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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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程度上，1870年后在上海租界所诞生的两种报刊模式，也能够被视为“上海”的两层逻辑。第一层的“上海”，需要向京师，这个代表道德、政治权威正统性的古老政治城市，寻求国家予以意识形态层面的承认。如果没有来自北京所赋予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资本，这份报刊的存在根基就摇摇欲坠，不堪一击。而第二层的“上海”，作为都市异质性的产物，则在某种意义上绕开了中央权威意义上的、“同一性”的国家，与异质性的都市文化与本土受众相连接。它要挣脱的是对城市单向度的政治定义，生成身份合法性的新来源，即本土都市的民众。
自开埠以来，这两重逻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互相竞争，直到一种逻辑被另一种逻辑彻底覆盖。
早期上海外滩（图源于上海档案信息网，侵权删）
上海是一座很不一样的城市，至少就中国传统对城市的定义而言。西方城市史对城市起源的探究总会落脚于经济贸易活动的兴起，但中国的城市却并非如此。费孝通就指出，“城”在中国原始的语义是“墙”、“封闭”或“防御工事”[1]；“城”是权力的象征，同样也是保障权力的必要工具。张光直对三代都城迁徙的讨论则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三代俗都的选址，都必须考虑是否靠近青铜矿脉，毕竟，“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2]。因此，中国传统城市的布局规划常是两个中心区域：一是以政治文化为主的官绅区域，另一个则是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工商区域[3]。前者对于后者而言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越性。
十九世纪开埠后的上海，也被划分为两个空间：一个是被城墙所包围的本地城厢，另一个是在黄埔滩上拔地而起的“十里洋场”。但上海城市，尤其是租界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中国传统对城市的单向度定义：它的地理范围不被封闭的城墙所规划，也不再以文化同一性为城市治理的基石。芒福德在讨论欧洲巴洛克规划向资本主导的城市形式的转移时就说，城墙的拆除，不仅是一圈物理障碍的移除，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与象征[4]。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这意味着，它不再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在这里，金钱高于一切。如黄旦所说，“货物軿集商贾辐辏”，就代表了上海的所有[5]；只有在商业贸易纠纷发生的时候，上海政府才被从老城厢召唤到租界地带。这座新兴的海上城市，在与异质文化、信仰的碰撞、交融中，生成了对城市的新评估尺度，即跨地域的、向多元文化景观开放的“贸易场”与“游乐园”。
由此观之，近代第一商业报《申报》会在上海租界落地生根，绝对不是意外。比起广州与香港这类商贸之都，它更贴近整个清帝国的政治轴心，这让它更容易收获来自京师的注意力与政治资本；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比起引车卖浆的平头百姓，更可能对“文字新闻纸”感兴趣的，显然是帝国的中坚——士绅阶层。表面看来，晚清的《申报》，确实达到了创始人英国商人美查（Earnest Major）的目的，它不仅彻底把上海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上海新报》挤出了市场，还在1870年代末期培养出了一批来自京师市场的精英读者，从此在中文报业市场站稳了脚跟。
但在另一个意义层面而言，它又没那么成功。梁启超对《申报》一类新闻纸的厌恶之意简直溢于言表：“体例无一足取，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明目张胆，自欺欺人。观其论说，……展转抄袭，读之惟恐卧”[6]。梁启超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感想之人；事实上，这一观点到当代仍能荡起回音。知名传播学者李金铨也曾评价道，商业报纸的目光始终局限于十里洋场，没有引领全国舆论的雄心，无法媲美胸怀全国性格局与气度的《大公报》[7]。
梁启超
