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他写的书，当时翻译成《民约论》，我们现在叫《社会契约论》。在当时，日译本很流行，很多人就去读，其实也没读完一本书，只是读到他的开言之语和一些对卢梭的介绍，很多人生发出对卢梭、伏尔泰和法国大革命的崇拜和向往。
但老实讲，这些诗学术价值不高。包括当时最早提倡新名词入诗引发“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他自己提倡这个文体，但后来他自己都看不惯，批评为“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作为始作俑者的梁启超，以今日之我讽昨日之我。他自己造出了潮流，但他自己又反过来批评这一潮流。这也反映出梁启超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另一方面，梁的批判也反映了新名词的泛滥程度，大家都在用，不管用得好不好。
新名词的来源，主要是“译本书、时报纸”，说的是日本的书籍和时报。当时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很多的内容也都是从外国的报纸，特别是日本的报纸，编译过来的，而且用了很多新名词。
面对新名词泛滥，一些清朝的官员感觉会危害中国的文学，甚至危及清朝统治。因为新名词隐含着很多激进的思想，像“革命”和“卢梭”就包含了对颠覆现政权的指向。如果任新名词流行，对清政府统治不利。
与教育有关的朝廷大臣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秉承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他们认为文学或者文体不只是简单的文学或者文体，还承载着千年的儒家的教化和组织秩序。如果任由新名词发展，会影响到附着于文字上的一系列风教或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觉得，新名词的流行会带来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发现“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又喜“剽窃西学”。
这些西学主要是从日本来的，当然也有从欧美翻译过来的，有的来自于19世纪末，大多数来自于20世纪初。他们担心读了这样的文章，下面的人犯上作乱，最后危及清朝统治；不光如此，“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这三人还觉得，这些喜欢用新名词的这人，本身都是道德品德不好的人，也只有道德品德不好的人才研究这些。不管是从现世的角度，还是从道德人性的角度，他们觉得都应该对新名词使用进行规范和矫正。他们特别反对对中国文体的滥用，包括新名词诗对名词的滥用，戒令读书人不要滥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从清末直到去世，张之洞一直念兹在兹地关怀“国文”；即使后来废科举，他也主张有限地保留科举，以及批评新名词都是为了保护“国文”。
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
国文不在，中国的纲常礼教就完了，他们的批评也在此。其实，这个批评有一些道理的，结合新名词的流行，很多的年轻人涉世未深就去谈这些东西。张之洞三人觉得，应该学习外国，但仅学习实学，而不要去讲政法类的东西。这是他们在1904年制定《学务纲要》中提出的。这个文件对于晚清教育史、晚清科技改革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它肯定是手下的幕府帮他们制定的，而且有一些妥协，其实也不能完全代表当事人自己的意思。
张之洞（1837-1909），晚清四大名臣，洋务派主要人物，对使用新词的态度有些矛盾。
张之洞在此期间的表现有很多矛盾，与我们现在熟知的形象不同：他在清末经常反对新名词，同时反对手下用新名词。手下有一个幕府是著名诗人易顺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因用了“结构组织”之类的新名词被张之洞发现，开始被排斥，渐渐得不到器重。张之洞自己也编了一个《学堂歌》，里面有“卫生”、“体育”等很多新名词；但他指导学生的时候，反对使用新名词；他对学生经常用，却反对学生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总结起来，张之洞在比较公开的场合或者比较严肃的场合，会反对新名词的出现。但也有个别时候，像他自己所编的《学堂歌》里也会出现大量的新名词。虽然这肯定也是他的幕府所做，但如果他不允许和认同，是不可能在他手下各个学校去播放，并让大家去学习的。冯友兰后来回忆，自己学过这首歌，而且还会唱。像张之洞这样比较反对新名词、对新名词比较警惕的人，都无法避免用新名词；新名词也是那些无法接受新名词人的困扰，比如坚定反对新名词的《国粹学报》，但“国粹”本身也是来自日本的新名词。
新名词之所以这么流行，是因为当时的国人基本都认可中国不如西方，本土文化不如外来西方和日本的资源。这些新名词代表着其来源地的文明和先进地位，因而也具备了对当时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多人能为其马首是瞻，青年学生们尤其愿意去追逐、持有这些新名词。
