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的这条资金线路，证实J公司与上游企业间存在资金回流，验证了检查人员之前的判断。

办案人员在梳理郓城FD公司协查信息时发现，该企业还曾为4家位于绍兴的名为BX纺织公司、ZY绣品公司、XS针纺公司和TH纺织公司的出口企业开具过发票。这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惕，这些位于绍兴的受票出口企业是什么情况？

于是，办案人员对郓城FD公司下游的这4家受票企业进行了关联调查——这4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管理人员与涉案的J公司竟然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他们发现，这4家企业不仅与J公司经营业务和出口产品雷同，而且截至办案人员调查时，已累计从税务机关获得出口退税9000余万元。

综合各项调查信息，专案组认为，5家绍兴出口企业具有受控于同一违法团伙、从事骗税违法重大嫌疑。

鉴于案情重大，为尽快查明涉案企业违法活动，掌握违法团伙违法事实，将他们一网打尽，第一稽查局按照税警协作机制，迅速向公安机关通报了案情，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对5户企业立案调查。

查采购、查资金、查出口——

揭开花布高产旺销“猫腻”

联合专案组研讨案情后，决定兵分三路，分别对涉案企业资金流、票流、出口业务和上游开票企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以获取其违法证据。

办案人员利用发票数据分析软件、资金查控系统等工具，对5家涉案企业的经营信息、进销项数据、银行流水等进行了深度核查和追踪，发现这5家企业的上游开票企业高度重合，并且多数位于山东、河北等地。在对5家涉案企业和上游企业的对公账户，以及与这些账户有资金往来的个人账户实施核查后，办案人员从数万条繁杂的资金流水信息中，最终发现了涉案企业资金流转的玄机：上游开票公司对公账户收到5家绍兴涉案企业“货款”后，不久即会转出到李某、岳某、宁某、刘某等人员的个人账户上，随后这些个人账户在减除一定比例疑似开票费的资金后，均会将其余款项汇至名为周某、孙某和王某的几个个人账户，并最终转回李某山等5家涉案企业人员账户，完成资金回流。

不久，山东、河北等地的12家上游企业的协查和外调结果也陆续传回。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上游开票企业，除郓城FD公司外，其余均为走逃失联状态。

在资金核查组获得突破的同时，分赴上海、宁波等地调查涉案企业出口业务的办案人员，也有所斩获。

办案人员调查多家涉案货代公司、船运公司后，发现J公司等5家涉案企业提供的退税备案报关单、提单中的信息，与相关船运公司货品底单中信息完全不同，船运公司实际出口的布匹等产品根本就不是来自J公司等5家企业。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5家涉案企业“买单配票”的违法事实逐渐清晰。

与此同时，联合专案组根据各项调查发现的线索信息，对李某山、周某、孙某和王某等5名违法团伙核心人员进行了全方位布控追踪，并取得了该团伙从上游企业暴力虚开发票、虚假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的大量证据。

收网时机到了！联合专案组经过周密部署，于9月6日在多个地区同步实施收网抓捕行动，李某山、周某、孙某、王某等5人无一漏网。李某山等违法人员到案后，对其虚开、骗税的违法活动均供认不讳。

经查，李某山、周某、孙某、王某等5人结成违法团伙，在2016年—2022年期间，控制绍兴J公司等5家纺织品出口企业，虚构绣花布匹生产业务，涉嫌从上游企业取得虚开发票7000余份，涉及金额近8亿元；通过虚假出口，涉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约1.1亿元。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审理。

严谨细致 有疑必查

2022年11月22日 版次：06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局长 黄中江

■税案评析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团伙式骗税案件。违法分子以具有部分真实业务的绣花布生产企业为工具，采取虚开发票、虚增产能、虚假出口的方式，骗取大笔国家出口退税，涉案金额巨大，违法性质恶劣。

本案的查办，为其他地区税务机关打击团伙类型的虚开骗税违法活动，提供了借鉴经验。

善于挖掘违法线索，以点带面，明确案件性质和办案方向。本案的初始调查并不顺利，办案人员循着票流和资金流线索，对涉案出口企业的上游企业实施重点调查时，发现受调企业大多已走逃失联。在此情况下，办案人员并未气馁，继续追查上游疑点企业资金流，并最终锁定了上游疑点企业与涉案企业的资金回流证据。尤为可贵的是，在核查发现这家上游企业还曾向绍兴4家出口企业开具过发票后，心思细密、有疑必查的办案人员没有轻易放过这条线索，对4家受票企业进行了关联调查——由此，发现了涉案团伙操纵的其他违法企业。可以说，办案人员细致、严谨的核查工作，对于本案违法性质的判断、案件规模的确定、调查突破口的正确选择，以及案件的快速侦破，均起到重要作用。