光从这篇著名的文章来看，梁启超对在他之前所有的中文报刊都很不满意；除了痛抨商业报之琐碎荒唐以外，他还顺带着扫射了一份由传教士创立的杂志《万国公报》（下简称《公报》），“亦出西人之手，凭教会之力，其宗旨多倚于教，于政治学问界，非有大关系焉”[8]。对比起遭遇强烈炮火的商业日报，只受到一句轻飘飘批评的《公报》，似乎无论在梁启超那里，还是在晚清上海的报业市场中，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研究近代中文报刊的人也很少会留意这一份传教士杂志，和《申报》几乎是同期扎根于上海租界，并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踏上了声名显赫的道路。当《申报》享受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功时，《公报》逐步打开了上层士大夫的心灵，并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在晚清政坛暴得大名。
《公报》早于《申报》的创行日期。在1868年9月，美国南部监理会的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设立了《公报》的前身，即《中国教会新报》(Church News)。这份报刊被设定为一份周刊，1889年起，变成月刊。1872年，该刊更名为《教会新报》(TheChinese Globe Magazine)，直到两年后，该刊经历第二次更名，这份报刊才以时人熟知的《万国公报》(1872-1883: The Chinese Globe Magazine; 1889-1907: The Review of the Times)面世。从这份报刊英文名称的变迁可以看出，报刊主人林乐知并不如梁启超所指责的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否则《万国公报》完全没有必要“时代评论”为名来彰显自己注目于时局的热切。
这两份同样在1870年代的租界成长起来的报章，并不只有刊行方式的区别。当《申报》在1872年雄心勃勃地宣称“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罔不毕录”[9]，林乐知的杂志还艰难地在“教事”与“政事”之间来回横跳，小心翼翼地试探教会的态度。这份宗教期刊一直都有世俗化的动作，这是非常清楚的。自《中国教会新报》更名为《教会新报》后所发行的第一期（1872年 8 月第 201 期）以来，内容开始按优先顺序分为四类，包括“政事近闻（Officials）”、“宗教近闻（Religious）”、“中外近闻”（Summary of Foreign Intelligence）“杂事近闻（Miscellaneous）”、“格致近闻（Scientific）”。五个月后（1873 年 1 月第 220 号），“宗教近闻”一栏被调整到首栏，取代了“政事近闻”原先的位置。这种分类方式又持续了一年，直到杂志更名为万国公报（1874年第 301 号）时被取消。从 1874 年的第 302 期起，林乐知又按照能够获得的国别消息设定了新的内容分类，“大清国”由始至终排在第一位，这种分类一直持续到了 1877 年第 450 期。
从上文来看，林乐知将《公报》世俗化的倾向相当强烈，否则他也不至于顶着来自教会强大的压力，反反复复将“政事”推到第一位。但相当棘手的，究竟要往哪个方向推进世俗化的问题：天国的信仰可以是单一、纯粹的，但俗世间的生活却复杂而多变。《公报》是一份新教传教士报刊，这意味着，它存在的使命在于宣传基督教新教的教义，而宣传教义本身，就是为了拯救俗世中无知而堕落的灵魂。不管《公报》的宗教色彩如何淡化到无法辨识的地步，这一点未曾变化过：它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教化，无论是宗教上的，还是政治上的。
林乐知
《申报》自然没有这个困扰，它可以坦然自若地将“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10]纳入纸上的世界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份植根于世俗社会的商业日报，以“营业为前提”才是它的天职。正如黄旦所言，与之前主要由传教士操办的报刊不同，《申报》有着“明确的地方意识”[11]。它所要言说的新式城市身份，并不是老城厢的上海，而是“炫耀人耳目”的，新奇的租界上海；只有后者，才是能够引起读者好奇感与探索欲的，值得书写的“现代性的震惊”。
二者在大体上所存在的差异，或许通过1875年1月30日的《申报》与《公报》部分内容的对比，会更加直观：
《申报》：书中外新闻论暹罗事后、二业述暹罗图君出奔、河工局被劫、李观察施送寒衣、记宁人好善事、署汉阳县正堂（熊示）、途中缉土、酒后投河、中年产子、审会追银、误认贻羞、救吞烟毒、矮小人、因骗受责。
《公报》：同治皇上崩驾、京报全录（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七本）、福建督抚辕门抄报（十一月初十至十五日六天）、选浙抚辕门抄报（十一月三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六天）、中国借欵派给股份、江南制造局冯总办补授苏松太兵备道、前任上海叶叅府作古、再述宁波捕虎事。
