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前单位给我结清了最后一笔工资，宣告我五年的公务员生涯终结。也在上个月，我刚好满三十岁，是许多同龄人受够了“毒打”开始考公的年纪。
离职的时候，要去各个部门找处长们签一张表格，一共十七个签名，比召唤神龙还多十个。工作了五年，休了一段病假，有些处室我离职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在这栋办公楼里浸淫了至少二十年的前辈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陌生人，有的还会送上祝福，“好好休息”或者“生活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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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们很少乖乖待在自己办公室里，我常常要站在长长的走廊里徘徊等待。这让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细节：原来这里的门框都是顶着天花板的，一点留白都没有。远远看上去显得天花板很低，有种说不出的威压。而我原来从来没有好好抬头看过这条走廊。
花了五年时间，我确认了一件事：这份工作并不坏，但我不喜欢。
体力活儿
2017年考公务员的时候，我还是同龄人里的少数派。当时在一家媒体实习，快考试的那周有个记者找我帮忙做稿件，我说这周要去国考，她有点诧异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没想到你会去考公务员，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我来自一个体制内家庭，对公务员这份工作没有美好的滤镜，也没有抵触的心情，毕业后父母劝我去考公务员，我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情报名了。那年公务员竞争不算激烈，我特意没有报班也没怎么备考，结果意外考上了。考上了就去呗，我是个既来之则安之的人。
走进办公楼之前，我对这份工作到底干什么毫无概念。很快就发现自己大致在做两件事情：跑文和办会，两样都是体力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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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特的是，单位明明有OA系统，可线上系统的提醒功能仿佛经常失效。遇到不能耽搁的事情，大家还是要把文件印在纸上挨个找人手动签名。“跑”这个词是很形象的，签批页上的每个小格子都指向不同楼层的一位领导，为了节省时间，我常常在楼梯间上下奔走。一份文件要签的字有七八个，得把房间号记在便利贴上才不会迷路，像下真人飞行棋一样，不能乱走，运气不好还要倒退几步。
最着急的一次，我站在会议室门口从五点等到七点，一刻也不敢离开——万一领导出来上厕所呢？最后那位每半小时进去倒一次水的小姐姐，也许觉得我等得足够有诚意了，帮我递了个话。前后不过半分钟，文件签完了。但我一点儿欣喜的感觉都没有，因为上面只是画了个圈，意思是已阅，下面还要找另一位领导签批。
办会就更费力了。不管多高端的会议，最后都落到一件事儿上：确保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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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我的预想。入职才一个月，我就赶上一场大会。有一天夜里两点钟，对接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本来缺席的领导临时决定专机飞过来，就要降落了，问我贵宾通道安排好没有。我怕打扰室友，坐在酒店走廊里打了半小时电话辗转找到机场地勤。机场先跟我掰扯了半天这位的级别够不够贵宾，最后提出一个灵魂问题：大半夜的，贵宾通道和普通通道有啥区别？只是多了条红地毯啊！
跟我认识的其他公务员相比，我受的这点磋磨不值一提。一位朋友跟我抱怨，她有一次打印会议材料，两百多份都用订书机订好了，前面审材料的时候没人发现问题，最后一位说有两个名字顺序排错了，她不得不加班到深夜，手动把两百份材料的订书钉都拆了，把那一页纸换下来。当然了，没有加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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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要是单把这位领导面前的材料换成新的，其他人多半也不会发现。
工作久了，碰到的接待任务多了，我常常疑惑，一个成年人会渐渐失去自理能力吗？
我处理过许多奇怪的要求：给住在星级酒店的客人买洗澡用的凉拖，跑几个酒店去现场测试床垫的软硬度，在国外临时找电磁炉下挂面。
后来我悟了，日理万机的人要避免情绪波动，就得保持一种恒星般稳定的生理状态。倒不一定是他们主动要求的，也可能是下属规避风险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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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去陌生的城市出差，同事提醒说上次领导坐夜班飞机早上到酒店休息，发现房卡刷不开门，这次一定不能出纰漏。那个晚上同时发生了几件事：秘书晚上十点跟我说需要把第二天的讲稿打印出来。酒店告诉我半夜十二点以后才能激活房卡。航班第二天早上五点降落，我得凌晨三点出发去接机。
我穿着拖鞋去自己那家简陋的商务酒店前台软磨硬泡借打印机，因为他们的电脑没有公文规定字体，捣鼓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成，就找了个长得差不多的字体代替。解决完了已经两点多，我坐在酒店门外的长椅上发呆，想着歇一会儿去对面开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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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了一件极其梦幻的事情。一位背着登山包的外国老哥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凌晨两点坐在这儿？我说我在工作，反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他刚从雪山里出来，山里的牧民卖给他两张羊皮，新鲜热乎的，一共五十美金，问我要不要去爬雪山，他可以把向导介绍给我。
