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从古至今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悲伤和无奈，但是也有人更乐观，尽情享受这种近黄昏的美好。

作家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乐观豁达、享受当下的人，他用自己的大半生创作了很多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最终他也把自己的感情生活过成了一本精彩的小说。

2012年王蒙的发妻去世，高龄丧偶的打击让王蒙痛彻心扉，精神也越来越差，恩爱扶持了半辈子的枕边人突然走了，就像一本小说的完结。

但王蒙的“爱情小说”还远远没有落幕。

弟弟的一见钟情

1934年，作家王蒙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在北大任教，母亲在小学教书，他的名字是父亲的好友，人称“汉园三诗人”之一的何其芳所建议。

王蒙中学入党，19岁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艳惊四座，轰动一时，从14岁入党起他就执笔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笔耕不辍的创作了半个多世纪。

何其芳

把王蒙的履历放到现在来看，他绝对是一个妥妥的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上进好青年，在事业上已经拿到一手好牌，而在感情上王蒙也不甘落后。

就像王蒙19岁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青春万岁》一样，他与发妻相遇、相知、相守的爱情故事就像是永不落幕的青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50年春天的北海公园，树木刚开始返青，草芽也才刚刚冒出一点点，姐姐王洒就非要拉着王蒙去春游。

这乍暖还寒的天气让人极其的不耐烦，幸好那天的阳光还不错，王蒙把自己缩在宽大的厚衣服里不情愿地往前走着。

“来，王蒙，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崔瑞芳，这是我弟弟王蒙。”

王洒跟两边的人热情地互相介绍着。

“这是你弟弟，真有意思！”崔瑞芳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彼时又高又瘦的王蒙缩在宽大的衣服里，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有些不好意思的和崔瑞芳对视了一下眼神，以示交流。

16岁的王蒙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看着这个比自己大一岁，活泼开朗，落落大方的姐姐，心里感觉到“毛茸茸”的。

注定的缘分也是“真有意思”，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王蒙与崔瑞芳又相遇了。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崔瑞芳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她去东四十一条39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她不知道的是王蒙此时就在那里。

再一次的相遇，羞涩的王蒙没有与这个姐姐有过多的交谈，他唯一的念想就是每天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在排长队的人群中四处找寻她。

因为王蒙不懈地“寻找”，崔瑞芳和他经常在人群中四目相对，崔瑞芳也仅仅是对他温柔地笑一笑，但这在王蒙心中已然算是一种幸运了。

这种朦胧的感觉持续的时间不长，王蒙似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于是在某个晚上，他鼓起勇气敲了崔瑞芳的窗户。

当、当、当...正埋头专心做表格的崔瑞芳被敲窗声吓了一跳，紧接着她听见了王蒙的声音。

“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去。”

崔瑞芳红着脸看了一眼旁边的人说：“这么晚了，不去了”。

王蒙在窗子外头央求：“去吧去吧，就溜达一会儿”，崔瑞芳拗不过他，只好应允。

清冷的午夜，两个年轻人沿着东四大街就这么漫无目的的走着，王蒙心里有好多话想对崔瑞芳说，但是面对面却不知如何开口。

幸好他擅长写，于是回去没多久，崔瑞芳就收到来自王蒙的一封封求爱信，每天早上一封晚上一封，晨昏定省似的向崔瑞芳表达自己的爱意。

作家的“爱情万岁”

持续给崔瑞芳写信后没多久，王蒙就因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部作品遭遇了人生的低谷期。

因为事业遭遇挫折，正当王蒙对自己追求的爱情也不抱希望的时候，崔瑞芳赶来了，她说我愿意跟你结婚。

于是在1957年1月28日，北京的小绒线胡同27号，身着绿色棉衣的崔瑞芳做炸酱，一边穿着半新中山装的王蒙擀面条，崔瑞芳特意在酱里多加了一肉末，因为今天是他俩结婚的日子。

在一个破碎飘摇的胡同小院儿里，王蒙和崔瑞芳两人坐在一张小矮桌前，一人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庆祝他们的新婚之喜。

彼时的王蒙23岁，每每与朋友聊天，他都会得意的炫耀说：“可以从事我最喜欢的写作，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了”。

