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痴迷色彩的科学家。她爱美，喜欢色彩，也用毕生的努力圆了中国人的“彩色梦”。

“出彩”一生，她的名字前总有一长串“名片”：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著名感光材料专家、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首席专家、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但她最喜欢的称呼还是“邹师傅”和“邹老师”，无关名利，“我只要做好研究，别的什么也不想要。”

1991年，邹竞（右二）与团队成员一起工作。 受访者供图

短发微卷，穿戴整齐，语气温柔，邹竞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总是精致、精神。但一投入工作，她就会变得雷厉风行，连讲话和走路都特别快。特种红外胶片、彩色电影负片、彩色胶卷、医用激光胶片……半个多世纪里，邹竞带领团队一次次用效率刷新纪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2022年6月，邹竞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为缅怀她对我国感光材料和彩色胶卷事业的突出贡献，讣告特别选用了一张彩色的照片。

荒野里诞生的“零的突破”

1936年春节刚过，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迎来了新生的女儿。等她刚学会抓东西时，父母便把 “林”“喆”“朋”“競”等对称的字写在小卡片上，“邀请”她一起来取名。最后她抓了个“競”字，开始了奔竞不息的一生。

邹竞9岁那年，为躲避战乱，一家迁往苏州。她学习成绩优秀，考高中时，被江苏省省立高级中学（现为苏州中学）录取。这所学校又被称为“院士摇篮”，至今已培养了数十位院士。

“在人生旅途中，往往有许多次选择与被选择的机遇。我中学时代热爱化学，特别崇敬居里夫人。因此，就选择了化学和化工作为我将来的事业。”1954年，邹竞高考，志愿表上填的全是化学和化工院系，最终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

在学习俄语一年后，邹竞远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工程学院，攻读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电影胶片制造及洗印加工专业。从此，她与堪称“精细化工之最”的感光材料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三那年，邹竞前往乌克兰肖斯卡市，在当时的苏联第三胶片厂实习，那里也是苏联最大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之一。进厂第一天，她就遇到了国内派去的实习团。

“当时我从实习团成员那里得知，他们不久将先期回国开始筹建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胶片厂，这已被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我听后很高兴，那时就对回国充满了美好憧憬。”多年后，邹竞回忆道，从那时起，自己便有意侧重胶片制造工艺的学习。

1960年，邹竞完成学业回国。这个24岁的江南姑娘没有留恋大城市，毅然选择扎根保定，那里有她心心念念的胶片厂。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填补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空白尽一份力。

条件远比想象中的艰苦。胶片厂建在保定西郊的一片荒地里，连通往市区的公交车也没有，放眼望去尽是成片的杂草。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邹竞还记得，进厂的第一顿饭，是硬邦邦的地瓜干和胡萝卜汤，装在粗黑的陶瓷大碗里。她和同事们睡大通铺，没有暖气，冬天得顶着寒风去楼外的厕所。

邹竞被分配到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专门研究军事胶片。彼时，他们面临着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关键设备的困境。邹竞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研制，这是国防科委下达的紧急军工任务。

没有资料，没有设备，她一头扎进了暗室，与团队成员开始了红外胶片的研制。如何把理论知识落实到一方小小的胶片上，邹竞一点点突破技术壁垒，在黢黑中擦出希望的光。

五年时间，邹竞团队先后成功研制出当时国防军工急需的三种特种红外胶片，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国防军工的急需。

圆一个彩色的梦

记录时代的深刻变革，清晰生动的影像无疑是最好的“拓片”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全球能生产彩色胶卷的国家屈指可数，美国柯达、日本富士、德国阿克发等公司的产品垄断了市场。而彼时，中国的彩卷事业才刚刚起步，长期依赖产品进口。

“如果我们能在最近两三年内到1980年，拿出相当于德国伊斯曼5247-Ⅱ型彩底水平的彩底器型，就能把目前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5年到20年的差距缩小一半，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1978年，在两份名为《国外彩底发展的动向及试制Ⅲ型彩底的初步设想》和《彩底Ⅲ型试制方案》的手稿中，邹竞画下了追逐色彩的雄心。

