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年春节期间尤其想念我的父亲。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今年春节在儿子田鹰家包饺子，孙子大宝、二宝也动手帮忙，祖孙三代齐聚一堂，其乐融融。触景生情，使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每年三十晚上全家围在一起包饺子守岁的情景。老爸包的饺子薄皮馅大，滋味至今难以忘怀；二是前几天借用小学作文的题目写了篇小文章，老伴徐杭海问我，田恩民你小时候写作就很好吗？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想到了我的老爸。

我小时候从1964年（即刚读初二时）老爸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以后，我就开始承担帮他书写和整理材料的任务；动荡年月中他受到冲击，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写所谓的“交代”，这既加深了我对老爸的了解，也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现将有关记忆写下来，表达我对老爸诞辰110周年的纪念。

右为作者父亲，左为本文作者

我的老爸田宝山生于1912年，祖籍是河北省南皮县，十二岁便失去双亲，成了一名孤儿，只读到高小就被迫中断学业，十三岁进入一家木器店当学徒。据他说学徒生涯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老板家烧饭，做家务，带孩子。他们三个小学徒要负责烧三十多个师傅的饭，在干重体力活的同时，偷偷地向师傅学手艺，三年下来倒是学到了较全面的木工技术。学徒期满，他只身来到上海，在老西门家族的包子店干活，后经人介绍进入位于卢家湾的法商电车公司（上海解放后被政府接管更名为沪南车场）当驾驶员，那时大约1932年，他20岁左右。

法商电车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共产党组织，法商的工人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被称为“红色堡垒”，有以周国强、姜阿龙、张浩波等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这里还有为革命牺牲的“公交三烈士”等，是一个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企业。老爸从小受剥削压迫，又有着北方人的正直豪爽，因此进公司不久即开始参加共产党以工会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随着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日益不满和共产党组织的不断壮大，他更自觉更积极地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成为对敌斗争中的骨干分子。

他们的主要活动有：一是组织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他们晚上贴标语，白天撒传单，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二是组织罢工斗争。他们创新了斗争策略，即以“大请客”的名义将车子开出去，却不卖票，让市民免费乘车，几天下来国民党政府和法国资本家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承受不了，只能向工会妥协，斗争取得了胜利。三是保护工厂。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溃败已成定局，就阴谋在溃败后对工厂进行破坏。地下党组织了护厂队，大家下班后仍留守在工厂，经过大家的努力，不仅法商电车公司，连邻近的卢家湾自来水厂和沪南发电厂等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保证了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稳定。

老爸在上述斗争中，都是坚定的参加者，是其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经过党组织长期培养和考验，老爸终于在1948年1月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值国民党垂死挣扎、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期，许多革命志士被杀害。在这种艰难的时期，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完成党布置的各项任务，可见他参加革命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上海解放后，老爸怀着强烈的翻身感，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建设。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浴血奋战。美帝国主义为切断志愿军前线武器弹药和给养的供应，对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狂轰滥炸，汽车兵伤亡重大，急需补充。驾驶员的培训需要有个过程，朝鲜山区多，对驾驶员技术要求很高。党组织号召地方驾驶员赴朝支援前线。老爸清楚地知道危险性，而且当时我的妹妹刚出生不久，家里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但他仍然积极带头报名并获得了批准，随时准备出征。此事成了当时的典型，记者来家里采访并拍了全家福照片。后因战局变化，他未能赴朝，但此事再次体现了老爸为党的事业勇于奉献的精神。

全家福

新中国成立后，老爸较早地从工人被提拔为干部，先后担任了技保科长、车队长、副场长等，他工作勤恳，不计得失。由于公交行业的特点，他每天起早摸黑，星期天也常常顾不上休息，节假日更要加班加点。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很顺利。1963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老爸单位成为本市第一批试点单位，他作为单位领导自然成了运动的对象。那时要写交代材料，老爸的材料通常都是他口述我记录，整理成文章后他再誊抄上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以下两件事。