除去作为一份周刊的《公报》对同治皇帝死亡稍为滞后的报道（《申报》在两天前就已经发布这一消息），两者在办报取向上的区别已经初见分明了。即便开篇对暹罗国家形势的论说，还不能让打开《申报》的人判断出这份报纸的地域性，但接下来各类各种新鲜又具有噱头的本土故事，都在反复提醒读者，这确实是“申”之报，因为这些事情正集中地发生在上海城的街头巷尾。然而此时，《公报》仍在恭恭敬敬地将京报置于报首（这恰好是《申报》所不愿意的[12]），转录各地官府的消息；换而言之，我们很难从《公报》身上看到这种被清楚表达的“上海性”。对于阅报人而言，这样一份杂志，无论在香港、广州，甚至马六甲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丝毫不关心当地的社会生活，它只会专注地、密切地、热烈地向国家层面的事务投去关切的目光。对比起重要官僚的职位变动与死亡，被劫、投河、产子这些消息，对于《公报》而言，显然是太琐碎也太微不足道了。
《申报》社会新闻报道研究(1872-1949) 作者：刘秀梅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3-01
但这并不是说，《申报》就是一份排斥国家视角的报纸。实际上，《申报》在很多时候，都把相当部分的篇幅都留给了关于国家的议论文，也一直有打开京师市场的努力。这是不难理解的：美查当时所延请的主笔，都是在传统儒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士人，自然要秉持“读书人的国家理论”以关怀国家事务，并试图获得来自政权中心的合法性承认。《申报》就多次表达过对新闻纸能够在国家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期许：首先是“作成于下”的“太史陈风”[13]，后又是“代达下情”的“谏章”[14]。但《申报》真正地成为一份“遍供天下之览”的报纸，还是要等到1879年朝廷开放“言路”，一批中低级京官以“清流”之名积极议政的时候。《申报》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向代表政治、文化与道德正统性的北京官僚积极发出讯号，陆续在头版发布了多篇评论，为清流人物造势，并成功地拓展了读者群体[15]。
恰巧的是，《公报》也在1879年前后更加世俗化了。从前一年的8月起，这份传教士报刊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转载官方消息，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政治时局热切的关注者与评论者。美国学者贝奈特在他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份《公报》1883年前版面分配比例的统计数据，1879 年前，世俗新闻还在《公报》中一直占据主要的篇幅；1879 年后，“批评和建议”就取代了世俗新闻原本的地位。这一转型同时埋下了这份宗教刊物1883年停刊的导火线，以及五年后报刊重启的可能。《公报》这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也是为了达到与《申报》同样的目的：否则，作为一份相当倚赖于教会资源的出版物，林乐知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激怒宗教赞助人的巨大风险，将《公报》改造成时政评论杂志。
同样是评议时局，试图从权力中心发掘政治与文化资本，按道理说，《申报》与《公报》的报刊实践应该是相当接近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两份报刊的版面规划和内容安排。自1879年起，《申报》密切追踪“清流”人物的建言活动，力图打开京师市场，这是确实的；但这不意味着，整份报纸自此抛弃了它的本土读者。1883年3月28日起，《申报》就张佩纶的奏折，每隔三日就在首版发布社评，姿态极其热切。我们可以观察3月28日与3月31日两期报纸的前三版都发布了哪些内容：
3月28日：（第一版）书张幼樵宫庶条陈停捐善后疏后一、本馆自己接到电音（转录上谕）、傅相行期、港报译录；（第二版）山左近信、电工近闻、灵輀回籍、请填地址（戏班改址）、虹口失火、财神出租、获犯续闻、跌毙续闻；（第三版）报县请騐、英界公堂琐案、法界公堂琐案。
3月31日：（第一版）书张幼樵宫庶条陈停捐善后疏后二、上谕恭录、东报杂录；（第二版）党人未靖、遭焚自尽、窃贼贪嘴、枪毙继述、侯相回辕、鄂藩将到、浙抚新政、矢地分明、斋匪被获、白门近事；（第三版）赌输自尽、喜事停公、添装灯盏、枝头高挂、女兵突出、形迹可疑、窃案叠见、英界公堂琐案、乡会试謄录积弊。
