

至今,这个LOGO仍被中信沿用,不曾更改。1979年,一位美国商人、荣毅仁的挚友看到这个LOGO之时,便问荣毅仁,“两扇大门,左右敞开,是表示开放政策吧”。

如果说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当时中信的顶层设计者,王军和中信的其他年轻人,便是执行者的角色。设立中信,议定由财政部出资。不过,在中信草创的那一年,财政部的资金很长时间没有拨付到位,而王军这样的“年轻人”,早已迫不及待。

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自己拿出了1000元人民币,交给王军,让他去采办购置信纸、信封、电话等办公用品。

那时的中信,甚至还没有公章。《荣毅仁》一书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场景:“他们从中国银行借出盖有天安门图章的文件来复印,刻好图章,才拿到开办费”。那笔开办费,还是财政部预借的,50万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

荣夫人对王军已经很熟悉了,因为王军就是那个因为要处理工作,而带头睡在地上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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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的睡眠好,入睡快,在中信当时是很出名的。他自己都承认,“倒头便睡”,“有时候5分钟就能睡着”。长辈们有时候会说,这很像他的父亲。行军打仗之时,睡觉的机会无比宝贵,很多解放军战士练就了跑步也能睡觉的本领。这并非传说。

还有人用八个字形容王军,“刚毅深沉,威而不猛”。他喜欢体育运动,从小学就是这样,中学更是如此,各种科目、各级校队留有他的名字和成绩。他特别喜欢对抗性的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撞不到一起的运动,我都不参加”。

足球就是他钟爱的运动之一,这也为后来,中信接手创办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打下了伏笔。“国安”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到1993年,王军发现自己睡不着觉了。那一年,他已不再是中信的“年轻人”, 而是中信的总经理。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另一种对抗:与时刻变化的市场环境对抗,与中信内部陋习惰性对抗。

1993年3月,荣毅仁向王军交出了中信的权杖。在交接会上,王军的话语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荣老板在的时候建立了中信的良好信誉,我们只有克服困难,再接再厉。”

中信的历史,进入了“王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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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信的大体系中,论名气,一度最高的其实是李士林,因为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在“工体不败”的年代,阿森纳、AC米兰等国际劲旅都败走工体,北京国安自此高光,李士林也成为中信体系内,被公众认识最多的人。

多年之后,当罗宁等“后辈”们以罢赛的方式发起中国职业足球的G7革命,甚至要与中国足协决裂之时,还是李士林发话,让国安与足协和解。而有更多的说法是,真正说出这句话的,是李士林的老板王军。

1993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尚在筹备之中,王军和李士林更多的对话,着实是中信的经营。后来,李士林曾回忆,在一个活动上,王军和他说,要准备1500万现金,李士林以为“老板”要上什么项目,哪知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三个字:“发工资”。李士林大为惊讶:难道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由于中信的特殊性,王军接过权杖时的中信,资产报表很是漂亮,但流动资金却十分匮乏。他曾向下属要来一份中信在国内投资项目的报告,看完之后,他骂了一句“国骂”:妈的,1000多个项目没几个好的。

于是,在中信系统更大的范围内,王军的“铁腕”初露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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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后中信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研讨会,在王军的力推之下召开。开会之前,中信的很多人仍把这次会议看做“务虚居多”。但是,王军在开场发言就把这种想法“粉碎”了,他说,“不要装模作样,扭扭捏捏,要就要刺刀见红”。

在整个会议上,中信的成绩没有被提及,甚至一次都没有。在这个会议上一些发言者的名字,将在多年以后变得声名鹊起。比如秦晓,他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司对借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高负债比的资本结构长期不能得到改善,中信发展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那时的秦晓,是中信公司的副总。多年以后,他将成为另一个重要国企——招商局的掌门人。后来,他还成为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委员。

在那一届的政协委员经济界中,还有王军,不过,他很少发言,甚至来到分组讨论现场的时候,也不是太多。

在这个刺刀见红的中信战略研讨会上,最终形成了三个共识:第一,战线拉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而且,投资效益太低。第二,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处理不当。也就是子公司利润向母公司并表,但是,母公司手里并没有钱。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王军向李士林伸手要钱发工资的那一幕。第三,“外汇-人民币-外汇”的运营方式,承受着巨大压力。

