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各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当时有特务持该“启事”闯入《申报》馆，要求史量才第二天即刊登出来。陶行知知道后，建议史量才压两天再说。两天过去，因未见《申报》刊登这则“启事”，上海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何以不登“启事”。《申报》便于后两日连续刊登，但第三天即紧接着刊登一则由《申报》广告处出面的辟谣性质的启事。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

所以当“伍豪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申报》广告处刊登的启事，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当局造谣的声明，只因担保关系不确定不能刊出。由此巧妙地起到辟谣的作用。马荫良说，这样的运作，都与陶行知有关。

总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随着一二八事变发生，陶行知在《申报》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同时着手筹办作为教育机构的“山海工学团”。正是在《古庙敲钟录》的最后部分，陶行知把“工学团”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了出来。他认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基本主张，是改造旧教育和“培养合理的人生”的要件。“工学团”应该是可以创造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集团。而中国广大乡村既是中国新教育的“新大陆”，也是“工学团”的“最好的育苗场”。在陶行知看来，只要开辟一个苗圃，就能培养一批园丁，这些园丁便可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尽头。所以在乡村试验工学团，前途无可限量。

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上海的手书

此前陶行知也曾设想过让晓庄复校，因此路不通，他才转而筹办乡村“工学团”。他拟定的初步计划，就包括试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新教育主张。至于学校硬件，则以不兴建新校舍为原则，尽量利用庙宇、公共场所或租用民房办学。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学。为此，他派人分两组外出寻觅办学地址，一组沿沪宁线至苏州，另一组沿沪杭线抵松江，无奈当时这两组成员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址。直至有一天在沪太（仓）汽车路孟家木桥站，看到东南方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红庙，大家这才喜出望外，随即便以红庙为坐标，对其周边村庄进行调查访问。

“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还是生产组织、团结民众的组织，所以深得民众支持乃至赞助。陶行知于是决定让“工学团”驻扎孟家木桥，设立总团部，10月1日正式开学，这处地方即位于今天的上海宝山大场。

陶行知出现在大场，总能和农民打成一片，他和农民拉家常，谈国事。据当事者回忆，“大家都觉得陶先生讲的话，就是我们农民心里要讲而又讲不清的话。经他一指点，便豁然开朗了。所以，陶先生每到村里来，农民不管是男是女，或老或少，都热情地围拢去，无拘无束地跟陶先生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人。”之后，要求报名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致学校房子不够用，于是又向当地农民借了一些。陶行知这时将学校定名“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一是因为学校地处宝山县及上海市之间；二是“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一·二八”打到上海，并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不保，取名“山海”，意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民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先后在红庙、沈家楼、萧场、赵泾巷、朱郭家桥和孙宅等村庄办了6个分校。同时还帮助农民建立了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以及幼儿园和农忙托儿所。另外又在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帮助下，每个分校都办起了医务室，免费为农民看病、打防疫针，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最后因淞沪抗战爆发，形势有变，“山海工学团”才停办。而在办“山海工学团”之前的1931年夏，史量才曾资助陶行知，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创办“自然学园”，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的实验并研究科学普及和创作。由从法国、美国留学归来的丁柱中和高士其，以及原晓庄学生方与严、戴伯韬、董纯才等，组成一个“自然科学团”，作为核心成员。1932年6月，陶行知又率领“自然学园”一班人，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永裕村创设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继续推广科学教育，直至1935年因经费无法维持方才停办。

“我等着第三枪”

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争取世界更大范围的支持与同情，1936年夏，陶行知先后游历欧、美、亚、非四大洲26国，宣传中国抗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1936年7月11日头版刊登通栏消息，大标题为“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美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

陶行知墨迹

1938年2月，陶行知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他在会上愤怒控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这年夏天，陶行知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回到祖国。嗣后于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学校经费主要向进步人士募捐。1944年12月，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报。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于1946年4月回到上海，一面参加并领导民主运动，一面筹划将育才学校迁到上海等事宜。当时《联合晚报》《文汇报》记者都想采访陶行知，他发现“此地民主力量甚旺”，干脆于4月26日假座冠生园招待记者，回答提问。事后《申报》等沪上报纸纷纷予以报道，并刊载他的谈话内容。此后，陶行知更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上海的民主运动，人们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以及小教联谊会、教育团体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教育团体中，都不时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据陶行知自己统计，在初到上海的一个月又三天中，总共讲演80余次。陶行知不但以自身的社会政治活动为上海民主运动作出贡献，更以自己和上海各界团体以及与陆续来沪的柳亚子、茅盾、马寅初、邓初民、阎宝航、翦伯赞等著名进步文化人的密切关系，从中穿针引线，搭桥铺路，做起他自称为“荐头行”的“复杂的组织工作”，把许多民主人士推荐介绍到各界去作演讲和宣传。

陶行知曾说，“把一个野蛮的国家改变成文明的国家，这是我们的责任。”他深知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甚至生命。1946年7月11日和7月15日，著名的爱国人士、学者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特务暗杀。在中外瞩目的上海民主运动中，陶行知也随时面临危险。他毫无惧色，对友人说：“我等着第三枪。”但患有严重高血压的陶行知，终因为宣传民主、操心教育诸事务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不幸于当年的7月25日因脑出血溘然长逝，走完了他作为一名平民教育家和民主斗士的壮丽一生。

解放日报1949年7月25日纪念陶行知先生特刊(解放日报资料）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皆由作者提供。题图为1937年，陶行知在墨西哥宣传中国抗日救国）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