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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马页岩砖厂近景

11月12日，侯光红的妻子王树美告诉红星新闻，他们因得罪驾驶员而遭举报，“有一些次一点的砖，老板叫我们搬上车，但驾驶员却说不能要，为此我们两头受气。”

王树美说，侯光红现已经警方带走7个月了，他们夫妻二人，在昆明市穿金路一带做盲道绿化工作时相识。王树美称，此次被遣散班组中的一些人，此前跟侯光红在各砖厂干活，已多年不联系，“隔了几年之后，因看他们实在可怜，又带他们去这里，去那里。”其称，其夫妻二人并没有因此发家致富，“十多年来，我们连房子都没建。”

在龙马页岩砖厂，侯光红、王树美夫妻二人与智障人士共同劳作，“并非光他们干”。与砖厂负责人许兴璠所述不同，王树美称，包括其夫妻二人在内，班组人员总共为11人，其中智障人员为3名。

“他们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在路上捡的。”王树美称，这些智障人员所干的工作量连养活他们自己都困难，好在上砖这道工序很直接，什么人都可以做，“只要教他们具体动作，他们也能学会，不需要动脑子，但他们干活时，需要我老公在旁边随时看着，有时候倒车，他们也不知道让。”

王树美称，智障工人“分得清好坏”，但他们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原家庭住址。她认为，因找不到这些智障人员的家人，侯光红为他们提供了吃住，因此“是个好人”。其称，侯光红“从不打他们，也从不骂他们，只是可怜他们”，平常那些肉，“都是大盆大盆地做给他们吃。”

这对夫妻根据工人的工作量来发工资，王树美说，其中工资最高者为2700元／月，有人为1500元/月，“憨的那两三个，也就一个月给两三百块钱，有时候带他们买东西，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买什么，一个月总共花五六百块钱。”

但侯光红还是遭到举报。砚山县公安局称，今年4月，当地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后开始立案调查，并以涉嫌强迫劳动罪对嫌疑人侯光红进行抓捕，目前嫌疑人关押在砚山县看守所。因本案涉及智障人员，调查取证有一定难度，案件仍在侦办中。

民政局为4名智障人士寻亲

《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对强迫劳动罪作如下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本案仍在警方调查当中，且许兴璠、王树美二人对班组的具体人数所述不一致，本案究竟涉及多少智障人士，红星新闻尚未掌握准确数字。

今年5月，砚山县公安局将本案中的4名疑似精神病智障患者，移交给了砚山县民政局。民政局副局长付丹娟介绍，民政局工作人员接到警方移交通知后，在砚山县安康精神病医院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将4人直接从砖厂接来医院进行救治，“4人能吃能喝，身体无大碍。”

↑无名氏（长江——萝卜头），四名受助人士之一

付丹娟说，民政部门对被救助人员必须做到3个100%，即系统信息录入100%，DNA100%，寻亲公告100%。民政局接到安置这4人的工作任务后，首先将信息录入到流浪乞讨救助系统，并进行DNA鉴定，发布寻亲公告。

↑无名氏，四名受助人士之一

今年5月27日，民政局向外界发布4人的寻亲公告。红星新闻留意到，公告中所载的4人，均是疑似精神异常的“无名氏”，其中两人依据其诨名，取名长江—萝卜头、大哑巴。

↑无名氏（大哑巴），四名受助人士之一

“寻亲公告发布后，有一名群众觉得其中一人像他的哥哥，到民政局进行询问，民政局工作人员即带领这名寻亲人员到县公安局做DNA鉴定，一个月后鉴定结果出来，这名寻亲人员与4人之间的DNA均不匹配。”付丹娟透露，至今这4人都还未找到他们的亲人。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滞留3个月以上仍找不到亲属的，将由民政部门按程序进行落户安置。”付丹娟称，目前这4名患者的落户申请已转报县公安局，待办理身份证后，将按程序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享受当地特困人员相关救助政策。

↑无名氏，四名受助人士之一

红星新闻获悉，4名智障人士将落户在当地的中心敬老院，成为特困人员后，4人能享受当地732元／月的救助政策，并通过新农合减免部分医疗费用。目前这4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每月的医疗费为2000元，费用由民政局支出。

“他们无家可归，没有亲人，公安既然把他们移交给我们，我们就要采取一些办法，让他们享受相关政策。”民政局局长余勇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智障人员，都得有人管，从而体现民政部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余勇认为，相关人员用这些智障人士搬砖，并解释这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这完全是胡扯。这是限制他们的自由，是打黑工。”

“我要被烧成灰了”

汤某辉离家时的1998年，是资讯、通联远落后于今日的时代。

那一年，汤某辉30岁，他结过婚，也离过婚，但没有孩子。他是一名大专生，身材健硕，毕业后曾去过红河州个旧市的一家锡矿公司工作。汤某辉年少时面相清秀，但性格内向，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便辞职赋闲在家，主要跟父亲种地。

21年后，他告诉家人，那一天，天黑了，他准备去一个姑姑家，路遇一货车司机，要好心载他了一程。此后，他便不知身在何处。

“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找他，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大城市打工去了。”汤某兰说，今年5月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来，要他们去认领一个流浪汉，说那可能是她失联多年的哥哥时，“当时我们还不敢相信，没想到，他最后以这副样子回来。”

汤某辉离家时是青年，归来时已是中年。汤某兰说，回到家的第一天，汤某辉在家门口见到母亲时，喊了一声妈。跟4名安置在砚山县安康精神病医院的智障人士不同，汤某辉能准确说出父亲的名字，这是他最终能与家人团聚的关键。

家人试着与汤某辉沟通，但只能问一句，答一句，他变得更加自闭。汤某兰说，除了背部那碗口粗的伤，汤某辉的右手臂处，亦有一道5-6厘米的条形伤，问他的伤从何而来，他变得十分紧张，“他说自己快成灰了，要烧死了。”

家人注意到，汤某辉说话带有砚山县口音，由此怀疑，他过去21年里一直在砚山县一带生活。有一次家人无意中提到，要带他去文山走一走，他很抗拒，连喊“不去，不去！”他告诉家人，已得到妥善安置的4名智障人士中，他认识其中的“大哑巴”。

汤某辉被家人接到时，全身上下只有500元现金。救助站的工作人告诉汤某兰，这不是他“打工”的报酬，而是解救他的好心人给的一笔救助金。目前，家人已经给汤某辉落了户，办理了新的身份证。

“每个人干活都有回报，为什么他一无所有？”汤某兰说，家人试图追问大哥为何有此荒诞遭遇，还专程去了一趟砚山县龙马页岩砖厂。他们了解到，工头虽然被抓了，但龙马页岩砖厂证照齐全，“看起来，它是合法经营。”

龙马页岩砖厂法人许兴璠身前的办公桌上，《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云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一应俱全。他告诉红星新闻，侯光红找上门之前，已问过好几个砖厂。砖厂维持运营大概需要20人，侯光红的班组遣散后，因无人上砖，砖厂几乎陷入停工状态，这一度让他焦头烂额。

在这家砖厂，汤某辉是怎样过来的？过去的21年里，汤某辉究竟去了哪些地方，给多少砖厂打过工？汤某兰说，半年过去了，对更多的疑惑，家人没能从他的嘴里再多掏出一个字来，“他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文山、红河

编辑 陈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