税警紧密协作，充分利用数据信息等资源，增强打击合力。本案中，税警双方深度合作，协同运用警、税双方大数据平台和信息化办案工具，全面采集涉案企业人员、票流、资金流、业务流等信息和线索，通过集成分析、准确筛分和分类追踪，最终查清了违法链条、确认了违法事实，并精准锁定了多名涉案团伙嫌疑人，最终使案件顺利破获。因此，在查办虚开骗税案件尤其是团伙类型违法案件过程中，税警双方应紧密携手，在信息交流、人员合作、办案步调和工作程序等方面同频共振，使办案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为案件的快查速办创造条件。

对税务行政处罚是否考虑主观因素的思考

2022年11月22日中国税务报 版次：07 作者：邵桂根

核心观点

●相关司法判例指出，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

●建议对行政定性偷逃税，规定主观故意要件并辅之以正列举方式，但正列举要留有余地。

●建议增加对纳税人非主观故意因素造成税款损失进行处罚的规定。

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实施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证明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存在不同看法。

我国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该法2009年、2017年、2021年三次修订都保留了该条款核心内容。不少人据此认为，只要当事人实施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行政机关就应当给予其行政处罚，无须证明其违法的主观因素。有的人则认为，只应当对故意违法的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在笔者看来，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原规定行政处罚不考虑主观因素的基础上，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了“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条款作为例外，给当事人提供了证明无主观过错的机会，考虑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因素。这为消除税务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证明当事人主观因素的争议和下一步修订税收征管法完善有关处罚规定提供了参考。

税务行政中对偷税行为处罚的争议

2020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权力和责任清单范本》，明确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共有38项。其中，规定需要税务机关证明纳税人主观过错的有4项，即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和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出口退税，以及以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违反纳税担保规定；间接规定需要证明主观过错的有1项，即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实践中，有关各方对税务机关实施上述5个税务行政处罚事项需要证明当事人主观过错，大多没有异议；对除偷税以外的其他32项税务行政处罚无须证明当事人主观过错，基本也没有异议；但对偷税的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证明当事人主观过错，存在争议。

其中，对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列举的两类偷税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证明主观过错要件争议最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税务行政实务中，对于其中“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等具有明显主观因素特征的偷税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证明其主观因素基本没有争议，但对于“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构成的偷税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证明当事人主观因素，存在较大争议。

理论和司法等层面的观点和实践

从理论研究来看，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处罚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只要具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行政机关即可实施行政处罚。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行政处罚需要证明当事人主观过错，以尽可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印度、韩国等国相关法律规定逃税需要主观故意要件，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则规定不需要主观故意要件。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笔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2001年—2016年的相关司法判决，发现这一时间段内大多数法院认为，偷税行为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仅有部分法院认为偷税要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

2016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开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聚菱燕塑料有限公司偷税案件复核意见的批复》，明确认定偷税需要考虑主观故意因素。之后，基层税务机关的相关案例基本均考虑行政相对人主观方面的因素。

在2017年北京某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某区国税局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成为偷税认定领域司法实践的分水岭，司法相关判例也开始清晰统一，要求“认定偷税须证明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建议完善有关税务行政处罚的规定

为统筹处理好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和维护纳税人权益、执法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建议税收征管法修订时对相关条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税务行政处罚以不考虑主观因素为原则。考虑到税务机关执法权力有一定限制，证明纳税人“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因素，存在取证难度大、耗时长等实际问题，行政执法效率难以保障。因此，建议税务行政处罚原则上不考虑纳税人的主观因素，但如果纳税人能够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的除外。

二是明确对偷逃税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要考虑主观因素。建议税收征管法修订在做好与刑法衔接、将“偷税”改为“逃税”的同时，考虑到偷逃税案件多发以及税务执法权限有限等实际情况，对行政定性偷逃税规定主观故意要件并辅之以正列举的方式，但正列举的方式要留有余地，避免不能穷尽现实中所有的偷逃税情形。

三是增加对纳税人非主观故意因素造成税款损失进行处罚的规定。目前，税务机关在查处不少偷逃税案件、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过程中，取得当事人主观故意证据困难重重。建议对现行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进行修订，并将其作为单独一条，修改为“纳税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纳税人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对纳税人具有不缴少缴税款后果，且纳税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的情况进行行政处罚，但处罚幅度适当低于偷逃税处罚的倍数。同时，为最大限度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税务机关在制定后续联合惩戒措施时，明确有该情形的纳税人可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

（作者系第六批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学员）

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谁优先受偿？

2022年11月22日 中国税务报 版次：07 作者：杨琳

核心观点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

●在一般债权清偿程序中，经公告的发生于设定质押前的税收债权，优先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受偿。

