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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宣梅研究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冰川冰湖灾害链科学考察工作

被大地震“撞”了一下的人生轨迹

范宣梅在甘肃长大，是个西北姑娘。2000年，她考上了成都理工大学的工程地质专业，又从大西北来到了大西南。她最重要的人生阶段，都离不开祖国辽阔雄奇的西部大地。

2008年5月12日汶川的惊天一震，把她的人生轨迹，震得偏离了那么一点点。

当时范宣梅正在成都理工大学读博一。地震发生时，她在学生宿舍，6楼，震感非常强烈。眼见身边人什么都顾不得了，纷纷往楼下冲，她尽力保持了一点地质学人应有的“淡定”，抓了手机和钥匙，才匆匆跑到楼下。学校组织大家集中在操场上，当晚就地扎起了帐篷。

一片混乱中，她把目光投向见多识广的老师们。只见老师面色凝重：“这次可能是龙门山断裂带发生了地震，震级很高，伤亡肯定不小，后续的次生灾害只怕也会很多。”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些判断被一一验证。

在帐篷里住了一天多后，范宣梅随同导师来到受灾严重的北川地区。从读本科开始，范宣梅到过很多灾害现场，但从未像这次一般触目惊心。在以往的认知里，山体滑坡主要发生在土质疏松破碎的地方。而此刻，最坚硬的山体也在从顶端垮塌，有些山仿佛被巨剑削去了一半。主震引发的“灾害链”，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般迅速扩散，目之所及都是泥石俱下，冲毁了道路，压垮了房屋，堵截了河流……震后形成的众多堰塞湖，最大的库容达到3亿立方米，像一个个悬在众生头顶的巨碗，随时可能向下游倾覆。

“在人类的记录里，从来没有哪次地震像汶川地震这样，引发了20余万处次生灾害。”范宣梅说，“而这样的次生灾害，还具有显著的‘后遗症’，震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是泥石流等灾害的高频爆发期，而且还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影响着山川地貌演化。”

一路走去，随处可见遇难者的遗体，有被小心翼翼盖上的，也有因为种种原因依然袒露在外的。范宣梅还看到了被掩埋的北川中学，看到了不幸遇难的孩子们。家破人亡的悲鸣此起彼伏，在耳边久久萦绕不去。

天灾之下，废墟之上，她第一次感到，人类是如此渺小，生命是如此脆弱。但与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她的专业告诉她：面对天灾，人类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恰恰相反，是做得还不够多。

“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学校、医院这样人员密集的场所，能在选址之初就避开地质灾害的高发地带，是不是能挽救很多生命？”这些问题在脑海中狠狠冲撞着她，迫使她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范宣梅的博士课题原本是做普通山体滑坡的，如果沿着这个课题做下去，轻车熟路，她很快就能博士毕业。但这一刻，她想：“既然我是做地质灾害研究的，就应该选择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严重的灾害，选择最难攻克的科学问题。”

“对研究地质灾害的工作人员来说，保障山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像医生治病救人一样，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

从那以后，她变换了研究方向，和大地震以及地震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杠上了”。

地震时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多数人可能会回答“房子里”。但在汶川地震中，至少1/3的伤亡是由地震诱发的地质灾害及后续次生地质灾害导致的。户外并不如想象中安全，沿路突发的山体滑坡，不时从天而降的落石，造成的死亡和损失都远超预期。

范宣梅与领域国际知名专家共赴汶川开展野外调查工作

其后14年间，范宣梅的团队建立了三大预测模型：地震诱发滑坡预测模型、震后地质灾害及灾害链数值模拟预测模型、震后泥石流预警模型。

这些模型被应用在一次又一次重大地质灾害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震后抢险救灾的方式和局面。

从“盲人摸象”到开启“上帝视角”

“盲盒”，是当年范宣梅对汶川灾区的印象。在那个年代，全世界的遥感和对地观测技术都不够发达。震后一周，人们才拿到第一批遥感数据。哪些地方受损最严重？哪个区域出现了堰塞湖？都是两眼一抹黑。

范宣梅知道，他们不仅得把这个“盲盒”撬开，还得从更高的地方“俯瞰”，才能把灾后瞬息万变的复杂状况尽收眼底。

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大西部一直不太平静。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7.1级；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7.0级；2014年，新疆于田地震，7.3级；2017年，四川九寨沟地震，7.0级……

天地不仁，山河无情。不幸中的万幸，是有这样一群“有心人”：一次次强震灾害中，范宣梅和她的同行们，勇敢地深入险境，搜集宝贵的影像和数据，不断推进着人们对地震地质灾害的认知。