不光是这些学生或者趋新的人，一些地方官员在各自的公示或者文件里经常大量使用新名词，以装点门面。这种影响所及，不光是地方官员，甚至皇帝的上谕也会使用大量新名词。在一封庆祝溥仪登基的诏书中大致讲到，现在是少年中国的时代，中国会欣欣向荣，要摆脱东亚病夫的状态云云，用了很多新名词。
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中，商业广告都有很多的新名词。我因研究过商业广告，那些新名词非常新，西方刚出现什么东西，比如刚出现的X光，包括飞艇、飞机这种新概念、新名词，广告马上都有提到。但是，它们很多是用来忽悠人来买自己商品、来赚钱的，这也说明新名词不光是读书人和当官的接受，朝廷无法抗拒，商人也非常喜欢用。
典型的例子，是霍元甲的精武体育会。霍元甲就是一个在上海开会馆的商人，比较喜欢用新名词做新学的生意。他在中国精武体育会的宗旨里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中国是东亚病夫，身体一向文弱；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都要去学武。从那时的资料可以看到，霍元甲经常跟人打擂，就要去做广告；如果和别人比武的时候，他觉得不占优势就不会去比，说自己有病。他不是后来影视文学塑造出的形象，而是一个善于经营的典型商人形象。
在当时的教科书和唱歌集，包括考生的试卷都出现了很多的新名词，学生在科举考试中会使用梁启超用过的新名词，在科举考试里还能考中。更不要说当时戏曲小说各种文类，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所以说，当时新名词的影响是无远无际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那就跟梁启超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是梁启超所扮演的角色有密切关系。因为这些新名词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日本，梁启超和他创办的报纸《时务报》、《清议报》特别是《新民丛报》，在新名词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学员毕业照
梁启超：新名词的“制造机”和他塑造的思想界
据李运博教授的统计，在经梁启超使用后，在中国开始流行源自日本的新名词中，大概有140个到现在还在用。如果没有这140多个新名词，我们现在可能说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写文章都文不成体了。这其中影响比较比较大的词，比如说 “支那”、“脑筋”、“黄种”、“国民”、“国家”、“少年中国”、“老大帝国”、“东亚病夫”、“醒狮”、“过渡时代”、“新民”、“新中国”、“新小说”、“新史学”、“四万万”等。这些词，大部分要么是梁启超先用，要么是经过梁启超用过之后发扬光大，进而大放光彩开始流行的。
可以说，梁启超是新名词的制造机或者推广新名词的发动机。对于梁启超的这种影响，黄遵宪在1902年12月写给梁启超一封信说，他虽然比梁启超大，是一个长辈，但他对梁启超完全是抱着一种粉丝的态度：“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摺，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
按罗志田教授的一篇文章，朝野上下基本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没人敢公开守旧，也没人敢公开反对维新。哪怕那些比较守旧的官僚，也只是私下谈论，不敢公开地表达对新学的反对。荣庆等三人也是在承认新学的基础上反对滥用新名词，而不是对抗新名词。事实上，这三个人在后来废除科举的政策里也起到重大作用。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表扬，虽有点拍马屁的意味，但还是很符合现实情况，也符合梁启超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但是，黄遵宪说得比较简略，我们来做一个验证。
梁启超的影响为什么那么大？最重要原因，是他对科举考试产生了影响。清末新政之后，科举考试改章：废八股，改策论，梁启超对其的影响在改革后的策论文里非常能体现出来。他的文章或者各种各样的用法，经过报纸或者书籍的传播，包括一些盗版书报从日本运到中国，有的在上海复印之后，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读得到。同时，清末新政要搞新学，但怎么个搞法，学生不清楚，考官也不清楚，甚至朝廷自己也不太清楚。那就需要学，梁启超的著作成为了学习的范本。
《清议报》
考官不知道怎么出题，学生不知道怎么答题，但看了梁启超的东西，特别看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家都有一个范本了。考官的考题或考生的答卷，很多都是参考梁启超论著而生的，如《时务报》、《清议报》的文章。所以，他当年著述的文体文风，同世俗的功名利禄结合，进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舆论界，梁启超这种影响更是无远弗届的。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报纸杂志，新创办的或者创办已久的，都去模仿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批评的时候，大部分也是批评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有的不批评不模仿，而是转载，这就包括清朝的官报。我从清朝的官报里找到不少梁启超的文章转载，有时他们署名“来自《新民丛报”》，有时不署名。之前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有一个北洋的官报《北洋政协旬报》，刊载了一个论学艺术的文章，我认为它很重要就引用了，后来发现其实是梁启超的文章。
