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代购依旧都不清楚的是，营业执照办下来后到底要交多少税。“如果税收过高而营业额并无增长，那代购生意可能也无以为继了。”作为学生代购的一员，滕艾目前一个月能挣3000元人民币，“如果交税太高，那为什么还要干这件事呢？”

同样是澳洲代购，在澳洲读书的伍迪主要靠代购奶粉和保健品赚钱，每个月能赚上万元人民币。

他表示，自己代购的商品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回中国，邮费里已经包含了关税，所以他并不担心，也完全不打算去办理营业执照。张贝贝觉得，要求所有经营者（除个别行业）都要办理经营资质，需要一个过程。“起码应该在纳税方面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进行区分。”

“如果代购的真货越来越少，假货可能会泛滥”，一些代购有着这种担忧，他们觉得此前假货就已经很有套路了，“以前假货商就是用超低价吸引眼球，但随着大家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现在他们会换一种方式，商品包装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价格只比代购的真品价格便宜十几元。”

移民澳大利亚生活的逄博是当地一家货品中间商。他的公司主要把从厂家批发来的奶粉和保健品分销给本地的快递店和礼品店，这些店再将产品卖回中国或者卖给代购。他直观地感受到，2018年下半年，电商法出台的消息直接影响了他客户的进货，这些店家在囤货和销售方面都趋向保守，直接减少了进货量。

逄博决定以后直接和国内的实体店合作，同时他还在和国内的保税仓对接，通过保税仓将商品出口到中国。他认为零散难以监管的代购是无法长久的，“代购是没有办法和这些大平台竞争成本的。”

“微商的严冬可能真的来了”，在朱巍看来，和淘宝上的店铺不同，电商法中对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有着庞大微商的社交平台，如微信、直播平台的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说明，“这可能导致社交平台上对代购等微商的从严管理。”朱巍认为，电商法实施后，还有许多细则需要明确，这样才能使不同的主体向着合法合规的路径开展电商业务。

（文中代购者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