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等）和其他地区。这样，粤港澳大湾区就形成了一种“港澳特别行政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他区域”税收负担依次递增的税收政策体系，使得各地之间税收制度、税收负担差异较大，这为湾区内各城市进行制度内税收竞争提供了前提。其次，湾区内地9市也进行形式多样的制度外税收竞争。内地税收立法权虽然集中于中央政府，但在国家税法规定的地方税权范围内，地方政府也可对特定项目实行税收返还、税收奖励、财政补贴等特殊政策，从而达到与税收优惠政策的同等效果。譬如，深圳市对新迁入或新设立金融企业最高奖励5000万元，对股权投资机构最高奖励1500万元，对融资租赁公司给予融资总额1%的补贴；广州市对新设立或迁入的法人金融机构最高奖励2500万元，对现有和新引进金融人才最高补贴50万元和100万元；其他城市也针对某些细分金融领域（如融资租赁等）制定了相应的金融优惠财税政策；港澳虽然没有专门制定金融业税收支持政策，但其简税制、低税率、低税负的整体税制对金融业极具吸引力。其他在诸如高新技术产业、港航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也都存在类似的过度竞争情况，过度税收竞争将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税收协调，缓解制度内税收竞争，抑制制度外税收竞争，防范跨地区纳税企业偷逃避税，从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搭建公平、公正、效率的市场环境。

（三）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粤港澳三地税法差异较大。首先，粤港澳税收实体法差异较大。香港作为自由港，对进出口货物不征关税，对香港企业的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其实体法非常简单，直接税主要包括利得税、薪酬税、物业税，间接税从食品安全出发，仅对活鸡进口实行总量控制，对烟草、酒类、甲醇酒精、汽车用汽油和柴油等极少数商品实行进出口证管理。税率普遍较低，利得税税率最高为 17%，薪酬税、个人入息税税率为15%，且扣除宽松，宏观税收负担（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基本在15%左右，大约为内地税负的三分之二。澳门实行特殊的专营税制度，赌博专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多年来维持在90%以上，因此除此之外的其他税种数量更少，税率更低，宏观税收负担大约只有内地的四分之一。粤港澳三地税收实体法、税制结构、税收负担的显著差异，助长了跨境纳税人的跨境避税行为，税收征管也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港澳税收程序法与内地差异较大。其一，内地税收管理工作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省（区、市）人民政府为辅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港澳税收征管工作中，香港立法会、财政司、库务局分别是税收法律制定者、税收政策制定者和税收政策解释者，税务局只是税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者，涉税争端处理部门税务上诉委员会也独立于税务局。其二，发票管理是内地税收征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堵塞税收漏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税务机关需要对发票的印制、领购、使用、保管、检查、违法处理进行全过程的组织、监督和控制。而港澳却没有税务部门监制发票的概念，使用自制发票和收据。其三，粤港澳三地各税种的征税范围、税前扣除、征管时效、申报程序等方面都不相同，尤其在所得税收管辖权方面，内地实行居民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双重管辖权标准，港澳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标准，更易使粤港澳之间引发双重涉税争议，而这些争议在不同地区又存在不同的仲裁程序，大大降低了三地之间的税收征管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粤港澳三地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较大的差异，必然引发粤港澳三地之间、内地9市之间的税务争议，因此极有必要事先进行征管协调，提高征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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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9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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