随着法院加大强制执行力度，近年来，司法拍卖不动产用于清偿债权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清偿中关于民事债权优先还是税收债权优先的争议越来越突出。笔者研究案例认为，出现这类争议往往是因为争议的一方对税收优先权的认识存在误区，没有厘清有关法律规定的内涵和区别。

税收优先权和有担保债权的优先权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明确了税收优先权原则。该法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国税函〔2005〕869号）中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协助税务机关依法优先从该收入中征收税款。

税务执法人员通常依据有关规定，在法院执行程序中，只要确定税收债权的发生时间先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发生时间，就主张税收债权优先受偿。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关于税收优先权的明确规定，对于税收优先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实现及如何实现，一些法院有不同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一些法院认为，税务机关征收税款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它是否属于该条中的债权人以及该条中的优先权是否包含税收优先权，有待明确。有法院认为，税收优先权仅适用于税收行政执法程序和破产清算程序，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应优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及执行的有关程序。

下面笔者结合案例，从不同方面分析税收债权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权选择。

企业破产程序中两种债权的受偿顺序

案例：2021年5月，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主管税务机关D税务局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税收债权100万元，乙公司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200万元，并称该笔债权对甲公司的某不动产享有抵押权，已办理抵押登记，应当就该不动产的处置收益优先受偿。后该不动产拍卖仅取得收益150万元，由于甲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处置分配，D税务局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提出，因有关税收债权的发生时间早于甲公司设定抵押的时间，应优先于乙公司债权受偿。乙公司则表示，《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对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作了特别规定，明确“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乙公司的债权应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

本案例争议焦点为：关于税收优先权，《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与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表述存在冲突，那么，在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谁优先受偿？

笔者认为，在破产程序中，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应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分析如下：

《企业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律位阶相同。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有关文献将“一般规定”解释为“调整某类社会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将“特别规定”解释为“相对于一般规定而言调整范围较窄的法律规范”。对照来看，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调整的是一般状态下的税收债权和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涵盖了企业破产情形和正常经营情形，应属于一般规定；而《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调整的是企业破产情形下税收债权和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应属于特别规定。因此，在破产程序中，无论税收债权产生时间先后，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都优先于税收债权就该特定财产受偿。

一般债权清偿中两种债权的受偿顺序

案例：2018年9月，A公司向B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将某不动产抵押给B公司，当月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2020年5月，因A公司无法偿还B公司的债务，B公司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不动产被法院强制处置，取得收益1500万元。B公司因对该不动产享有抵押权而获得优先受偿权。但A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C税务局向法院提出，税收债权应优先受偿，理由是：C税务局在2018年就对A公司的涉税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并于同年7月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限其在规定时间内补缴税款700万元，但A公司一直未缴纳（税务局未发欠税公告）。由于该税收债权发生于A公司设定抵押权之前，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应优先于B公司有担保债权受偿。此外，处置该不动产产生应缴税费200万元，属于共益费用，也应优先完税。

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未经欠税公告的税收债权，虽然产生时间早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产生时间，能否优先受偿？二是处置不动产产生的税费是否构成共益债务而优先参与债权分配？

笔者认为，未经公告公示的税收债权，不应优先于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受偿。

从民法角度看，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对财产享有的担保权属于物权。税收债权系公法之债，但其效力趋同于民法之债，税收债权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关系，实际是债权与物权的关系。物权是绝对权，物权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负有尊重物权人直接支配物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义务。而债权是相对权，权利人只能对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权利。债权通过公示，可突破相对性，效力范围及于第三人，产生类似于物权绝对性的法律效果。从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及第四十六条的“纳税人有欠税情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求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的规定来看，立法机关有意通过有关法则调整税收优先权、担保物权、税收债权公示之间的关系。本案中，税收债权的发生时间虽然早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发生时间，但由于税收债权未经公示，未产生物权化的效力，不应优先于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受偿，否则会侵犯担保物权人的合法利益。

实践中，税务机关应重视欠税公告，完善欠税公告机制，避免在未来主张税收债权优先受偿时因公示力不足而无法对抗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

至于处置不动产产生的税费，笔者认为不应作为共益债务而优先于其他债权完税。具体应区分情况，如在企业破产程序中，有关规定已明确处置不动产产生的税费可作为共益债务优先清偿。但如果企业在正常经营中，处置其不动产仅使其发生了纳税义务，并不立即产生缴纳税款的义务，应由企业在不动产被处置后的纳税申报期内自行申报缴纳。现行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也未明确，法院执行阶段处置资产产生税费为共益债务而应优先于申请执行的债权参与处置资产分配。从前述税收债权公示角度看，本案处置不动产产生的税费也不应优先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参与处置资产分配。

〔作者系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