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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宁波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女员工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休完产假之后随即提出辞职。在该名女员工怀孕期间照常给她发工资、交社保的公司表示“很受伤”。事情一经报道就在网上引发热议。在众多声音中，谴责该名女员工“恶意隐孕”“不道德”“不遵守契约精神”的不在少数，甚至认为其行为将导致“女性求职环境的整体恶化”。

“隐孕”事件本身及其所激起的千层浪，令人深思。在整篇报道中，我们只看到了企业负责人一方的说法，当事女性始终“失语”：

她为何选择“隐孕”？

有何苦衷？

孕期身体状态如何？

辞职原因及去向均语焉不详。

而且，“几乎没正常工作”是什么概念？

“经常请假”是怎么样一个频率？

报道均没有提到。

舆论的指责多于同情，当事女性的声音被无视，聘用怀孕女性的企业吐槽“有苦难言”，如同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女性就业所遭遇的种种尴尬。

事实上，指责女性“恶意隐孕”有失公允，因为，这既不违法，也不涉及所谓诚信问题。

我国劳动法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由此可见，女性是否怀孕，有权利不向单位陈述，也不应影响其被录用。劳动合同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还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因此降低其工资。

而前不久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仲裁委受理的一起“隐孕”案件的仲裁结果也证明了“隐孕”并不违法。该案中，李女士在入职后方告知主管自己怀孕一事，公司遂在试用期满前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北仑区劳动仲裁委审理后认为，公司辞退李某违反法律规定，支持李某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

既不违法，也无关诚信，“隐孕”为何引来争议？根源在于它击中了某些人的“痛点”：一上班就生孩子，没有给公司创造劳动价值，却有工资和社保。这种看法是短视而不公的。

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繁衍重任，不仅需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生命危险，还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精力以哺育和养育后代，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不容忽视。也正因此，法律才特别对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的权利给予了保障。仅以劳动价值来评判女性的价值，是狭隘的。

女性的生育行为并非个体行为，而事关人类血脉延续，故而，生育成本不该由女性自身及其家庭来承担，而应属于企业责任、社会责任以及政府责任。然而，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如果生育负担过重，导致其不愿意聘用女性，就需要社会及政府进行保障兜底。有学者指出，在很多国家，生育保险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而我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纾解这一难题，可以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女性，包括提供补贴或减免企业所得税等，雇用女职工的比例越高，补贴或减税的幅度越大。只有切实为企业减负，企业才会更愿意雇佣女性，“隐孕”现象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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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评论员 莫兰

编辑/吴苏锦

美编/李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