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3日下午，一辆从杭州开往上海的汽车在海宁郊外遇到了一群穿着蓝色衣服的黄色裤子的人。凶犯们向车内疯狂射击，车中中年男子逃到池塘里，中弹身亡。他是《申报》的总经理史良才。史良才之死是中国现代史和新闻史上引起轰动的血案。11月14日，《申报》以大字形式刊登了《本报总理史量才老师噩耗》。一代报纸巨人的名字以如此悲痛的方式登上了自己的报纸。

《申报》总经理谢良才遇刺时乘坐的汽车

《申报》书商

中华民国23年发生的史良才杀人事件，是报纸小川萍、林白水被军阀杀害后又一次报界被民国黑暗政治扼杀的惨案。

舆论指出，其背后正是国民党神秘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因为会员们崇尚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棕色衫军，所以都穿着蓝黄色裤子，也被称为“男医生”。复兴社在1938年宣布解散后，还有更著名、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BIS)。蓝衣公司和军统，深深坐在背后的领导人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史良才到底做了什么，因为蒋介石，必须消灭。其中的原因仍然与史良才背后的那份报纸有关。

史良才手中的《申报》是占中国报业一半的舆论武器

如果要向旧中国新闻社描述文化地图，上海是当之无愧的中心。如果为上海做报纸生存扫描，《申报》是毋庸置疑的巨头之一。

穿梭于历史资料之间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1949年5月27日停刊77年，共出版25600期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商业报纸。

《申报》书商

位于上海汉科路309号的申报馆大楼

《申报》以平实晓畅的语言、尚博时效的新闻、为人民敢于说的“保格”、价格低廉、与江苏相邻的市长/市场优势占领了民国时期中华文报发行的“半壁江山”。暂时，“报纸”成为了“报纸”的代言人。

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能够引领高达10000的中国近现代报纸风潮的《申报》无疑具有特殊的魅力。历史才子就是这家报纸的掌舵人。

历史才能(1880-1934)

关于史良才的轶事很多。红粉知己沈惠妈妈在沙盘下帮助《申报》，据说“申报要谈沙良才，沙良才要谈沈秋秀”。帮助青帮队长杜月城以历史为支教，进入外滩，都是坊间津津乐道的故事。在杜月生的见证下，史良才曾与蒋介石进行过著名的对话。谈话后不久，史良才快遭殃了。

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根据爱国义愤，《申报》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大赚一笔，张某对《申报》家感到难堪。杜月生读了和史良才的交情，曾主动去南京见张江，想和谐。可惜的是，对话并不和谐。张堂

“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史量才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

他曾带给了《申报》以新的生命。1912年，当史量才初次接手《申报》时，其发行量仅为7000份，濒临破产；而到1920年，即史量才接手8年后，为3万份，及至进入三十年代则上升为近16万份。《申报》77年的演变历史，大致可分为“前史量才时代”（1872年-1912年）、“史量才时代”（1913年-1934年）、“后史量才时代”（1935年-1949年）。学界以带给《申报》22年辉煌的史量才先生的名义，为该报历史分界定标，足见史量才对于《申报》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给予《申报》生命的史量才，同样给了这份报纸以活的灵魂——“无党无偏”的办报方针。

所谓“无党无偏”，亦作“无偏无党”。语出《鸿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意为“不要偏私，不要结党”。史量才于1912年10月盘下《申报》后，即将该报宗旨明确为“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对于独立方针曾有一段论述：“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敝馆似亦隐相符合。”

袁世凯与各国使节合影

1915年9月3日，在袁世凯大造登基称帝舆论的背景下，《申报》决然刊登了一则《本馆启事》：

“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

原来，袁世凯令“臣记者”薛大可欲以十五万金来上海收买《申报》，希望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遥为他北京登基一呼。作为反击，除了刊登启事，史量才还要求《申报》刊发北大教授、历史学家孟森的《民主国之宪法》一文，阐发了将制宪权交给国民的设想，以此反呛筹安会“帝制更适宜中国”的理论。

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而《申报》于此历史事件中更为著名的操作，便是刊载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

报纸在三期编者按中分别以“……洋洋万言，切中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和“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申报》立此旗帜，既是对袁某人倒行逆施的明确反对，也向读者展现了史量才的独立人格，与《申报》的独立“报格”。