在一般的商业的报刊杂志上，能看到转载的梁启超的文章，包括上海《申报》。后来一些研究《申报》的学者认为，其中一些文章可能是梁启超写的，但没有使用名字，因为他是朝廷要犯。当时上海很有名的《苏报》，曾发表一个叫侯井心的杭州读者来函，批评《苏报》模仿《新民丛报》：“论说往往袭用《新民丛报》空调，亦今日文界中一奴隶也”。《苏报》的主笔比较宽宏大量，把批评的文章都登在报纸上，表明批评得对，也承认自己是在模仿《新民丛报》。
孙宝瑄是浙江趋新人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可以躺平的人，因为家里是大官僚，家庭条件很好。他可以不用工作，不用考科举，在日记里很自得地记载生活，又喜欢阅读新书新报。他认为，《新世界学报》“议论多袭梁饮冰之绪余”，还认为浙江人留学日本创办的杂志《浙江潮》也是在模仿《新民丛报》。再如当时北京一家打算开办的旬报，创刊之初就标榜要模仿《新民丛报》：“观音寺之林屋洋行内之主人拟在北京设一旬报馆，月出二册，一切体例均仿《新民丛报》。”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停刊于1948年12月。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旧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东方杂志》，标榜其模仿的是日本《太阳报》、英美两国的《而利费》（Review of Review）。但仔细去对比栏目设计，就会发现也是在模仿《新民丛报》。梁启超对《东方杂志》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介绍梁启超时，都是毕恭毕敬的。商务印书馆是比较重利的，有时一般作者或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不发表，要么给的稿费很低。梁启超是个大咖，他推荐来的稿子都会被接受，因为想拉拢梁启超给他撰稿。梁启超的稿费是最高的：千字20元，有时千字30元。除了稿费，还会给他车马费，一个月300元。《东方杂志》的工作人员还特别交代梁启超，你不要跟别人说，这个待遇只能给你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了也不好。
革命派办的杂志不断地批评梁启超，但去比较它们的栏目设计、体例、刊载的文章内容，也是在模仿《新民丛报》。秦力山办的《少年中国报》，光听名字就能判断出其受梁启超的影响，“少年中国”的说法正来自梁启超；文章也明显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和“老大中国”等论述的影响。其他留学生办的像《留学译编》等著名杂志都受梁启超影响，资料都非常多。
概言之，《新民丛报》就是当时报界的标杆，引起许多后起杂志如《江苏》等效仿，对时人产生的影响之大，远非包括《大陆报》、《民报》在内的其他杂志所能望其项背。正如一个曾亲临其事的人所言：“迩来《新民丛报》承二报（《时务报》、《清议报》）之余烈，而大光之，士夫采之为国论，学堂用之为本，薄海内外报馆林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后来的报纸本质上都是《新民丛报》的从报，都是在追随和发扬《新民丛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也讲，他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梁启超制造了一种新的阅读文化，新名词在其中作为很重要的表征出现，而且为大量的读者提供了新的思想。即使这些新思想不是那么原创，很多是从日本抄袭或者改编而来，但它契合了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受其影响的，包括毛泽东和胡适。大概近代中国的一些大人物，我们能数得出来的，或者是读过书的，或者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基本都曾受过梁启超影响的阶段。所以，曹聚仁才会下断语说：“近五十年间，中国每一知识分子都受过梁启超的影响，此语绝无例外。”
新名词的进入与旧世界的崩塌
由于梁启超影响巨大，严复就认为，1905年上海兴起的蔓延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源自于梁启超的启蒙宣传。严复反对抵制美货，他为此还写文章批评抵制美货，后来于右任和他辩论。严复问：为什么大家会抵制美货？他认为源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面写的文章。严复其实对梁启超有吃醋的心理，他虽然与梁启超有点师友的关系，他以梁启超老师自居，梁启超有时也把他当老师，对他很尊敬。