最终，范宣梅团队基于全球30余次地震诱发的近40万条灾害数据，结合最新的人工智能算法，建立了地震诱发滑坡预测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一旦哪里发生地震，就可以快速准确地预测地震诱发滑坡的发生范围。这个模型被实际应用于全球近10次强震中，包括日本北海道地震、尼泊尔地震、九寨沟地震，以及这次的泸定地震。实战之下，模型预测准确率达到80%以上，比美国地质调查局模型的准确率提高了约20%。

此外，他们还在国际上率先开辟了震后地质灾害长期演化的追踪研究，其中针对汶川地震的数据已经持续追踪14年之久。他们的视野并未局限在国内，而是收集了全球至少10次大规模地震的震后数据，并且不断更新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震后地质灾害及灾害链数值模拟预测模型，可以有效预测震后地区在降雨作用下，哪里会发生二次滑坡，哪些流域可能爆发泥石流，哪些地方会发生泥石流堵江—溃决洪水灾害链……他们已经可以做到提前几十分钟预警地质灾害，从而及时把人们从危险地段撤离出来。

这些成果为震区多个公路、铁路重大工程的规划选线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九寨沟景区的重新开放提供了重要安全保障。

如果说曾经人们看地质灾害，如同盲人摸象，如今这些科学家正在逐步地开启“上帝视角”。山崩地裂、泥沙俱下的混沌，正逐渐变得清晰，清晰到可以绘到图纸上，写进简报里，呈现在手机屏幕上。

在最近这次泸定地震中，范宣梅团队已经实现了小时级的响应，基本可以每2小时上报一次次生灾害预警。运筹帷幄之中，明辨千里之外——回想14年前那个“两眼一抹黑”的自己，她也不由得感慨万千。

走过千山万水，笃定一生至爱

言辞轻快爽利、笑容晴朗明媚的范宣梅，是一朵开在西部的铿锵玫瑰。

20多年间，一阵又一阵“孔雀东南飞”的风潮来袭，她不是没有被“风”眷顾过，却从未真正离开这里。

其实刚刚考到成都理工大学的时候，范宣梅有点不开心。她的成绩向来很好，却因为高考失误，与北上广的985、211名校擦身而过。来到班上放眼一望，女生寥寥无几，被人笑称是“和尚班”，更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专业。最低落的时候，她甚至想过退学，干脆回炉复读一年。

但人生的机缘就是很妙。有一天，她在食堂吃饭，遇上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闲聊间，老先生说：“我们学校的排名可能不是很高，但我们这个专业能排进全国前三。年轻人选择这里，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后来范宣梅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成都理工大学工程地质学专业大名鼎鼎的“四大金刚”之一——王士天教授，当时他已经退休了。

王先生的话，让范宣梅定下心来，这一定就是20多年。或许西部地区的环境不够优越、资源不够丰沛、机会不够充裕，但这里是最接近各种地质灾害的地方，是能让他们第一时间冲锋陷阵的最佳基地。

范宣梅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做出一些国内外其他团队没能做到的成果，“就是因为我们保留了地质学人实地考察的传统。先进的人工智能方法，只有依托于真实的、大量的、一手的地质学数据，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曾经有一个令人艳羡的机会摆在范宣梅面前。2014年，联合国面向全球，要招聘唯一一名灾害应急处理与防治专家。出于对广阔天地的向往，范宣梅试着报了名，迎接她的是竞争激烈的多轮答辩和面试。谁也没想到，这位来自中国地方高校的年轻女性，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从牛津、剑桥等一众名校博士间脱颖而出，拿到了这个宝贵的offer。

范宣梅曾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任职

接下来的一年里，她走过了很多地方，接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接见，给肯尼亚、越南等国政府官员，以及哥本哈根大学、日内瓦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的硕士生授课……她去非洲时，正值埃博拉疫情肆虐，把家人吓得不轻。孟加拉的洪水、印度尼西亚的海啸……她见识到不同土地上面临的不同挑战，也与当地人开展了学术交流，在把灾害应对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眼界，丰富了见识的行囊。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份完美的工作：朝九晚五，体面高薪，办公室在风景如画的瑞士，还能出入各种“高大上”的场合。后来联合国给了她一个近乎永久的offer，希望她能长期留下来工作。

范宣梅短暂纠结了一下，然后婉拒了这份盛情。有朋友不理解她的选择，她只举了一个例子：“当我在这边的办公室，每天不到下班的时间就开始看表了；而当我在国内的实验室工作时，总能忘了时间，甚至忘了吃饭。这种对比，让我无比确信自己真爱的是什么。”

就这样，范宣梅回到了成都理工大学，这所不是985也不是211的地方高校。但她清楚，这里有全国一流的工程地质学科，有国内唯一一个地质灾害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它未必是最好的地方，但对范宣梅的梦想而言，是最对的地方。

怎么形容她对地质灾害研究的这份爱呢？

范宣梅想了想，然后用一贯轻快的语调说道：“大概就是——既有初恋般的热情，也有婚姻般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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