相比起1875年，《申报》的视野范围显然更广阔了，也更关注国家层面的动态。两期的第一版都留给了清流人物，京师动态，以及从各地报纸转载而来的重要新闻；然而从第二版起，《申报》又重新把视野拉回上海社会，以及各种与宏观政治动态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但却又受本土读者所欢迎的，带有噱头的新奇琐闻。有趣的是，31日的第二版甚至将“侯相回辕、鄂藩将到、浙抚新政”等政治动态，混杂于自尽、窃贼、枪毙之中。即便《申报》选择把对政治时局的阐述与评论放在第一位，但在数量上，消息显然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就与戈公振对专业化类型报纸的定义很接近了。戈氏指出，报纸之用在于“报告新闻，揭载评论”[16]，而“新闻”在“评论”之前。“新闻”与“评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意在“告知”，其底层逻辑在于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必须以商业利润目标为首位。换而言之，这类报纸的生存逻辑是“自下而上”的，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于读者自发的订购与阅读。
1883年3月28日《申报》
这种“目光朝下”的办报路径，还可以从《申报》议政的方式得以一窥。如上文所谈到，80年代中法危机打破了朝野对“洋务”话题的沉默，并助推了清流派人物的高升，而《申报》正借此好风直达京师。因此，《申报》对言路开放与清流人物的推崇，是相当投机主义的：不管是称赞清流官员，如上书直言的宝廷、黄体芳和张之洞“凡其所言, 皆人臣所不敢言者……圣主明目达聪，无不俯赐采纳，……此正下情之所由达而国运之所由隆也”[17]，还是痛批清流中的失节者，如深陷索贿丑闻的御史张观准[18]，都是闻“政治正确”而动。王维江对此的判断是对的，他指出，《申报》之意就在于“舆论导向要跟着朝廷走，具体议论要打好‘擦边球’”[19]。尤其在对法“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申报》之对“主战派”清流人物的奉承，并不是因为该报早早地站定了这一立场，而是政治正确之风向，正吹向这群官吏；顺着风向而动，就能赢得更大范围的官员读者群。或者可以这么说，对于《申报》而言，这群京官和本土的市井小民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都是需要迎合、争取的读者群，以确保报纸本身的生存。
然而，《公报》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这份宗教报纸是在1878年7月所推进的世俗化方向，与我们在1875年所看到的已经有了质的跨跃。以该月的496为例，这一期的主要的内容排布如下：
（政事十则）慕维廉先生著书弁言、关爱中华第二书、西国近年战费、印度铁路、英俄衡量、向文卿先生译东洋学校规条并序、宋恕卿先生戒撰淫书小说论、肄业上海敬业书院蕊珠书院同人公启、喜雨记、冯观察出殡回籍。
（教事五则）韦廉臣先生耶稣能增人之才智、罗牧续圣教或问臆说、知非子儒教辨谬论生死、圣神施洗、在主全备。
（各国新闻）大清国：节费赈灾、京都戒烟公所四次纪实、查禁烟馆、蝗虫复萌；大英国往后略。
《公报》与《申报》的区别已经一目了然了：在这份报纸的新设计里，出现了1875年时没有出现的，对于政治方面的近似于社评的“弁言”，以及“论”“说”。海德堡学者燕安黛（Andrea Janku）观察到了这类报章文体与治国术文（statecraft writings）之间的亲缘关系：源头上看，这是一种用于阐经释典、评论历史的文体，“论说”必然要对所论之事作道德判断，并试图占据“辨是非”的权威性地位。因此，即便它是一种体制外政治批评，但它会与“潜在的或实在的上位者”（potential or actual office-holders）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获得权威性力量[20]。换言之，《公报》切换成了一种相当积极介入时局，乃至试图引导高层政治走向的姿态。《公报》当然也提供表面看起来无关判断的信息，但它的信息，如我们所见，也隐含着这份杂志对“新闻”精英主义式的理解：只有来自京师的、朝廷的政治动态，才是值得被登上“新闻”的版面。像《申报》所登载的街头巷尾的“奇闻异见”，在《公报》这里只能是上不得台面的“劣闻”。
何以“新”闻:电报的应用与晚清《申报》发展 作者：钱佳勇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至于议政方式，《公报》与《申报》的差异就更大了：这从它对有争议的洋务官僚的态度上就可看出。《公报》立场向洋务派官僚倾斜，已经被方汉奇等新闻史家所确认，但这里要补充两个必要的历史背景：一，1879年前，洋务官僚所推行“求强于西方”的改革方针，在当时的朝野是充满争议的；二，洋务官僚本身因为与西方人发生联系，招惹来很多的非议，屡受清议攻讦。郭嵩焘就因公然为洋务正名，被迫在1878年出局。《公报》作为一份有明晃晃西方宗教背景的期刊，却在1879年2月起已有声援郭嵩焘之意，尽管这份声援被谨慎地安排在“各国近事”的栏目里，也只是转载《泰晤士报》对郭嵩焘的正面评价，“论及郭公出使英法两国……其为中国钦差中第一人也” 。但到5月3日，《公报》在首栏“政事”刊一篇论说、一篇诗词为郭嵩焘正名。论说文名为《论使臣不辱君命》，未见署名。文中为郭氏连鸣不平，
