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宏

陈经营老师

动荡不安的4月。

第一次听说陈庆英老师该是在二十六年前。1996年初，我在川藏、青海和内蒙古转了近一年后返回哈佛，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范德康教授（Leonard van der Kuijp）已被聘为藏学教授，我们这批博士生终于有了领路人。那学期，范教授给我们开藏文典籍精读课，就在位于哈佛广场教堂街52号的梵文和印度研究系二楼，选读的是《汉藏史集》。除了跟范教授学习欧洲的汉学传统扣字、读典籍的本事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我们介绍陈庆英老师：“研究元史、蒙藏关系尤为出色的学者，来自青海，太太是青海蒙古族。”我在藏学领域刚刚起步，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查找陈老师的著作，开始细读陈老师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这部书出版于1985年，第一次把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元明清时代的蒙藏历史讲得一清二楚，生动地叙述了多民族互动的进程和蒙藏民族错综复杂的漫长历史，我深受其益，以后反复参阅、引用。

而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来年的夏天。范教授带我们几位博士生一同参加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陈庆英老师和我都在历史组，他发表了以《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再探讨》为题的论文，对1639年清朝入关之前的满藏接触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而我利用《多仁班智达家族传》中讲述的驻藏大臣策巴克受贿案，讨论乾隆年间清朝官员和西藏地方权贵的关系。会后，与会学者一起参观中华民族园时，我才有机会和陈老师交谈，他提到，我做博士论文还可以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参阅有关的汉文和满文资料。我们一见如故。

2012年北京会议期间，陈庆英和李若虹

后来范教授曾和我提起过他和陈老师相识的缘分。当年范教授还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看到陈老师藏译汉的《汉藏史集》《萨迦派世系史》和一系列有关萨迦派帝师和元朝蒙藏关系富有开创性的论文，特意让他在青海任教的一位学生去西宁登门拜访。后来在1991年的首届北京国际藏学会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果然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的研究兴趣。

1999年春，范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邀请陈老师来哈佛合作。陈老师和师母永红来到波士顿，入住萨默维尔镇默多克街。陈老师和我时常互相走访，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我刚做了妈妈，有陈老师来访学，和同学们一起特别热闹。我们还一起聚餐、包饺子，师母的牛肉胡萝卜馅饺子鲜而润，咬一口，油渍渍的馅儿里喷出那个鲜香味儿，以后再也没尝到如此美味的饺子了。我常跟陈老师说，他来了真好，有那么多问题可以当面向他请教。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开，我真觉得从他这里得到的全是藏学的珍宝，而且我们一旦谈开来，并不是书呆子般一味聊学问，而更多是在聊家常中讲各自研究兴趣的来由。师母不时从旁补充，给陈老师慢悠悠的叙述添加了不少饶有情趣的独特经历。

1999年，陈庆英（右一）和邓锐龄（中）、沈卫荣（左一）在哈佛大学校园

陈庆英与夫人在美国华盛顿

陈庆英老师祖籍广东台山。他父亲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上学时，正逢抗战，又因祖父去世，前往越南扶柩回籍，战乱间无法返回南京复学。后几经波折，他父亲从云南大学毕了业，而后前往四川工作，在南充安了家。陈老师是在南充出生、长大的（陈老师带有一口四川口音），1958年上高一时，举家迁往青海。他回忆说，当时一家六口仅靠父亲的收入，家境拮据，而青海当时倒有不少工作机会，高三时他曾一度想从西宁高中退学进工厂，但是在沧石校长的帮助下，他坚持到了毕业，并顺利考入青海民族学院新创办的物理系，第一次有了和青海蒙藏民族接触的机会。尽管1960年代初的青海民院数理化系科条件差，起步维艰，但从内地高校来的和下放的“右派”老师们却能按照大学课程正常授课。1961年下半年，青海的一些大学下马了，但他所在的民院保留了下来，不过规定只为藏族牧区培养中学教师，要求学生用一半的课时来修藏文——先学字母、拼音和基本文法和口语会话，然后深入牧区学藏语，第一次体验藏族牧民的生活。