严复和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
但是，严复的气量不大，他吃梁启超的醋，有点嫉妒梁启超，就批评梁启超。当然，他这个批评，其实也是变相对梁启超的肯定。抵制美货的兴起，当然跟梁启超有关系，但肯定不是完全由梁启超引起的。真实情况是因为上海的商人们为了刷存在感，想抢占市场份额，借用抵制美货运动来卖商品。梁启超可能只是一个媒介，严复夸大了梁启超的作用。
梁启超表面宣传立宪或者维新，但实际上，他的宣传和言论起到促成革命的效果。虽然清末时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但最终仍归于坚持保皇和立宪一途，进而反对革命。因为他的影响很大，引起很多革命派的反弹，都称他为“梁文妖”。当时杂志《汉帜》发表文章，问读者现在读什么书？如果回答“现在还在读《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就会被挖苦道现在怎么可以读这些东西？再读这些东西，已经是不“文明”的。
这是革命党人故意丑化梁启超做出的举动，也显示出他们对梁启超的忌惮。他们认为，梁启超的影响力已经过时，已经是不“文明”的了；革命与否，是文明的标准，大家可以更革命。但事实上，梁启超的影响远非革命派笔杆子所能比，包括后来的章太炎、汪精卫的文字在影响力也无法跟梁启超相比。梁启超为了宣传立宪，虽然一度倾向于革命，但最后又回到立宪的立场。
梁启超的论说，最终对中国社会起到的效果，与革命党人是殊途同归的，我形容其是“种瓜得豆”，共同助推了中国经济工业与辛亥革命的的形成。梁启超去世之后，有些报纸刊文也认为如果没有梁启超的宣传，辛亥革命不会那么成功。
正是认识到梁启超的这种影响之大，因为他引用的这些新名词引发大家乱用，进而造成很大的危害，康有为就开始批评梁启超。康、梁之间，其实在清末之后已经产生分歧，到后来越来越大。民国之前，两个人还维持着一种师徒的关系；张勋复辟以后，两个人差不多就决裂了。康有为对梁启超的批评很有意思，最早他批评梁启超因顾及面子，没有提名字：
而后生新学，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与及日本重复粗恶名词，若世纪、手段、崇拜、目的等字，轻绝道德而日尚狂嚣，叩以军国民实用之学则无有，欲以御强敌乎，则空疏无用如旧，而风俗先大坏矣！
康有为在这段中指责“粗恶名词”坏了风气，其实暗指梁启超是罪魁祸首。辛亥革命后，他又认为革命与思潮也系新名词之所致。新名词最大的生产者就是梁启超，批评新名词其实就是批评梁启超。尽管康有为没有提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是梁启超，梁启超自己也知道是梁启超。
康有为和梁启超（前排中间两位）
后来，康有为在1910年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梁启超你文气绝佳，但太喜用这些新名词，导致“文笔芜漫，文调不成，千古文章之入于地狱恶道矣”，伤害了中国的文体。康有为的指责跟张之洞的担忧是一样的，他们虽然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对于中国文化文体文风的捍卫是一致的。
康有为认为，中国别的都可以改变，也没有剩多少东西了，但现在只有道德、文章、衣服、饮食这些可能比外国强，还可以留下来。现在如果连文章也完了，中国古代的东西就都没了。康有为特别指出，这是梁启超的罪过：“中国已百无所有，一切须变，独此道德、文章、衣服、饮食四者可存耳。若文章亦皆芜秽之，古复何有？”
清帝退位之后，也有另一些人像康有为一样，把清朝的灭亡同新名词同梁启超联系起来。比如湖南小官僚苏舆目睹辛亥革命的过程后，站在清政府这边的立场上，写了一系列的诗，后编成《辛亥溅泪集》。他以诗开篇，后以文释诗，其中一首说：“四译新词敌圣书。秘谋如诳楚商于。戊庚翻覆风云变。蓬岛方迷恨有余。”诗之后还有文章来阐释诗的内容和前因后果，他特别批评康、梁，以及满洲亲贵的袁世凯，认为他们都是清朝灭亡的始作俑者。因为康、梁提倡新名词，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倡很多新名词，就被叶德辉等人踢了出来。后来康有为自己不提了，梁启超一直在提；而满洲新贵，包括袁世凯等人，是新名词的积极使用者。苏舆认为，满洲新贵被新名词迷惑，重名轻实，盲目模仿，结果导致清朝灭亡：“今日朝廷之亡，新名词亡之也。”
实际上，苏舆1906年也去过日本，访问日本时，也将诸如“日本刀”、“明治”、“哲理”、“实力”、“基督”等新词入诗，记载自己在日本的访问见闻。苏舆还曾写作两首名为《电报》七绝诗，来歌颂电报的神奇快速，其中有一句说：“空羡当年莫尔斯。”但过了五六年，时过境迁之后，他就完全忘记他当年做过和康、梁一样的事情了。
与苏舆的立场相仿，蒙古贵族升允是顽固的复辟派，在清朝灭亡之后，一直在甘肃一带活动，想要颠覆民国，恢复清朝的统治。当时，他连发三封讨伐民国和袁世凯、孙中山的檄文，内容也是直接针对清末以来流行的新学说和新名词，批评这些邪说让“无知恶少年喜为平权自由之说”、“甘心从无父无君之教”，结果导致清室灭亡，大清荡然无存。“大经大法荡然无存，纲纪于是坏，民生于是困矣”，华夏成为“为无父无君之国”，面临列强瓜分惨祸。
升允还认为，共和只可实行于“美洲”，不适宜于欧亚和中国，“近时为新名词所惑也众矣！人有恒言，动曰四万万同胞，曰代表，曰保种，曰排外，曰公敌，曰压力，曰野蛮，曰推倒君权，其不可一二数。”接下来，升允辨析当时之人运用各名词之意指，认为皆系滥用、误用，结果以“排外”、“保种”的名义走上“叛吾君父”之路。