“郭公之在泰西人誉之，非虚誉也。华人疑之，何所疑乎？……钦差者，非惟官职尊崇，声名显赫已也。……一望其认真非徒无忝厥职之谓。谓其闻有益于中国之事，不辞辛苦，虽千里必亲见之而后快也。一望其忠而且正。夫忠非徒爱国之谓，谓其中国所宜变通者，革其旧习，急先务也。”[21]
不平之意，是基于两个互相贯通的核心命题：“有益于国事”与“变通”。“变通”之所以为“急先务也”，乃是因为“益于中国”。这种散发着浓烈国家意识的逻辑构建，相应地赋予了求洋务以“变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迩时不知郭公之益处，将来必知之”。而紧接在这篇论说后面，还有一组据说是英国诗人赠别郭的诗文，称郭嵩焘出使期间“留心制作，游历伦敦……匹夫清议，何讳文辞？”[22]，更是替郭氏直指“清议”之不公。万国公报笔下的郭嵩焘一类的洋务官僚，一面是符合儒家名教的基本义理的“蹇蹇王臣，爱国忠君”，另一面又能够“考验洋情，通达时务”，完全满足朝廷在变动时期选择人才的标准。因此，《公报》的议政，是有其鲜明立场的；它以极具煽动力的语调，向读者鼓吹、提倡洋务官僚的“求通”、“求变”改革方针，因为它本身就相信洋务派的政治主张，符合国家最高的政治利益。可以说，《公报》是一份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动态为唯一导向的报刊，为了专注地关注、介入政权中心的变动，它完全抛弃了本土市场；即便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这份公开发行的刊物，但它所设定的接受对象，有且只有与“国家”直接相关的读者。
1879年537期万国公报
因此，与《申报》相比，《公报》之重显然不在于“告知”，而在于“影响”，引导读者以编辑团队所希望的方式，组织起对现实的观看与理解。这种办报的逻辑是“自上而下”的，报刊的生存不在于赢得更广范围的订阅量，它必须始终围绕并服务于一个中央权威式的主体，并从这一权威处汲取存在意义与生命动力，否则报刊也就无从谈生存。《公报》确实在1883年经历了一次停刊；不难理解，这一次的停刊，是《公报》背离了南部监理会、伦敦传教会等宗教赞助者，终于厌弃了这个心生旁骛的神学婢女。
然而，在这份报刊所身处的语境中，对这种读者群的迎合与支持，是一种“以国家为名义”的联盟；《公报》的编辑团队显然认为，洋务群体的政治主张与政策，能够矫正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在近百年的运行中所出现的种种偏错，使之朝着正确的轨道方向前进。而1889年《公报》命运的重续，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新的赞助方，同文书会（后改名为“广学会”，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在相似的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伸手接住了它。这一协会，正是要接近“那些手心上由于上帝旨意，而掌握着第四人种的福利的官大夫、士子以及统治者”[23]。这一目标，当然只有一直走上层路线的《公报》可以完成，《公报》也得以继续放大1883年前的努力。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梁启超等报人崛起于言论界之前，上海报业市场已经初步地分化，并形成了两种比肩并行的办报模式。一种目光朝向上，因为其存在的动力与合法性单一地来源于“国家”，以及与“国家”产生深刻关联的政治派别；另一种目光朝向下，其合法性来源于本土社区的读者群。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以梁启超为代表等清末上层精英，正是继承了由《万国公报》，而不是《申报》所开启的报刊模式。即便梁启超故意抹去这份传教士报刊对他的深远影响，但在他日后的报业实践中，不管是《时务报》，还是东渡横滨后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就版面设计与内容安排上，几乎与1889年后的《万国公报》如出一辙。“办报”与“办会”并非天然地成为一体，办报也本不必然带来“结群”之效；只是不同的办报逻辑与出发点，将梁等人最终导上向了其中一条路径，尔后再度导向了政党报刊模式。由此观之，梁对《申报》的厌恶并不是无来由的；他所推崇的报刊模式，与《申报》所主张的恰恰相反。
这篇文章正脱胎于我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以“上海早期报业史”为主题。在今年上海的封控期间，论文刚好进入与上海相关的讨论，因此我不得不来回于两瓣割裂的上海之像：一边是史料中开埠后“货物軿集、商贾辐辏”的晚清上海，另一边是现实中物流瘫痪、寸步难行的当代上海。两个上海，看似格格不入，但互为镜像；正如晚清已经出现的两类报纸，彼此代表着两种迥异的，关于上海的底色。