陈老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央珍女士做的访谈中详细介绍了大学时和藏族牧民一起吃穿住行的生活经历——他去了青海湖边上的共和县倒淌河乡，日月山下的麦乃亥公社，住在牧民的家里，几乎没有说汉语的机会。在牧区生活的半年里，牧民干的活儿，他都干，放羊、剪羊毛、拔牛毛、砍烧柴，擀毡子，装卸驮子，学用窝尔多甩石子，用火皮袋鼓风烧火煮茶，还搬过两次帐房，从冬春草场到夏草场，从夏草场到秋草场，还参加牧民的婚礼、生产队的会议。除了学藏语，最大的收获可能是过惯了牧民的生活：夏天在高山牧场皮袄不离身，难得洗衣服而长有虱子，满是酥油味道。吃的方面，适应吃糌粑、羊肉、喝奶茶；住的方面，尽管主人尽力照顾大家，让住帐房里最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在草地上铺块油布或者垫子，下雨时帐篷还漏雨；行的方面，要学会骑马，还要学会对付路上遇到的牧犬。陈老师后来回忆青海湖边的场景时说：“在湖东的秋草场，我们的帐房正对着青海湖，在风和日丽的傍晚，在帐房里喝着奶茶，面对倒淌河入口的河畔草原和大海一样的蔚蓝的湖面，看到夕阳慢慢落入湖中，的确是难得见到的美景。…… 我真正体验了高原牧民生活的艰辛和他们的善良、乐观。我们离开的时候，牧民依依不舍，有的还骑马送行一段，好像是送自己的亲人远行。” 陈老师对这段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不仅闻之深切，而且实实在在融入了他日后对蒙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及其著作之中。

从牧区实习回来，青海民院物理系被并到了青海师范学院。之后两年里，陈老师不仅学习藏文版的物理教材，还开始阅读藏族古典文学。那时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藏文《格萨尔王传》，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的藏汉文本，陈老师开始从中理解和享受藏文古典文学之美，但是那时他并没有机会接触藏传佛教和历史方面的典籍。1967年，陈老师开始任教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卫中学（即现在的德令哈第一中学）和民族师范学院。陈师母永红是格尔木的蒙古族，于是陈老师也结交了不少蒙古族的亲戚、朋友，学了蒙古语的日常用语，住过蒙古包和藏区的帐房。他还带学生参加秋收，在察尔汗盐湖挖过钾肥矿。他日后回忆，那里最可怕的数盐钾滩上的大蚊子。在海西的生活经历构成了陈老师日后难得的研究背景，正如他跟央珍说的，“以后读到这方面的书籍，许多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对书中的记述也能够按照生活的实际去理解。”（这一段介绍陈老师求学经历，大部分参考并引用央珍和陈老师的访谈内容。《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陈老师的女儿陈立华又帮助添加了一些细节，在此一同致谢。）1978年 “文革” 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时，几乎出于偶然，陈老师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古藏文专业，被顺利录取。陈老师离开了青海，离开德令哈，来到了北京，半路出家步入藏学。那一年，他37岁。

陈老师来哈佛访学时我了解了他步入藏学的经历，之后再读他的论著，他笔下的文字忽地滋生了不少活力。那时我刚开始写关于多仁班智达家族的博士论文。这一贵族家族史写得有趣、生动，不同于藏族传记写作历来重高僧大德的佛教修炼而轻世俗凡事的手法。记得我和陈老师聊起传记后半部中记述的多仁丹津班珠尔进京的经历，包括他染上天花和把汉地的扬琴传回藏区的生动的见闻和有趣的史事。我一提起，陈老师马上娓娓道来，讲开了天花在汉藏交往史中有着不可忽略的角色，值得深入研究。他提到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经蒙古地区前往承德进而入京时，一路行程筹备和朝觐安排上，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到天花的隐患和后果。陈老师对藏汉史敏锐的学术意识让我豁然开朗。这些议题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已展开不少专题研究。

1991年9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同事在承德考察

陈老师从哈佛访学回国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2001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后，陈老师曾向我提议，如果国外没有合适的机会，可以考虑回国，到中央民族大学、高级佛学院或藏研中心等教研机构工作。后来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落了脚，未能回国任职，但和陈老师一直有着非常愉快的合作。他先鼓励我把博士论文译成汉文，还自己写了序言和书评，在藏学中心内部出版。 2000-2002年间，陈老师和我合作申请到了日本丰田基金会的资助，以洛克在甘青藏区的经历来研究1920年代的甘青民族关系。陈老师特意为我寄来的整套《西北行记丛萃》系列，多年来成了我的案头书。在我翻译洛克传记时，陈老师为他的三位学生提供了学研合作的机会，让他们帮着翻译洛克和哈佛阿诺德树种园主任萨金特教授之间的全部通信，还为我的译作做了序。后来，我们就有关六世班禅的各方史料不断通信，并多次见面交流。一方面，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延伸；另一方面，陈老师多年来也一直关注对班禅世系的研究，尤其是涉及到六世班禅进京及其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他还特别注意到，《六世班禅传》中写六世班禅染上天花而圆寂之前，曾把两位印度瑜伽师召至跟前。这一细节确实打开了研究六世班禅和周边地区交往的一个新的取向。