那时,以实业为主的中信,负债率一度到达90%。王军开始失眠,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回忆说,那时他几乎试遍了各种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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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的“咄咄逼人”自此被中信当时的“封疆大吏”们认识。他把这些人集中调到北京来开会,子公司必须按季度将应缴利润缴纳到集团财务部。他还警告这些“封疆大吏”们说,子公司不能擅自经营国债、期货、证券业务。

有人对此表示不解。但就在王军的这次“铁腕”警示之后,中信上海公司在伦敦期铜市场溃败,造成4000万美元的亏损。王军勃然大怒。上海公司总经理高孔谅被撤职。王军还警告子公司,如果置总公司的命令于不顾,产生损失,要追究法律责任,并进行适当经济追索。

几次重大损失事件的处理,让庞大的中信系统,彻底“认识”了王军的“铁腕”。自此之后,王军以如此口径和风格处理了包括生产一代国民神车的“广州标志505”的广州标志汽车债务危机,成功完成债转股谈判。

慢慢的,王军可以不借助安眠药入眠了。不过,他经常也要在睡前思考很长时间,因为,他要考虑中信的下一步布局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证券牌照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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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常振明。后者将在孔丹之后,继任成为新一任的中信掌门人。常振明办事严谨,对待王军交给的“收证券牌照”任务,如期完成。在向王军汇报时,他说,“基本完成了”。

王军很敏感,他知道这个“基本完成”的说法,就是还有个别人不交。他问常振明是不是李顺生,当时担任中信兴业的总经理,常振明答“是”。于是,王军把李顺生叫到办公室。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王军语调不高,甚至平和。他往李顺生面前摆了一张纸、一支笔说,“你交不交?交就让常振明过来,不交,你就在我这写辞职报告”。李顺生面对王军,显然没有别的选择。

王军的“铁腕”,首先谋局于证券,是因为他心中早有“中信证券”的打算,而中信证券的首任掌门,便是负责收牌照的常振明。事实证明,王军的谋局决断颇为准确,在完成了多家国有和重要企业的IPO后,中信证券声名鹊起,然而,这仅仅是王军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步子要走。

王军真正寄望的,是混业与金控。

9

在一步一步前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前,王军仍然要面对中信高负债率的问题。他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汇报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中央财政不会再给钱。朱镕基随即问,打算怎么办。

王军很快回答说,“打算卖一些资产”。说这话时,王军想着中信泰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王军此时其实已经有初步考虑的方案。即在当时市场股价较高的情况下,向荣智健家族以及管理层出售中信持有的股权。当时,香港资本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管理层和荣智健家族对于中信泰富,也有着比较强烈的收购意向,这种意向,曾几次向中信表达。王军并非没有顾虑,但是,他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中信最终以33港元/股的价格,把所持中信泰富的股权卖给了荣智健家族。荣智健非常高兴。但此时,身在北京的中信集团一些重要班子成员,还不知道呢。

曾有人问,“国务院同意了么?”。王军没有直接回答,“做了就做了,能收回来100亿,我们资本金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在签转让协议的时候,要将留在纸面上的签字日期改为当年12月31日。

这又是一个王军式的“行动”。

10

历史总是轮回。当下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到来时,荣智健还会向中信求援,而到那时,荣智健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中信泰富,又将重新回到中信手中。而那时,奥运已经来到北京,连鸟巢“都是”中信的。

这将是在将近1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就在王军顶住巨大压力完成了这笔交易之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袭来。这100多亿元的现金,对于中信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这让中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又一次金融海啸。在那之前,王军主导之下,中信已经作为联合体,与城建一起拿下“鸟巢”,那是奥运会的主体育场,王军亲自挂帅,曾经给他筹集1500万发工资的李士林担任副手,这样的高阶阵容,中信历史上绝无仅有。

2006年北京盛夏的国安宾馆,所有的中信高管都齐聚于此。王军要退休了,那一年,他已经年届65岁。孔丹成为了他的继任者。在那里,孔丹哽咽,常振明落泪。王军自己倒是非常释然。

2019年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公园,鸟巢和水立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改建工程。这里,将在3年之后的春节,迎来冬奥会。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

这一年的盛夏,在北京CBD核心区的东三环路东侧,一座仍在建设的超高层建筑已经封顶,正在拆除着各种施工机械,她被命名为中国尊,是中信集团的总部新址,还是北京新的高度。

站在中国尊的顶上向西北望去,京城大厦静静矗立,一个人与时代的背影,将被放置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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