那个城市的夜空很清澈，墨蓝色天际线上，雪山像浮在天上的云。放在过去，我肯定会找老哥要来向导的电话。但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可别有客人一时兴起要去爬雪山，我还是别认识什么向导为好。
凌晨两点半拿到房卡，五点接到机，我把新打印的讲稿交给秘书。秘书抽出来看了一眼说：字体不对，不要给领导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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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
岗位原因，我们部门没几个人，环境宽松，人际融洽，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糟心事儿。
如果想摆烂，也不会有什么后果，铁饭碗的吸引力就在这里。有一次我都收拾行李要去度假了，临时叫我出差，我说那退不了的机票钱也给报销吗？财务说不行，我说那我这点工资承担不了损失，不去，也没人说什么。
听起来挺幸福，少干不会扣钱，但反过来多干也不会加钱。这让把“多劳多得”刻在DNA里的我很难接受。我是个干活儿效率比较高的人，有一年统计了一下工作量，发现光在工作电脑上写的工作文件就有二十多万字，够出一本书的了。第二年按照晋升规定，单位给我们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升了一级，每人工资涨了一百五十块。
图 | 视觉中国
“多得”假如不体现在工资上面，落在工作成效上也挺好的。但我发现这也是种奢望。五年下来，我实际办成了什么事情，现在想想还真的说不出。
工作跟经贸相关，常有遇到困难的企业给我们打电话。我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转发联系方式：您可以联系我们这个部门，那个中心，看看官网的公告。说话的时候我总是很心虚，明知道给出的方案不大可能解决问题，却还要装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有一次去个小城市考察，老板临时有事不去了，我顶替他成了唯一的发言代表。对方依然让我拿着写给老板的稿子上主席台念了一遍，还上了当地的午间新闻。我中午吃过饭去房间里休息，过了一个小时，组织方给我打电话：您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叫医生？没事的话，我们这里有好多企业排着队要见您，您快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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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硬着头皮下楼，大厅里的人都朝我扑过来，名片一摞摞往我手里塞。一个老奶奶塞了一篮糖给我，她说她开了一家手工糖果店，纯自然无添加，希望也能帮她找找销路。我攥着那个手编的小篮子说不出话，落荒而逃。
愧疚感和无力感积累多了，也是会压垮人的。后来，我也不敢接电话了。
这份工作再难干，也是别人眼中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但最后让我崩溃的正是体制的“稳定”。现在想想我为了离开做的那些事情，还觉得荒唐。
因为超过预定期限还不能离开当时的岗位，我给人事部门写了一封千字陈情信。附上一大摞病例，连“大龄单身女青年终身大事几度告吹，父母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都写上去了。得到的回复是一通电话，叫我再坚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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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作妖都不能离开这份工作，这听起来挺何不食肉糜的，但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痛苦。说情说理都行不通，我绝望得只想得到一个答案，随便什么答案都行。我开始在线上算命，咨询律师，甚至知乎大V。
线上大师告诉我，本命年必有转机，可我离下个本命年还有七年。大V收了我的钱，还劝我别冲动。律师说你这个不归劳动法管，要不你试试举报。最后我真上了举报网站，在填写事由和当事人姓名的时候犹豫了——这件事跟一个具体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跟我一样，没有做超出自己分内的事情罢了。
这种得不到答案的状态持续了将近半年，我常常半夜睡不着对着墙跟自己辩经，后来不得不去找精神科医生。病急乱投医，我挑了网页上第一个医生，一个红头发的老奶奶。我去了三次，她总是拿出同一套卡片给我看，上面有男人女人，有猫有狗还有小汽车，叫我形容看到画面的感受。我发现自己能看出画里的人或者狗是快乐还是愤怒，但如果问我内心有什么感觉，只能说毫无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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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奶奶和我说，她是小儿精神科的，看不了成年人的病，但觉得我真的需要休息，给我开了三个月的病假。
2017年我考公的那年，国考报名人数156万，报录比49:1。今年报名人数250余万，报录比60:1。办离职的过程中，有个刚上大一的学妹来问我，是该准备考公还是保研？我很想问问她，你究竟喜欢做什么？讨厌做什么？如果两个答案都不知道，最好先别考公。
回想起来，我的公务员经历就跟在38度的水里泡澡一样，说不上冷，也说不上暖和。突然跳出来，难免打个激灵。但生活就是一件冷暖自知的事情，我就是那个想忍着哆嗦，找个45度的池子泡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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