2001岁末我到北京查阅资料，陈老师带我一起去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有关策巴克-多仁家族贿赂事件的汉文档案，并查找满文档案目录。从档案馆出来，陈老师熟门熟路，带我穿过西华门内的一条幽密小径，左拐右弯就进了故宫。当附近的门卫发现我们来路不正时，在身后吆喝起来，我们加快步子，消隐于宫中。陈老师和我深有默契，意外的冒险给我们查看档案之行倍添乐趣 。正值农历新年前夕，藏研中心年前团拜聚餐，陈老师和师母带我一起参加。觥筹交错间，师母从旁轻轻地捅一捅陈老师：“老陈，你也过去给人家领导和同事敬杯酒，说几句新年祝酒词去。” 陈老师笑眯眯看着师母，不紧不慢地说：“这个场合端着酒杯说的话，大家离开酒桌就忘了。” 此后每当应酬难当之际，我总想起陈老师的这番话，于是嘈杂间依然能静静坐着，心里还有说不出来的踏实。

往后多年，一到北京出差，得空就去看望陈老师。我坐上地铁，从惠新西街北口站出来，穿过川流不息的北四环东路，就到了藏学研究中心大院。他在藏研中心的办公室和后院的寓所成了我在京歇脚、学术充电的最好去处。 我总是先给陈老师打电话，他就会从中心大楼后边的宿舍楼下来，接我到家中或是去办公室小坐。常常是先喝茶聊天、叙旧，然后就带我穿过亚运村小区，蹓跶到他特意选的江浙风味的富春江餐馆，我们边吃饭边聊一些近来国内外的学术动态和彼此近来关注的学术课题。2010年我们一家离开北京回波士顿时，行前陈老师特意送了一幅来自聂塘卓玛拉康寺的白度母唐卡，让我们带上。这幅唐卡一直放在我家中楼梯道上的最高的面墙上，每天上下楼，白度母端庄、慈和的面目，温静、怡然的浅笑，还有观十方无量佛土和六道众生的七目，带给我深深的宁静 。2016年夏，我到北京出差时又和陈老师在藏研中心的办公室见面，然后他还是带我去富春江餐馆。记得那天比较热，一坐下，陈老师就要了酸梅汤，说夏日里忙来忙去的，消消暑很重要。陈老师跟我分享最近刚刚完工的《西藏通史》项目，我深知他作为这一项目的总主编肯定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还记得他跟我聊起，以后回国可以找个县城，安安静静地住下，读读书，写点东西，生活既经济又便利，还不闹腾，挺好的。怎能想到：那是我和陈老师见面的最后一次！

聂塘寺白度母唐卡

陈老师近些年从北京迁到了四川。他告诉我：“我在四川成都的邛崃，史记中就有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离成都市区七十公里，现在有高铁可通，半小时到市区。”他还提到，范德康教授在川大讲学时，还去过他那里。这两年，我一直想着下次回国就去邛崃看他，分享一下他享受着的小县城的安宁日子。2019年夏天，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研究员请陈老师为《扎什伦布寺图录》撰稿，也让我写一篇有关班禅喇嘛研究状况的综述。陈老师让女儿小华发来了他的一篇《受封和朝觐-清前半期的班禅额尔德尼和扎什伦布寺》时，我才得知他病了，住院治疗后刚回家休养。他知道我也为《图录》作文来介绍有关班禅喇嘛的研究，陈老师来电邮说：“关于六世班禅到九世班禅，确实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后再慢慢做。我把我的文章做了一些注释，主要是藏文资料的出处，请查看。”这确实是汉藏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如能以班禅喇嘛的角度出发，还有许多领域可以开拓。得知最后选编时拙文没被纳入，陈老师鼓励我投给四川大学的《藏学学刊》。在张长虹教授和期刊的编辑同事的帮助下，拙文得以在第24辑刊出。陈老师得知后非常高兴，称赞这些年“《藏学学刊》在学界的影响增大了不少”，并分享了他早年和黄布凡合作的《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书信译解兼其历史背景》一文和他与女儿小华合作的《1414年大慈法王奉命进京朝见及永乐皇帝的安排》。陈老师最后一次和我分享的这两篇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但是陈老师利用一手史料，以藏史中往往被人们忽略的议题和事件为切入点，行文和史料一如既往地扎实，学术价值依旧。2021年秋，曾和陈老师在藏研中心同事的四川大学藏研所熊文彬教授，来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特意带来了陈老师的问候。不久，我又收到了陈老师发来2022年新年的祝福。我期待着不久就可去四川看望陈老师，听他讲最近的研究和著书。可疫情之下，只有遥遥无期的等待，而见文如晤，只有时而翻阅书架上陈老师的论文集和专著。

