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三星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网民、民间爱好者、媒体、游客等，似乎有独特的“场所”.大家都被“吸入”进来了。

文｜龚菁琦

编辑｜沈时

图｜尹夕远

从四川广汉城区出发，行驶七八公里，就到了三星堆遗址。这是一片12平方公里的区域，核心区域是夏商之际至商末古蜀王国的都城遗址，约3.6平方公里。三星堆博物馆在鸭子河畔，2019年12月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考古现场」在三公里外。2021年10月中旬，《人物》作者到三星堆的时候，附近稻田里的水稻长势正旺。这里是广汉郊外，不远处就是村庄——燕氏族人仍然住在这里，1929年春，正是他们的祖辈在清理水沟时无意中挖到了玉器，古蜀国都城的冰山一角被掀开，三星堆遗址近百年的考古之路由此开始。

很多时候，过去的重现纯属偶然。早已从地面消失的遗迹静静地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建筑工地下面，最初往往是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意外发现了它们。三星堆考古的前两个重要节点也都是这样。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者是附近的燕家父子，近六十年后1号和2号祭祀坑的发现者是砖厂工人——他们在覆盖着祭祀坑的土堆上取土，又一次发现了玉器。

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官方介绍中包括几个「最」——它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在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眼中，国人对三星堆的喜爱程度，仅次于秦始皇兵马俑。三星堆虽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限在西南一隅，但因为它「怪」，跟中原大不相同，故而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从1986年起开始关注三星堆，他称三星堆「匪夷所思，形象震撼、太过戏剧化」。

在1986年1、2号祭祀坑被发现之后，四川籍将军张爱萍为三星堆题词，「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2019年12月，时隔33年，3号祭祀坑被发现（接下来几个月内又陆续发现了5个），网友将张爱萍的题词改成了「沉睡三千年，再醒惊天下」。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央视进行了三次现场直播；2022年除夕，此轮三星堆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和出土于3号祭祀坑的三星堆大面具也被请到了春晚现场。在网络上，围绕着三星堆的「热搜」和话题不断，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都可能引发热烈的讨论。歌手郑云龙因为刀眉阔口，与面具形象神似，有了「三星堆在逃文物」的称号。

网友们还热情地进行了一场「三星堆金面具P图比赛」，对新出土的残缺金面具进行「P图修复」。一个名为「才疏学浅的才浅」的UP主更是亲身实践，花费20万，用一块500克的黄金仿制了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几个月后，再次花费25万，仿制了1986年1号坑发掘的1.4米的「三星堆金杖」。反复捶打的过程中，他似乎能够体会三千年前工匠制作它们时的感受，在他的想象中，他们像他一样为黄金的美丽耀眼所折服。

人们也热衷于猜测三星堆的起源，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说法是：三星堆是外星人留下的。2021年北京两位纪录片导演在考古现场蹲守100多天，「探秘三星堆」，片子播出后，回到电视台，同事只问，三星堆人是不是外星人？还有位民间爱好者写了一本书，证明三星堆人是犹太人的后裔，并在听完一场三星堆的讲座后把这本书赠给了做讲座的北大考古系教授。

神秘的三星堆似乎有一个独特的「场」，考古人、历史学者、网友、民间爱好者、媒体、游客……统统被「吸」进来。《人物》采访了其中最接近三星堆的一群人，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到此轮发掘的几个祭祀坑的「坑长」、参与发掘的90后队员，他们向《人物》讲述了他们与三星堆的故事。

三星堆遗址的游客

捞象牙的人

8号坑长赵昊是2021年2月来到三星堆的，他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负责8号坑的发掘管理工作。这位学者脸上有点婴儿肥，头发卷如绵密泡沫，看上去像个摇滚乐手。他解释考古队的工作是「做工程」。作为坑长，他每天想的都是下一铲怎么挖的具体问题。每一个象牙、每一件青铜器怎么取，都要下判断，作统筹。

取大件的青铜器并不是日常，他们的日常工作有点像在一锅粥里，把快融化的米粒、碎渣子全部捞出来。象牙就是快融化的米粒。经过3000多年的时间，象牙的有机质消失了，变得像面条一样酥软。考古人不太敢下手，只能用竹签去挑、碰。扁平的竹签刮下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土，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它揉碎，细末泻下，确认没有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碎片。刷象牙上的土，像刷朽木，刷子10多分钟要换一副，不然土会打结。各种工具在坑里就势「长」出来，有镊子、长竹签、像银杏树叶一样的小铲、饭勺、火锅大汤匙……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穷尽坑里的信息。