也是在这一年，保定胶片厂接下了“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研制”的“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42岁的邹竞放弃了出国进修的机会，留下来与同事们一起攻坚。“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

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七年的科研攻坚取得了胜利。1985年，邹竞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第二年，乐凯100日光型彩色胶卷（Ⅱ）正式投入工业化生产，这是第一代国产彩卷，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彩色胶卷的历史。

工作中的邹竞。 受访者供图

探索并没有停止。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水平是以“R”为标志的，它是胶片解像力的英文缩写，柯达等公司均有相关产品。1987年，邹竞再次接下攻坚任务——自主研制“R”级彩卷，给国人带去色彩更丰富的彩卷。

那一年，二十多岁的任凤荣被调入邹竞的课题组，开展第二代彩卷的研究。初次见面，邹竞穿着白大褂，留着微卷短发，任凤荣觉得这就是“心目中的女神”。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她感受更多的是，“邹师傅”的严谨、奉献和执着。

跟邹竞一起工作，日子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节奏比其他组更快。任凤荣回忆，“邹师傅”做事很有条理，讲究效率，她讲话语速快，走路像小跑。任凤荣知道，那是因为“邹师傅”深知当时我们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她更看重效率，“充分利用了时间，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一次，所有专项实验数据良好，任凤荣信心满满地期待结果，等来的却是“离指标要求差距较大”。她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邹竞温柔地安慰她：“怎么啦？没达标是吗？要分析原因、解决问题，要坚持，才会成功。”

一千多次反复实验，一年零十个月，邹竞团队终于研制出乐凯BR-100彩色胶卷。在那一年的亚运会上，《人民日报》用整版刊登了开幕式的彩色照片，那是用乐凯BR-100拍摄的，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那时候，任凤荣和同事们经常加班，有时候也顾不上给孩子做饭。但无论工作多忙，邹竞总是精力充沛，衣服整齐得没有一个褶子。被她的热情感染，任凤荣似乎也忘记了疲惫，“邹师傅身上有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做好，为国家出一份力，圆中国人一个彩色梦。”

就这样，他们专注地向着没有终点的冲刺线奔跑，逐步在技术和效果上追平国外品牌。“中国乐凯”的标志红鸽子振翅高飞，又温柔地落进寻常百姓家，一代人的记忆“底片”，就此有了温度和色彩。

“大家长”

工作之外的邹竞，更像是一位体贴的“大家长”，大小事情都被她放在心上。

进组第一年的春节，任凤荣收到了邹竞送的小礼物。一个精致的小铁盒，里面装着巧克力和小卡片，上面是娟秀的字迹，写着“春节快乐”，还有一些鼓励的话语。这让任凤荣觉得很温暖，“能在邹师傅的组里，我觉得很幸运。”

每逢春节，组里的成员都会收到邹竞的小礼物和亲手写的小卡片；赶上年轻人结婚成家，她还会当证婚人，贴心备下许多“高能”的生活用品。曾经有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家里经济比较紧张，邹竞得知后就把手表送给了他，这在上世纪90年代可是一件珍贵的礼物。

上世纪90年代，实验室中的邹竞（左三）与任凤荣（左一）。 受访者供图

章峰勇刚毕业就来到乐凯，那是1998年。入厂培训结束后，他得知要分配到邹竞的团队，心里又期待又忐忑——那可是1994年选出的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听说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我一个中专生能胜任实验室的工作吗？”

见过第一面，章峰勇悬着的心就放下了。邹竞丝毫没有“架子”，脸上挂着标志性的笑容，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她特地安排有经验的老师傅带章峰勇，还给他带了感光材料专业书籍，并鼓励他，“不要自卑，只要刻苦学习就一定能成功。”

离家在外，绵长细密的温暖焐热了北方的寒冬。他还记得，是邹老师教他怎么蒸米饭。后来弟弟考上大学，在保定中转，邹老师得知后特地约兄弟俩见面，还帮忙解决了一部分学费。这一点一滴，章峰勇深深铭记在心。