2019年6月6日， 陈庆英与范德康在四川邛崃家中

陈庆英在四川邛崃

陈老师离开德令哈，进中央民族学院攻读硕士时，师从王尧先生研读敦煌吐蕃文书中的古藏文资料而写成的《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一份吐蕃驿递文书》和《土地面积丈量——试析吐蕃时期的土地制度》等文章，迄今仍有待学界突破。毕业后，他对《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和《朗斯家族史》等重要的藏文史料做了翻译和研究，对元朝西藏地方制度有了开拓性的阐述和分析，著有《元朝帝师八思巴传》《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卫藏地区的萨迦派和元朝的关系》《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等论文和专著，均为研究元朝藏史的开拓之作。之后陈老师在青海社科院工作的十年间，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研究》都是研究安多藏布部落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其间他还在塔尔寺藏文文献研究所全力以赴研究塔尔寺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碑文，编撰并出版了《塔尔寺藏文藏书目录》和《塔尔寺志略》等重要史料。

1990年4月，陈庆英（左二）随王尧（左四）一行学者访问日本大正大学

1993年，陈老师回到北京进入中国藏学研究所工作后，他的研究转向元明清西藏地方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他写的有关满蒙藏交往史的《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生平事迹探》《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和对章嘉·若必多吉和乾隆皇帝的关系等系列论文构成了这一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取向，而他早些年整理的《五世达赖喇嘛年谱》开启了对历代达赖喇嘛的系列研究，其重要性经久不衰。他还承担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历史研究》和《西藏通史》等大型课题项目的总主编任务。其间，陈老师多年积累而著成的《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成为研究活佛转世这一看似熟悉但是仍缺精深、系统研究的议题必读之作，曾被译为英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近年里，陈老师和王晓晶合著了《瑜伽师蒲南吉尔事迹考——从〈六世班禅传〉解读》《六世班禅灵柩回藏考》《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等有关六世班禅的论文。

《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意大利语版

此外，陈老师还把一系列重要的藏文史籍，如《红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王统世系明鉴》《第三、第四和第五辈达赖喇嘛传》《章嘉·若必多杰传》等等译成了汉文。他的学术意识，对藏文史料孜孜不倦的研读和融会贯通的理解，使他得以在藏学很多领域得以开风气之先。在自己研究成果不断的同时，他还时时提醒学界，藏学领域确有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比如西夏王朝和元朝藏史之密切关系就是论题之一。他很早就向学界提出，西藏的吐蕃王朝和后弘期都有很多汉、藏文的记载，唯独分裂割据时期没有可靠资料可言，因而造成了藏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为了填补这一空缺，他认为，除了了解角嘶罗王朝和古格王朝之外，仍需要深入研究西夏王朝，因为西夏是汉藏和蒙古、女真等北方民族夹杂的一个地区，可谓藏族和周边民族相互交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桥梁，不仅延续和融入了吐蕃王朝的文化、制度，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文化。元朝的帝师制度就是从西夏延循而来的，而且了解西夏，会大大地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的藏族史。（《西夏王朝与元代藏族历史——访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扎西龙主，《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2卷第4期，第1-4页。）

陈老师并不停留于过去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且时时关注藏学领域内的新走向。他在中国藏研中心创办30周年之际和央珍做的访谈中曾提到，自2000年以来，自己原有的学术自信 “无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觉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写文章、做讲座反倒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敢下笔，不那么敢发挥了。” 这实为陈老师谦诚之辞，其实，他的论著，不管是1980年代有关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还是研究元朝萨迦派帝师和蒙藏关系的译著和专著，或是他细心辑成的塔尔寺珍藏的藏文典籍目录，或是最近二十年里编撰而成的大型项目和数十年里完成的重要的藏文史籍译著，其深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迄今不减，都是国际学界研究无法绕开的。陈老师言及近些年来的下笔之难，其实道出了西藏史研究进入的一个新阶段——如何结合其他领域来拓展研究取向和视角，如何把区域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研究藏史，已成为现今业内学者致力所向。

2017年冬，陈庆英先生在青海陀乐寺。

陈庆英老师在1978年离开青海德令哈后，从事藏学教研四十余年，他一向严谨治学，谦和提携后辈，学界有口皆碑。陈老师安详离世而得安息长眠，这是他的大福报。可惜陈老师带走了现今学界实为难得的一片宁静，也带走了那么多有趣的话题和愉快合作的机会。我深深地怀念着他，怀念和老师结识、合作和一次次见面畅谈的愉快时光。往后到北京，何处落脚？去了成都，何以安放再访老师的期盼？ 老师赠送的白度母唐卡会一直伴着我，护佑我跨过一道道坎。他留存身后的有等身著作，更有谦卑为文，诚善待人的品德；他的著作和品德定会继续引领着藏学研究，且将激励业内的后学走得又稳又远。

2022年5月中旬

福州长乐和温州茶山隔离中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