一是工作队的成员找他谈话，说他有经济问题但又未讲具体事什么事，让他思考交代。那时正值夏天，他连续几天坐在阳台上冥思苦想，十分痛苦，他再三申辩自己没有贪污受贿之类的问题，但总过不了关。最后他让我给他写了份材料，说自己在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不足，但向组织保证绝对没有经济、生活作风之类的问题，如果一经发现愿接受任何处理。工作队向他透底说有人反映你挪用公款，要说清楚。原来，一位老工人接到老家电报称父病危速回。因为手中缺钱，向单位提出可否将下个月工资提前支取，到时扣还以解燃眉之急，老爸同意并签了字。老爸根据工作队的要求写了检查，尽管此事未作为问题追究，但他也掉了几斤肉。

二是当时有个说法叫“干部下楼”，即到运动后期每个干部要对自己的问题写出检查，在一定的范围内宣讲并由大家讨论评议，如通过了则被称为下了楼，如通不过则需得重来。老爸是一次即通过下楼的。我很自豪地说，我的老爸经过洗礼，他的一生既无政治问题也无经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

后来，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老爸仍在，他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且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记得在动荡岁月刚开始，老爸没受到多大的冲击，还能正常工作。1968年上半年，在“四人帮”地下党都是叛徒特务谬论的作祟下，老爸一夜之间成了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随即被勒令交代问题，我又有了写材料的任务。从他叙述的情况看，这些问题都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

所谓叛徒问题，老爸曾和其他几位同事被法国巡捕房抓去一次。当年罢工时有几个人没有响应，仍将车子开了出去，使罢工的效果打了折扣，这些人被称为走狗。老爸他们几个人就组织起来教训了这些人，因此被巡捕房抓去，最后被作为扰乱治安关了十几天后放出来。此事当时有点影响，被认为是斗争勇敢的表现，以后历次审干中也有结论。

所谓特务问题，老爸曾有过国民党护工队分队长的身份。那是在临近上海解放时，国民党企图在溃逃之前对上海实施破坏，即组织了护工队以此作为他们的工具。地下党组织掌握了这个信息，为控制这支队伍，便将许多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编入了这支队伍，并担任一定的职务，一旦国民党有什么动作，这些人就可以在里面起分化瓦解的作用，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这个组织也搞过检阅之类的活动，老爸也奉命参加了，这其实是他的革命活动的一部分。上海解放后，党组织曾有过结论，当时后奕斋同志在干部大会上曾表示：“我们有些同志参加了护工队、工福会等反动组织，这是党安排的，是革命的需要，他们本人没有任何责任和问题，这就叫白皮红心”。

父亲的工作照

在这两年半中，还有两件事我印象尤其深刻。有一天晚上，家里人围坐在一起听老爸讲白天在单位的情况。他突然大哭起来，并讲：“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我被吓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爸哭，当时真不知所措。老妈一再劝他、安慰他。他很快意识到失态，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讲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们放心，我绝不会瞎讲，更不会想不开。随即拉着我，要和我下象棋，以安抚我并排解心中的烦恼。那天我突然懂事了很多，这盘棋我故意巧妙地输给了他，他也装着若无其事地睡觉去了。

同样是一天晚饭后，我们又围坐在一起。老爸对我说，你就给我写“我入党是经过考验的，是真党员，为党做了些工作，我的历史不仅是清楚的而且是清白的，绝不是叛徒、特务”。他还对我们解释说清楚和清白是不一样的，清白就是干干净净没有问题。

我照他的要求写了，他也真交上去了。辩证法有时就是这样，你硬气，他们也就反而软了，那些人实在搞不出老爸其他什么问题，对他无奈，放松了对他的施压，让他在车间漆工组监督劳动。好在工人老师傅们都了解老爸，对他很客气，甚至保护了他。而他也虚心学习，掌握了油漆技术，木工和漆工活全能了，以后在家庭的建设上都派上了用处。这是后话。

老爸于1970年下半年恢复了自由，此时我下乡在崇明长征农场正逢征兵，也顺利通过了政审，光荣地参军入伍了。

1972年，老爸年满60周岁退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大快人心。政府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老爸也随之由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着党给予的政治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照顾，真正是颐养天年，晚年生活幸福美满。2001年老爸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九十岁。

老爸在世时经常讲：“现在不工作了，还拿这么多钱，组织上还经常上门慰问送温暖，真过意不去。”老爸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从未见过老爸为个人的事向组织提要求，只是觉得组织给予了太多。老爸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忠诚，对党感恩。他的优良品质深深地教育影响了我们。（田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