那时团队的办公室在老研究楼，简陋但整洁，一台台式电脑、三张办公桌，剩下的就是试验台和两间暗室。在这里，章峰勇踏实学习，一步一步成长为项目技术骨干。他还记得，一楼大厅墙面上镌刻的马克思名言，也是邹竞常常鼓励大家的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进入21世纪，邹竞开始从事新一代医用胶片研究，章峰勇成为她的得力助手。“非典”疫情前，邹竞带着他奔走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三甲医院试片。回来时发现火车上的人都戴着口罩，他们有些后怕，但所幸试片效果良好，为产品的市场推广奠定了基础并赢得了时间。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邹竞常念叨的话。她自学五笔输入法，所有的技术方案及文字处理工作，都是她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的。对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信息，她一直都在跟进学习，始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彩色的告别

数字化时代来临，邹竞的研究领域从感光材料向功能薄膜材料研究领域拓展，战场也由保定逐渐转到天津。

2003年，邹竞开始担任天津大学兼职教授，为我国功能材料领域培养人才。也是那一年，天津大学教师王虹与邹竞相识，从此担任她的科研助理。

在近二十年的相处中，王虹总能从邹竞身上感受到一种平和的力量，她说话总是柔声细语，头发一丝不乱，化着淡妆。即便已经是院士，邹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更不喜欢被“特殊照顾”。

邹竞（左二）带领项目组成员分析数据。 受访者供图

记得有一次到苏州出差，那是邹竞的故乡，当地接待人员安排了午饭。但邹竞不喜欢这种正式的饭局，便以“胃口不好”推脱掉，催着王虹赶紧开车前往下一个地点。车子开到服务区，她看到了五芳斋粽子，便提议下车吃个粽子当作午饭，简简单单。

王虹说，邹竞不喜欢别人喊她“邹院士”，更喜欢“邹老师”的称呼。作为一名师者，她总是身体力行，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

吕丽云第一次见邹竞时，还在读王虹的研究生。那是2007年，她与王虹一起到保定看望邹竞，当时在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进入乐凯，他们发现邹竞早早就在楼下等着，刷了门禁卡便接他们上楼。吕丽云觉得有点惊讶，“我想象中，院士应该有助理来做这些事，没想到邹老师亲自接我们。”

王虹回忆，那时候他每次去找邹竞，邹老师总会提前到楼下等着，然后笑着把他接上楼。“邹老师总是对人很客气，特别注重礼数。”

两年后，吕丽云开始跟随邹竞攻读博士学位，她更加懂得这位师者身上的魅力。刚到实验室，干净整洁，邹竞给每个人准备了一条干净的毛巾，实验结束时用来擦手。邹竞对学生要求严格，强调做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马虎。

2010年正式加入天津大学时，邹竞已经74岁，很多事情仍旧亲力亲为。她会亲自指导学生的实验，到厂家调研实验设备，还会跟着大家一起出差，走路仍旧是带风的。后来生病了，她的步子才缓了下来，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有时候还夹杂着苏州方言。

王虹和吕丽云上门看望生病的邹竞时，她会强撑着聊天，始终带着笑容。王虹知道她想念故土，便宽慰道，“等身体恢复好了，您还可以回家乡、回母校看看。”他还记得，邹竞最后一次回苏州时，行动已经不大方便，就托女儿给吕丽云带去了当地的丝巾，当作小礼物。

但邹竞没能再次回到母校，2022年6月9日，她在天津走完了多彩的一生，享年86岁。苏州中学的“院士廊”里，仍挂着她的照片。那是她特意用自己研制的乐凯彩色胶卷拍的，在此前许多年里，都是“院士廊”里唯一的彩色照片。

天津大学在发讣告时，也选择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淡蓝色的背景，邹竞满头银发，面带微笑。追悼会的遗照亦是彩色，还特地选了乐凯的相纸。

这是最好的纪念。定格色彩的人，永不“褪色”。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王蕊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