婚后的二人的生活也是喜忧参半，王蒙是个急性子，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催促崔瑞芳，赶快起来吃早点，赶快出门赶车.....崔瑞芳时常被王蒙搞得晕头转向。

于是崔瑞芳给王蒙取了个“催人泪下”的绰号，但其实在这个小家庭里，最催人泪下的是崔瑞芳。

一天正在教课的崔瑞芳突然接到王蒙打来的电话，王蒙在电话中说，我们刚才开会，领导号召作家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王蒙试探性地问。

崔瑞芳想都没想就说，我同意，但挂了电话她才担心起来，新疆那么远，她真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追随他吗？

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崔瑞芳记着自己在结婚时曾和他说，这一辈子，无论喜乐，无论安定还是奔波，我都会跟着你。

1962年，29岁的崔瑞芳带着幼子登上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远赴新疆伊犁，虽然手里有大包小包的行李身边还有年幼的孩子，但她怀里始终抱着一缸金鱼，她知道这是王蒙最喜欢的。

漫天风雪的伊犁，在一个只有不到十平米，没有暖气的小房子里，崔瑞芳搂着孩子问王蒙，我们要在新疆待几年。

王蒙说，三五年吧，最多待十年，没想到王蒙与崔瑞芳在新疆一待就是十六年，这十六年对于王蒙来说是写作积淀的时期，但崔瑞芳却说：“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

边疆岁月艰苦，虽然有这样的抱怨，但崔瑞芳还是义无反顾不离不弃的始终陪伴在王蒙左右。

此生瑞草芳菲逝

1979年，在新疆生活了近20年的王蒙终于携妻儿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北京。

一回到北京的王蒙就一头扎进了文学创作的世界，生活起居上一概都交给了平日里“磨磨蹭蹭”的崔瑞芳。

在崔瑞芳的眼里，王蒙就是个“一塌糊涂的呆子”，平时丢三落四，正经场合掉链子，不会过马路，脾气还急躁......

岁月不饶人，一晃半辈子都快过去了，崔瑞芳时常想着如果自己走在王蒙前头，这个“一塌糊涂的呆子”一个人要怎么过活。

在一起大半生，崔瑞芳都像是看顾小孩子一样照看着王蒙，而她也把自己与枕边人的点点滴滴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的先生王蒙》。

书中她写：“爱了，永远爱着，无可替代。过日子了，一直过下去，有你有我……”

可是这样有你有我的好日子终究还是太少了，2012年崔瑞芳罹患癌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王蒙寸步不离的陪伴左右。

2012年3月23日，当笨手笨脚的“糊涂呆子”做好早饭急匆匆的又来催促崔瑞芳时，发妻崔瑞芳却永远的离他而去了。

在发妻的追悼会上，王蒙看着灵柩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高龄丧偶甚至让他对自己的存在也产生了怀疑。

王蒙总说，“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大半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夫妻那么简单，更是知己，是灵魂伴侣。

在悲痛中，他亲手写下悼亡诗《赠爱妻》：“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王蒙说：“我一度万念俱灰，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这是我的天塌地陷。”

再遇钟情黄昏恋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再为你开一扇窗，经历丧偶之痛的王蒙也曾一蹶不振，但是生活中将继续，没有光驱散不了的阴霾，而单三娅就是出现在王蒙生命低谷期的那一束光。

崔瑞芳去世后，朋友们时常来看望王蒙，也经常带他出去散心，经朋友的引荐他认识了《光明日报》的资深女记者，单三娅。

与当年遇到崔瑞芳一样，这一次已经八十岁高龄的王蒙再次遇到了自己的“一见钟情”。

王蒙在接受窦文涛采访时，曾这样形容他与单三娅的初见：“我跟单三娅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就是她，有一种被秒杀的这种一见钟情。”

在那次采访的间隙，单三娅怕王蒙着凉，拿着厚外套向正在休息的王蒙走过来，给他穿好衣服，把纽扣一粒粒的扣好，而王蒙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像个被照顾的很好的小孩子一样。

时下年轻人钟爱闪婚，王蒙这一次也赶了一把新潮，他与单三娅相处了十五天就结了婚，此时的王蒙八十岁，单三娅六十岁。

窦文涛

好的爱情能治愈心底的伤痕，并且让一个人重新焕发生机，这个道理在王蒙那显得非常适用。

再次遇到爱情的王蒙从痛失爱妻的阴霾中慢慢地走了出来，他紧跟时代的步伐，自己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打电话发微信......

