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兵河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于住所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为何一直在走继续求学之路？

徐兵河：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老在武汉待着，视野还是不够开阔。

当时工作两年后就可以考研究生，我又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临床型研究生。我一度觉得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遥不可及，我在武汉工作时，刚进修回来的同事都说，孙燕教授很厉害，在全国很有影响力。我就想着考考试试吧。

1984年，我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内科，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孙燕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肿瘤学界泰斗）的第一个研究生。很多同行都愿意做外科，想拿手术刀，但我觉得，肿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远处转移，而内科治疗就是为了预防和治疗肿瘤远处转移，肿瘤内科治疗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于是就选择了内科。

我后来又到国外工作了几年，1991年-199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先后在迈阿密、匹兹堡的科研机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5篇科研文章，涵盖了当时的几家顶级医学期刊。我的导师希望我留下来，给我们医院写信，希望能够延长访问期。但我坚持回国，导师就给了我两年的往返签证，希望我想回去时就能回去。

1993年底，我回到国内，好多同行都说我傻，但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出去是学东西的，东西学到了，就回来，而且国内的环境，也更适合我。我又在1996年-1999年在国内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

新京报：现在，您也是一名老师。您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吗？

徐兵河：我对学生要求不算严格，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他们自己想做什么（研究）就做什么，我一般都是给他们一个方向，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想法的可行性等。做科研要沉下心来，兴趣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做老师的，更多是引导，以启发式教育为主。他们毕业后愿意去国外深造的，我也支持。

新京报：您现在每天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徐兵河：我一般早上先到医院，到病房看看病人的情况，然后早上八点半开始或出门诊，或参加病房和科室查房。门诊结束就中午了，我通常是利用午饭的时间，边吃边跟学生交流科研问题。

我还主持了很多新药临床研究的工作，所以到下午，我得参加药品临床试验相关会议、专家讨论会。在这些安排之外，我还有科室例行科会等许多行政事务，以及大量教学任务、参加病人会诊、学术会议、给学生和年轻医生修改论文、指导他们申报各种科研课题等等。如果是晚上给学生上课，那就得九点多才能结束。总体来说，每天的日程安排还是挺满的。

新京报：如何看待高考对您人生的意义？

徐兵河：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心存感激。

在我上学那个年代，还是很穷的，吃饱都很难。小时候，家里穷得想吃点干饭都很难，都是喝很稀的粥，鸡蛋、肉更是只有过年、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除了穷，我们在各方面也都还很落后。我格外珍惜高考的机会，高考和上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人生轨迹，所以大家在大学里学习都很刻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新京报：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您有怎样的寄语？

徐兵河：坚持自己的梦想，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为梦想而奋斗，努力就有收获，奋斗必有结果。

【人物简介】

徐兵河，国际知名肿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疗专家，长期致力于乳腺癌关键技术研究与抗肿瘤新药研发，在乳腺癌临床和转化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系统性原创成果，解决了个体化诊疗领域多个难题，建立了个体化诊疗新方法、新模式和新策略，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引领我国乳腺癌实现个体化精准诊疗的重大转变。通过从建立临床试验平台到牵头国际和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和转化研究，推动了我国抗肿瘤新药创制及走向国际，他的研究成果写入多部国内外规范和指南，改变了乳腺癌临床实践。

在癌症治疗与药物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徐兵河多次发出让世界震撼的“中国声音”。他坐镇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也在国内数个版本的医院和科室排名中位列首位。他改变了乳腺癌临床实践。以往，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指南的制定阵容中，西方学者一直都是主角，徐兵河则是打破这种局面的“东方来客”，2013年，他成为第一个代表亚洲参加国际晚期乳腺癌共识指南（ABC）制定的专家；他牵头完成了中国首个获批上市的治疗乳腺癌的小分子靶向药物、首个CDK4/6抑制剂、首个中欧双报并批准上市的国产生物类似药等系列具有代表意义抗肿瘤新药的临床试验。

现在，徐兵河依然奋战在临床和科研一线，一早到医院病房看病人，他还要出门诊、带学生，做临床研究、参加新药临床试验和其他学术会议，还要给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上课，经常忙到晚上九点多才能回家。

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