在史量才掌管《申报》22年的时间内，《申报》的历史又以193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九一八事件，成为《申报》的分水岭，它从一份能够坚持客观报道、旨在商营逐利的报纸，跃升成以爱国为号召的进步人士的舆论武器。史量才也由此走上用笔抗争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道路。

《申报》与蒋介石的“蜜月期”，因“九一八事变”戛然而止

蒋介石不该忘记，在他1927年以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缓辔进入上海时，《申报》的拥蒋倾向是明显的。甚至在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磨刀霍霍的前夕，《申报》依旧在为这位“革命军总司令”有原则、重稳定、具有和平诚意的形象进行卖力宣传。

“蒋到沪后的当晚7时，接受了《申报》记者采访。当问到对工人纠察队如何处理时，蒋答道：‘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己，惟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 （《申报》1927年3月27日载）

“3月28日，总工会交际部长赵子敬见蒋，蒋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对于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总工会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申报》1927年3月29日载）

“蒋在公共场合表示对租界不诉诸武力的态度，3月30日上午10时，在接见日本新闻记者团谈话，作出‘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的保证’。是日下午，在接见德、美新闻记者时又表示：‘当用和平方法，政治手续，决非使用武力解决者’，此事‘当俟政府训令，惟陈友仁部长不久亦将来沪，将来当有外交委员会设立此间’。蒋保证道：‘我将镇压一切不规则举动’。”（《申报》1927年3月31日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旧影

这些颇有混淆视听嫌疑的报道，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屡见报端，极大地麻痹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农武装。这也让一部分研究者对史量才“无党无偏”的编辑方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足见这一方针的虚伪性”。（参见吉家友《史量才的报刊活动及编辑思想》）

有果有因，依史量才敢于言声，勇于担当的性格而言，此间必有更为重要的事情，从而迫使他不得不在政变前后有所收敛。我注意到了1927年，发生在《申报》上的三则“旧闻”：

• 《申报》在1927年12月1日连续刊登蒋介石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 1927年，《申报》购得上海三大报纸之一《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又收购了上海第二大报《新闻报》的大部股权，真正成了中国报界的“托拉斯”。
• 蒋介石在1927年开始在沪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在各大报馆设置新闻检查员。独有《申报》未接受这一制度，蒋亦不作下文。终史量才执掌报馆，蒋终未强行派遣。

上述三件事，虽各自成事，但实则相关：蒋虽初入上海，但军权在手，且与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势力勾结，权势煊赫；尤当蒋向记者表明“不以武力收回租界”，以租界为托的《申报》自当心生感激。

同时，史量才自1926年便已筹划的收购上海大报的计划，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前提，蒋是保证这一前提的重要人物。蒋反共而不反民族资产阶级，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致引起史量才的反感。

而蒋介石自身也亟需要通过《申报》的影响力来巩固其在沪地位，《申报》的拥蒋态度使得蒋对其颇多关照——将两份私人启事付诸其报，同时也不深究史量才对其制度的抵制，对史收购各报股权一事遵循“党不宜直接插手民间报纸股权纠纷” 而予以放行。

但是，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合作，以四年后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爆发，戛然而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四不”外交原则，即不绝交、不宣战、不签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将东北主权拱手相让于日本。举国哗然，民意汹汹。《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失陷的事实。

9月21日，《大公报》发表《救灾救国》等文章，援引李鸿章的“忍辱请成”和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其观点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背书。《申报》却在9月23日的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提出“惟自卫乃能自救，惟热血乃能洗耻”，《申报》发表时评：“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这篇时评主张立即抗战，并批评国民政府的妥协与退让，在当时影响很大，蒋介石为此大为光火。

对于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通过“调停”主持所谓正义，《申报》再次发表文章，“会议在大军压境之下进行，何异于城下之盟，吾人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乎？”

1932年12月《申报》刊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新闻

1932年底，随着史量才加入以宋庆龄为领导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申报》实际上逐渐成为各种反蒋势力的舆论大本营。1933年3月，廖承志等一批共产党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不仅刊登了“同盟”营救过程，还为廖承志发表辩护声明。

种种情状，令蒋介石对史量才和他背后的《申报》痛恨至极。《申报》强调的“无党无偏”，便成了史量才被当权者忌惮的“催命符”。

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指使特务暗杀后，《申报》在次年发布的年鉴中刊登了史量才的遗像。