在王蒙的家里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与单三娅的结婚合照，另一张是亡妻崔瑞芳的照片。

王蒙说：“我必须承认，瑞芳给了我太多的温暖与支撑，我习惯了，我只会，我也必须爱一个女人，守着一个女人，永远通连着一个这样的人。我完全没有可能独自生活下去。”

在谈及新婚妻子单三娅时，他说：“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能得到她的照顾、安慰、陪伴，我真是此生再无所求，十分幸运，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

高龄丧偶已是人间悲痛，但命运又是如此眷顾，给王蒙的灰霾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光束，对于王蒙来说，怀念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带着对爱人的回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崔瑞芳也该欣慰，她眼里那个“一塌糊涂的呆子”在她走后，还有勇气再重新振作起来，找到一个愿意陪伴他照顾他的爱人。

2014年，王蒙被邀请到海南参加两岸笔会活动，同行的还有新婚不久的妻子单三娅。

王蒙步履轻盈，谈吐幽默，活力满满的状态让在场的人都羡慕不已，而在他身后默默跟着一位气质优雅，温柔端庄的女子。

王蒙直言不讳地向大家介绍了她的新婚妻子单三娅，这样的“官宣”也给海南之行增添了许多浪漫色彩。

此时正在经历人生第二次爱情的王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他在风光无限好的海南，在绚丽的灯光背景下，对着单三娅唱起了歌，歌声嘹亮而真挚，在她身边，他开始活得轻盈。

单三娅

驱散阴霾的光亮

新婚后不久，王蒙受邀参观魏明伦文学馆，他特意将新婚妻子准备的喜糖分给在场的大家，并笑称自己正在追赶新潮流，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上网，十天就用了百分之五十的流量。

结婚后的王蒙，在单三娅的鼓励与陪伴下，王蒙活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新潮了。

王蒙曾说自己是一个全天候抗干扰的“写作工人”，每天六点半到八点要写一个半小时，午休之后下午两点多又开始写。

虽然王蒙大半辈子都遵守这样自律的写作作息，但是这也一点没有耽误他追赶潮流，结婚后的他更是像个老顽童，不断寻求新鲜事物。

近些年他除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坚持写作，在单三娅的鼓励下还拓展了新兴趣，游泳、锻炼、追剧，如今86岁高龄的他还仍然保持着腹肌。

热爱语言学习的他，在伦敦书展上，他曾与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拉贝尔有过三十分钟的对话。

王蒙说：“我觉得学习很有趣，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件事本身，而是在于一种生活态度。”

作家铁凝曾送王蒙一个“高龄少男”的称号，说他用自己对生活的热情感染着周围的人。

但只有王蒙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单三娅，他可能一辈子都要陷在痛失爱妻的阴霾里。

单三娅的出现，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王蒙那灰霾的内心花园，而如今的“花园”里阳光普照，鲜花更盛了。

能感受到，有单三娅陪伴的王蒙一直沉浸在全新的感情里，他在采访中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时候说：“结婚后写作和生活方面都非常规律，虽然年龄大了，但我还是鼓着勇气坚持体育锻炼，与衰老抗争。”

在被问到与单三娅在家中是如何相处的，只见已是耄耋之年的王蒙露出了初婚男人般的甜蜜笑容说：“我在家里服从领导”。

在感情生活中，王蒙无疑是幸运的，往前的大半生他遇见了对他不离不弃的发妻崔瑞芳，从一见钟情再到彼此相守；爱妻去后拿出勇气向单三娅表达新的爱意，敞开心胸拥抱全新的生活。

王蒙曾在《明年我将衰老》中说：“如我的小说的题目，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如此达观的处世热情与生活态度，不得不让人对王蒙老先生肃然起敬，当八十多岁高龄的王蒙对着一众记者说出：“老年时代，我仍然选择了自己的伴侣和感情。”这句话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祝福和羡慕这个一生都拥有光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