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律界芒地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举行，此后由于法律界纯祖室的干扰，会议中断，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在游轮花船上举行了闭幕式。
从上海法租界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的决定，竟然是由中共一大参会人员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一手促成。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中国，而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如火如荼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这些早起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它们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这次的会议虽然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能来参加，但是取得了圆满成功，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中共一大参会人员共有13位党内人士，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由于当时的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了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为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博文女校
私立博文女校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学校不大，有百余个学生。将与会人员的住宿安排进了私立博文女校，就和李达及其妻子王会悟密不可分了。
1920年，王会悟在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黄兴夫人）那里做文秘工作期间，与李达相识。当时李达接受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工作，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她敬佩不已，而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作为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产生了爱慕之情。1920年下半年在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的操办下，他们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
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
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悟又曾经当过徐宗汉的秘书。李达与黄绍兰也认识。黄绍兰和丈夫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子——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所以李书城、李汉俊与黄绍兰相熟。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
当时正值暑假，校舍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王会悟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接下来又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而这个一大的会议地点，就是上海组的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不大的房间里，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周置了十多张木椅子，靠街口的窗前放了一张写字台。出席会议的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三人由上海组的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护送到会场。出席人员到齐后，王会悟便退出会议室，到楼下搬了一张椅子，拿了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
这个“乘凉”其实就是放风，起警戒任务。
第一次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尼可尔斯基代表第三国际致了祝词。24日晚，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期间，由张国焘执笔，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27日、28日、29日晚，代表们讨论党纲和工作报告。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大会开幕的前几天里都还顺利，一切都还按计划进行。但是到了7月30日这天，出了状况。7月30日，会议继续进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第二次到会。会开了没多久，担任警戒任务的王会悟突然发现了一个身穿蓝袍黑褂的人，贼头贼脑地正朝会场走来，一边走一边还怯生生地往两边探望。
王会悟发现了这个可疑人物之后，马上从椅子上起来，疾步上前盘问：“你找谁?”那人吱吱唔唔地问：“我，我找社联的王先生。”
王会悟知道离这不远的确有一个社联，但社联的主任不姓王。于是王会悟说：“这儿不是社联，没有王先生。”那人“哦!哦!”两声，迟疑着就转身走了。
王会悟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于是跑到厨房问做饭的师傅认不认识这个人。师傅摇头说不认识。王会悟意识到情况不对，急忙走进里间，将马林的翻译杨明斋喊了出来，向他简单叙述了刚才遇到的情况。
杨明斋即回屋里将情况报告了马林。马林听了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有情况，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迅速分散撤离!”说着，匆匆收拾起了桌上的文件，率先从后门离开了会场。于是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所有与会者都快速撤离会场，然后分散离开。但是当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张国焘却表现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一个劲地埋怨王会悟大惊小怪，耽误了大会进程。
代表们离去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包围了这幢房子，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留在屋子里的李汉俊是一个天才，除了中文外，还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他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质问巡捕，从容应对敌人盘问，化险为夷。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警觉是对的，而张国焘的态度是危险的。一旦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会后经查证，那个鬼鬼祟祟的神秘男子叫做程子卿，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当时正受雇于法国巡捕房，在盯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行踪。所幸疏散及时，未受任何损失。