辜鸿铭以保守的形象在近代史上出名，他批评最早《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中翻译“革命”、“流血”、“平等”、“自由”翻译新名词的蔡尔康，也指责而后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认为正是他们相互唱和导致天下大乱。另外一个小文人彭文子，也直接将清朝灭亡的肇因归于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名词风气，认为新名词“为鬼为祟 ，祸国殃民。”
类似这样对新名词的评论，当时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很多人对此不满。但这些批评挡不住新名词的流行，批评者也不得不使用新名词。严复批评新名词，但他给在唐山交通学校的儿子写信说：“你也不妨用新名词敷衍国文课，敷衍敷衍老师朋友。”
虽然有批评，这些批评反而证明了新名词的魅力，证明了它的流行度是无法抵挡的。新名词，从100年前到现在，已经渗透到所有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活动中，大大改进了汉语结构和表达习惯。到现在我们可能不再使用这些新名词，也不认为它们是新名词；但如果不接受这些新名词，我们可能没法去读书说话和写文章。
晚清学堂
兴国与亡国：梁启超对新名词的反省
面对外界对新名词的批评，善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在1912年撰写的文章中，即开始反省晚清传入的新思想资源对于中国社会道德造成的负面影响。梁启超在文章中说：“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他在这段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日本学习西方成功了，中国学习西方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成为亡国之媒。梁启超还有一篇文章直接就叫《亡国之媒》，观点还是把新名词当做导致中国灭亡的媒介。当然，在这些“亡国之媒”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是最大的。
于是，在1921年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自己在晚清思想界的作为有深刻全面的自省，同康有为、严复等人对他的批评颇有呼应之处。他自谓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这是梁启超在自我解脱，但其实也是在自我表功：能颠覆整个国家的思想界，并在中国社会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非我梁启超莫属。看起来是批评，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表扬和自我赞美。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俞国林校， 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
梁启超自我批评认为，原因是看书不够透彻，涉猎广播，缺乏周全考虑，经常随意发表文章，去教训读者，造成误人子弟的局面。在文章中，他称：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论，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梁启超这个后见之明式的忏悔，虽然算是深刻的领悟与沉痛的反思，但其实也是对自己过去有过巨大影响的自我总结。
在1912年初湖南的遗老文人程颂万，清末时也热衷于学习西学和新学，但时过境迁，当清朝真的灭亡之后，他也总结说： “自古未有以学亡国者，有清之亡，实由于学。”他说的“学”，当然指的是新学，或者说梁启超的学说和论述。
然而，不管处于后见之明的梁启超和程颂万等人如何看待这段他们曾发挥巨大作用的历史，他们及与之有关的那批知识分子借助报刊等媒介，依靠写作、出版、翻译、宣讲等活动，共同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舍旧谋新”崇拜的形成。如康有为所言：“而今学者，乃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以为无一不超出吾国者；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为绝无足取焉。”
当时的人也在反省，很多人不是真的要学习和了解西方，很多都只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为了趋新和赶时髦而学新学，有的人干脆利用这些时髦的新名词来赚钱。所以，当时的梁启超也承认新名词被滥用的现象非常恶劣：“今日所以猖狂者，则窃通行之‘爱国忘身’、‘自由平等’诸口头禅以为护符也。”这一现象，最终导致国人在学习新名词时，实际上只学到了“形”而没有得到“实”，最后导致了亡国，大多数人新学也没有学好，旧学也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