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家书长1922年12月29日下午，田贤东(1887-1939)高兴地进入北京《晨报》馆，并在明年刊登了《年册》。

所谓“贺年帖”，就是短短两行字，一句吉祥话外带说话人姓名与年月日，类似于如今的贺年短信一般。1921年底时，钱玄同第一次在《晨报》上刊登私人贺年帖，来向众多师友致以“辞旧迎新”的祝愿。此刻，这登报贺年的“新风尚”，已是第二次了。为什么要这样贺年，还得从1919年《新青年》上一篇《恭贺新禧》的文章谈起。

因民国政府推行“新历新年”，即取消农历新年与春节概念，只将公历元旦节视作法定节假日，号召国人应如同庆祝农历新年那样去庆祝“新历新年”。当然，普通百姓并不认同这一“新规定”，依旧是新年旧年都过，元旦春节都庆祝，且农历新年的庆祝仍是最为隆重的。而《新青年》上于1919年新年首期刊发的这篇《恭贺新禧》，则还要更进一步，要求直接将“新历新年”也取消，改作庆祝“辛亥革命”成功，即将每年的10月10日视作“新年”。文中，作者坚决主张“辞岁的改在十月九日夜里辞奴隶；请年酒的改在十月十日请共和酒；小孩子买花炮放，也在这一天；店里的学徒戴了新帽子，穿了新鞋子，摇摇摆摆逛市场，也在这一天；写了帖子大家恭贺，也在这一天；见了面，拱拱手说：‘恭喜恭喜’，也在这一天……”

作为《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读到这篇来稿之后，深表赞同。他对作者提倡新风尚，改革旧习俗的大胆建议，很是认可。于是，该文发表时，他在文后又添入了一段自己写的“附记”，他明确表示：“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日子，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祝贺的日子。”

但“后来觉得事实上不甚方便”，于是钱玄同又单独“恢复旧制”了。为了给自己“恢复旧制”做解释，钱玄同在去《晨报》登完贺年帖之后，伏案疾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又以为若认为这祝贺为无意思的，则固不必贺新年，亦何必贺双十。”

钱玄同从1921年“恢复旧制”，照常过“新历新年”。1921年底，即将迎接1922年元旦之际，他又搞起了登报贺年的“新法”。在解释完之所以“恢复旧制”的因由之后，钱玄同在当天的日记中，还为自己登报贺年的做法颇为自得，他写道：“《晨报》可登贺年片，甚为便利，我今年的即登《晨报》，所以明年的也还去登《晨报》。”他强调“我是主张用公历的，但有对抗遗老的意思的东西，我必写民国纪年。我贺新年的意思以前于第一种居多，故两年都用民国纪年。今年而且大书特书‘国历’字样，这是我的《春秋》笔法！哈哈！”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