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晚上9时28分，中国现代民族工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社会活动家王光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从1983年起，王光英先后担任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

王光美最亲近的兄长

王光英出生于1919年，共有兄妹11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以他为界，前面5人都是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妹。排行第一的妹妹，就是王光美。

王光英与王光美（图片来源于罗海岩《王光美私人相册》）

据《刘少奇一家》一书记载：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笃。王光英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作为王家惟一的“资本家”，他生活的脚步却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兄妹11人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但也有无党派人士。解放前，由于兄妹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言谈风趣的王光英曾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干戈十年，鸿飞西东。不过飞西的少，五哥王光复是王家仅有的一只离群的孤鸿。”书中还记录了1949年，刘少奇第一次拜访王光美家的故事。

当时，王光英在天津与人开办化工厂，长期在天津工作，不过家仍在北平。为准备会见刘少奇，他着实费了点脑筋，一是考虑自己穿什么衣服，二是送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穿西装，系领带。骑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见面时，刘少奇问王光英在天津办厂的情况。王光英向刘少奇建议，哪几个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可以生产子弹，哪几个厂子可以制造装甲车支援南下打仗，等等。

刘少奇听着，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他让王光英回天津后多多联系工商界的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料王光英想摘掉头上这顶“资本家”的帽子，他说：“我不愿意再干工商界的事了。”

刘少奇待他把话说完后，平心静气地说道：“在我们党内共产党员、干部有许许多多，但是像你这样在工商界中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

王光英与刘少奇（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红色资本家”

据《党史纵览》刊发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一文记载，1957年一次会见外宾时，一名外宾与王光英拥抱，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外宾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条件积极带头执行”，文中称，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4月由当时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浊尘先生亲自点名，担任了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李浊尘是该会主任）。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系作用的重要岗位。王光英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发挥了这一职位的关键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光英积极组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用品，包括飞机、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王光英不仅自己主动将其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先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并把该厂在公私合营后按规定分给他的定息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文中称：王光英还多次主动、诚恳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党工作。第一次是在刘少奇与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结婚后，首次以新姑爷身份上门看望岳父母时，作为内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批准他入党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当时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耀邦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因为他在党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创立光大集团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回来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门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负责建立这样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按照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据《“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一文记载：为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并且为国家的改革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临光大公司，一次与王光英谈话时问：你的公司将怎样开展中美经济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当即说道，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钱。王光英也随即说道，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钱。“不过，在实际交往中，光大公司从未让基辛格做过不要钱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这样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作为常客，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局是极为重要的”。

与爱人应伊利的故事

2005年，王光英与夫人应伊利度过60年钻石婚不久，应伊利接受了媒体采访，讲述两人的爱情故事。

王光英与爱人应伊利（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两人1938年相识，“见面那天，我和姐姐在冰场滑冰，远远就看见她男朋友和王光英走来，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很文静，也很殷勤，还很细心。当时，我们都骑自行车上下学，从冰场出来后，姐姐建议去吃饭，大家就骑自行车去了。让我意外的是，当我们停在饭馆门口时，光英停好自己的车，很主动地上前替我把车放好锁好了，就这样一个细节，让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不错”，应伊利说。

应伊利回忆，“文革”期间，王光英被关在秦城监狱，“我从当时全家仅有的12元的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给他买点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监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探监也成了光英生存下去的某种力量，而这也正是我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

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监狱，没有立即恢复工作，“在家里当起了专职炊事员，这一干就是3年，直到恢复工作。当时我在天津政协做文史资料整理，事情非常繁琐，光英心甘情愿地担当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说：‘小应给我做了一辈子的饭，我这3年算是一点回报吧！’”

应伊利说，这3年间，王光英的烹饪技术大有长进。“当时，正逢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街上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做饭也都在街边，用一块竹帘子充当门的功能。于是，经常有人掀开我家门帘，笑着说：‘又做饭呢！’”

王光英简历

王光英(1919-2018)北京市人。1950年参加民建，历任民建天津市委主任委员，民建总会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1942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1943年～1949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执委，第四届常委，第五、六届副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简历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官网）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撰稿王姝 校对 陆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