历史将给予《申报》“无党无偏”以公正评价

“他（史量才）的办报思想，是中国儒家史学工作者传统的民主意识，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揉合。”——李锦云《浅析史量才的报业思想及实践》

事实上，纵观19世纪末上海商业报纸大都以商业新闻和信息为主，报馆都害怕“以言论招祸”，不刊登长篇政治评论，而是增加新闻通讯，尽力以事实为主，绝少掺杂评价。这些影响都深深地印刻在《申报》早期发展历史上。根植于近代无序中国，《申报》前期的“无党无偏”，更偏重于传统士人普遍遵循的“允执厥中”——

近代报纸“不触怒当道”的传统和上海复杂的政治环境，令《申报》保持中立。《申报》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并不是以政治内容为主，何况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潮中，因涉及政治而得罪当道对一份旨在营利的报纸而言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申报》地处上海，政党、帮会、财阀、社团势力交错，报界虽大，终各自为政，勾心斗角，同时依托租界也需要报纸在涉及租界利益时为之作言。对于一家报馆来说，上下言路所系，左右虎狼环伺，“无党无偏”方针之提出，既是保身上进之道，更是无奈求存之举。

在“张、陈”主持下的力求稳健平和的作风，使得《申报》在时事评价上“很少越位”。事实上，在1930年之前，笔政和业务并不需史量才亲自过问。经理张竹平、总编陈景韩（笔名：冷、冷血）是其左膀右臂。张竹平善于经营，以利益为先，凡事只求和气生财；而陈景韩主持笔政以“沉稳”为先，他的时评“始终保持不过火、不偏激的冷风格”尽管时局如火如荼，但他的“温吞水”般的文风在他主政期间始终影响着《申报》的言论。而陈景韩本人也实在算不得一个积极参与社会进步的人。“说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亦不算过分。他为蒋登庐山、讲孙子兵法，一贯憧憬于资本主义美好的未来天堂。”可（据孙恩霖《回忆申报<采访部>及其他》）以想象，《申报》的“无党无偏”也是多了一层“无关痛痒”的注解。

但“九一八”改变了《申报》，也逐渐动摇了史量才对于“无党无偏”即中立旁观的理解。也是在当年，史量才为“无党无偏”的办报方针，添加了“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的新注释。

应当承认，在纷繁复杂的民国社会，“无党无偏”的出现，是史量才以及《申报》经过权衡的，慎重思考的，并且始终与时俱进的一个历史的选择。

透过“无党无偏”，我们可以看到，史量才的可贵，在于他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有公心，有品格，兼具了中国文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且深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信仰。他在有限的空间内，为中国报业的健康发展腾挪出了一片自立、自强、自尊的新天地。

他曾经对独立之精神发表感言：“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对报纸迫于政治混乱而停刊抗议的行为，他惋惜的并非利润的流失，而是“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他一直强调的“史家办报”原则，深深镌刻着他作为一名传统中国文人所具有的“鉴既往，示将来”的入世情怀。

有两段历史细节值得一书：

1913年3月19日至26日。《申报》连续八天刊登《收买全份旧申报》的“本馆告白”，一位名叫张仲照的老人将自己订阅、妥善保存了整整40年的全部旧申报捐赠报社。一时传为美谈。在1922年《申报》发行50周年之际，史量才特地宴请包括黄炎培、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在内的众多专家，编纂了名为《最近五十年》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详细记载50年来中国和世界发展演变情况。他还特地委托黄炎培设计了一本大型精制纪念册，将张仲照老人的照片印在首页下方，而上方是创始人美查夫妇的照片。

作为《申报》有力的竞争对手，新记《大公报》较《申报》出现晚，持续时间长，并且一直保持着同国共两党的良好关系。而对怀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其主编张季鸾曾说：“我的人生观，很迁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一切恩！”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大公报》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两相对比，史量才的品格，在民国乱局中，便显得更加卓尔不群。而他的悲剧背后，正是近现代中国的畸形发展，诱使内外部反动势力联合，带来的对苏醒的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精神”的联合绞杀。

史量才生前曾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在人生终局一刻，他用鲜血回应了这句谶言。

参考

徐铸成《报海旧闻》

宋军《申报的兴衰》

吉家友《史量才的报刊活动及编辑思想》

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

刘小清、刘晓滇《中国百年报业掌故》

李锦云《浅析史量才的报业思想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