与会代表们在嘉兴南湖再聚到一起开会提到这件事时，一个个都还心有余悸，长嘘了一口气说：“好危险啊!再晚一点，我们大家都进了班房了。”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王会悟，“真了不起!你立了大功啊!”听到这，王会悟腼腆地笑了。事后，马林也兴奋地赞扬说：“这个女子很有培养前途!”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遭巡捕突袭会场，虽然没有使“一大”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在上海继续开会已经不现实了，去哪里续会，这又成了代表们伤脑筋的一件事。虽然会议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后续的内容不多，但是都很重要，要通过党纲，不仅要研究今后工作，还要选举中央局。所以最后一天会议的会址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提议转移到别的地方，周佛海沉吟半刻，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星期，感觉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天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但是这个提议被多数人否决了。虽然杭州西湖边的智果寺很安静，但杭州属于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的控制严厉，密探出没无常，不适合秘密开会。另外西湖还是个很有名而且很美的旅游景点，游人非常多，在那里开会也不合适。
就在大家为在哪里开会而一筹莫展，沉寂无声时，又是王会悟抛出了一个提议，让大家舒展眉头。坐在李达身边听的王会悟，受刚才周佛海所提之法的启发，笑吟吟地开口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倒有一个主意。”
她略作停顿，环视一下大家，“离我们浙江桐乡不远，有个地方叫嘉兴，是个开会的好处所。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那里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用。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而且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程”。
王会悟的意见立即得到了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李达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僚、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在那儿开会比较安全。”担任中共“一大”执行主席的张国焘接口道：“在船上开会，安全系数更高。会悟好心计，胜过须眉。”众代表异口同声：“那就去嘉兴南湖吧。”“一大”新会址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的地址浙江嘉兴南湖确定好后，李达便让王会悟先去上海北站了解一下去嘉兴的车次。当时，上海北站开往嘉兴方向的共有六班火车，上午7：35、9：00、10：00三车次，下午14：50、15：50、19：15三车次。
1921年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中共“一大”代表表面上装作互不认识，各自坐在不同的地方驶向嘉兴。火车行驶了将近3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王会悟与李达下车后走在最前面，其余代表们则三三两两分开一些距离跟随其后。
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未直奔南湖，而是领着代表们朝嘉兴的“南京路”即张家弄走去，后来张家弄经拓宽，改名为了勤俭路。张家弄里有个吸引人的地方叫寄园，犹如上海的大世界一般。寄园里有假山、楼阁，唱戏的、说书的、耍魔术杂技的，济济一堂，煞是热闹，而人员往来稠密也更好地容易隐蔽。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南湖的别名就叫做鸳鸯湖，这个旅馆就因为南湖而得名。
王会悟运筹帷幄，先是安排代表们在旅馆暂且休息一下，并在这儿开了个房间，为的是怕当天会议万一不能结束，好有个过夜的地方。
在王会悟熟练麻利地忙完了住宿的手续后，她又立即请旅馆的账房先生们代订画舫，当时清末民国的画舫指的是是文人们对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称它为“丝网船”。
账房说：“租大船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没有大船了。”于是，王会悟只好花了4元5角钱租了一条中号的单夹弄船，单夹弄船是指船的中舱和后舱之间仅有一条通道的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并租了一副应急伪装用的麻将，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
待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与会的全体代表，来到了烟波浩渺的嘉兴南湖公园，登上画舫，驶入湖中。环湖一周，王会悟选取好最安全的停泊处，催促船娘将船撑至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水面上。
中午十一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王会悟忽然走进船舱，将一副麻将牌“哗啦啦”倾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扮成了一个俏丽的窈窕歌女，坐在船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警惕地保护着舱内的代表们。若有船划近，她就用纸折扇敲船板，提醒代表警惕。这时，船舱里就会立即传出劈啪作响的搓麻将声，以掩人耳目。
这天是阴天，天公作美，下起了小雨，游人顿减，更适合开会。整个湖面上只有四五只游船。王会悟在跟船娘拉家常中就已了解其他船上游客的身份。船娘指着一条大船道：“那条最大的船是城里典当铺老板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又指着一条中号道：“那条船是桐乡一个乡下财主全家来游玩的。”
到下午5点左右，突然，从远处驶来一只小汽艇。王会悟怀疑是巡逻艇，便迅速发出暗号。代表们闻声，随机应变地喊着“七索”、“八万”，留声机也摇着《打渔杀家》等京剧名段。后经王会悟打听，方知这是城里一位绅士的私艇，代表们又放心开会。
“一大”南湖会议在游船开了7个小时左右，至下午6时完成了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在简短的闭幕式上，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等口号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此，王会悟所担负的有关中共“一大”会议议程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同时，她本人事实上也成了中共“一大”的幕后功臣。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地点就是在李达的家里，王会悟又为二大做了会务工作。
毛泽东准备参加二大但由于忘记了开会地点，没有参加上。1922年末，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请，举家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在生活上毛泽东一家得到王会悟的照顾。
李达与陈独秀关系不好，但与毛泽东关系却非常融洽。1923年李达因不满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陈独秀的作风脱离了中央，但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学工作。后来李达曾经在武汉、上海、湖南北京等地执教，王会悟则照顾家里教育子女，参加一些妇女工作。毛泽东很赞赏他们夫妇，一次在给李达的信中称他们夫妇是“真正的人”。
党成立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而且还有一些外地工作的同志，因种种原因在当地呆不下去了，就带上家属来上海找组织，他们首先找的就是李达。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他们的食宿都很难解决，其家属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王会悟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当时李达发现其住处后面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他知道组织经费紧张，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就在这里上课。
王会悟不仅帮助李达创办了党的第一所妇女学校——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而且王会悟还主持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个妇女报刊——《妇女声》。一大前后和相当长的时间里，王会悟始终协助李达从事革命工作，还担负全部家务和孩子们的文化教学任务。作为革命者，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王会悟都是出类拔萃的。
建国后，王会悟在法制委员会工作。几十年来，她为党、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一直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