某一程度上，1870年后在上海租界所诞生的两种报刊模式，也能够被视为“上海”的两层逻辑。第一层的“上海”，需要向京师，这个代表道德、政治权威正统性的古老政治城市，寻求国家予以意识形态层面的承认。如果没有来自北京所赋予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资本，这份报刊的存在根基就摇摇欲坠，不堪一击。换言之，它要回归的是开埠前“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的历史。而第二层的“上海”，作为都市异质性的产物，则在某种意义上绕开了中央权威意义上的、“同一性”的国家，与异质性的都市文化与本土受众相连接。它要挣脱的是对城市单向度的政治定义，生成身份合法性的新来源，即本土都市的民众。自开埠以来，这两重逻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互相竞争，直到一种逻辑被另一种逻辑彻底覆盖。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 Bixiao He (2021) Haunted by the State, Media History, 27:2, 224-236, DOI:10.1080/13688804.2020.1717939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英汉对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12-113.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6.
[3](日)斯波义信.布和译.中国都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8.
[4](美)刘易斯·芒福德. 宋俊岭,宋一然译.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385.
[5]黄旦.“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上海“城”的移动——初期《申报》研究之二[J].学术月刊,2017,49(10):153.
[6]任公(梁启超).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日本横滨:清议报馆,1901(100).
[7]李金铨.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J].新闻记者,2015(11):45.
[8]同脚注6.
[9]本馆告白[J].申报上海版.1872年5月15日.
[10]本馆告白[J].申报上海版.1872年4月30日.
[11]黄旦.“奇闻异事,罔不毕录”, 143.
[12]申报在创行第三年时，在关于“京报皆载之于各项新闻之后”的问题上，是这样的回答的：“报而名之曰申，所重者应在申江各新闻”。见主客问答[J].申报上海版.1875年1月28日。
[13]邸报别于新报论[J].申报上海版.1872年7月13日.
[14]论日本禁止新报[J].申报上海版.1876年2月23日.
[15]王维江.“清流”与《申报》[J].近代史研究,2007,(6): 62-77.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6.
[17]言官有关于国运说[J].申报上海版.1879年8月5日.
[18]论近时台臣风气[J].申报上海版.1883年3月25 日.
[19]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66.
[20]Andrea Janku, “Translating Genre: How the ‘Leading Article’ Became the Shelun,” in Michael Lackner, Natascha Vittinghoff (ed.).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Netherlands:Brill, 2004, p.342.
[21]论时臣不辱君命[J].万国公报(上海),1879年(537):479-480.
[22]译英人傅沣蘭赠别郭瀛仙星使诗[J].万国公报(上海),1879(537):480.
[23] El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 year ending October 31st 1898. Shanghai : Society's Office, 1898, Vol.11, 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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