除了取器物，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做标记。这次和1986年那次因砖厂取土而起的抢救性发掘不一样，时间和钱都充裕。一个近两米的坑，除了上面20厘米的填土不要，其余都会像图书馆的书一样，编目进入巨大仓库。赵昊的理解是，以后的人通过阅读这些信息，相当于自己把坑挖一遍。

此前很多人都不相信还有新的祭祀坑，此轮发掘的总领队雷雨也是其中的一个。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里的财富已经超过人们对古蜀国的既有认识——以古蜀国的国力，「这两个完全够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永远不知道下一铲能发现什么，这句考古行业的老话在三星堆被推到极致。在三星堆，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出错。所有人都不例外。

2021年9月，央视要直播三星堆考古发掘，依「惯例」，现场要提取几件重要文物。这次他们计划提取8号坑里8月初的时候已经露头了的「觚」，但到了直播的前一天，清理到觚的底部时，赵昊却发现「不对味」。他用竹签往里捅，有一个硬质的东西把竹签挡住了。等竹签把土慢慢刮开，原来还有一个与觚焊在一起的青铜人像。赵昊不得不临时给央视导演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明天铜觚提不了，好消息是，它升级了，变成一件国宝。」文物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成正比。觚之前出过不少件，但如果是头顶觚，就从二级文物变成国宝。

到这里故事还没完。直播结束后大家继续日常的工作，只等着国宝的提取。但是等到清完觚下面的青铜头像时，紧接着又出现了「多通水管」，两股走势，一股向下，一股是向上翘的U型。赵昊猜测，往上的是手，往下的是身子——之前三号坑出土过这个样式。

但坑里的队员抠几遍之后告诉他，不对，上面没有手。大家这才明白，上翘的是身子，向下的是胳膊。继续清，在觚一米远的地方，又出来一个方座，方座旁边又清出砸断的手。赵昊打算把手剔出来，先取走。剔了一会，队员告诉他，「剔不动，焊死了。」原来手和方座，又是焊在一起的。后来人们终于看到了它的完整形象：头顶着觚，手扶着方座，U型的身子向外翘，整件器物有一米五长，前所未有。

「完全想象不到它是什么形象，根本不敢有什么预设，就是纯粹对想象力的惊叹。」赵昊感慨。执行领队冉宏林的预设也错了。之前他一度以为青铜人是坐在方座上的，后来发现其实青铜人是扶着方座的。自称「什么好东西没见过」的他在见到这件新国宝的时候也有那么两秒钟，内心砰砰跳。他笑嘿嘿：「三星堆就是能颠倒乾坤，超常规。」

我问冉宏林，作为一个考古人是如何看三星堆的，他的回答很坦率：考古人只是与考古打交道的普通人，作为一个人的「猎奇」心理，他们也有，所以每出土一件文物，首先想的是「看稀奇」，然后才是「冠冕堂皇」的意义——「这些器物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历史价值，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可以去或多或少地看到古人的一个生活场景」。

日常发掘像从一锅粥里捞出快融化的米粒

坑长的心事

何晓歌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2021年刚来三星堆时还要穿羽绒服，《人物》作者见到她的时候，又到了穿羽绒服的日子。她是8号坑的队员，8号坑灰烬层格外厚，古蜀人把金箔、玉珠和青铜器物打碎火烧，碎片、灰烬一股脑儿扔进坑里。何晓歌「每天早上一来，两眼一抹黑」——她形容每天像钻进隧道一样——她要从灰里摸出所有碎片，半粒珠子、指甲盖大的金箔片，等等。

六个祭祀坑，编号从K3到K8，分别由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几支考古队同时开挖。队员们平时会互相「串坑」。最初的半年，何晓歌所在的8号坑没出什么东西，她每次去3号坑「串坑」，都很「酸」。在那里看到的尽是些「大东西」，一米多高的顶尊人头像，青铜大面具（就是后来出现在虎年春晚上的那个）……都能想到它们会摆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什么位置，受到什么样的礼遇。「你看看人家，（再）看看我们这破坑。」何晓歌笑着回忆，每次回自己的坑都有些沮丧，感觉熬不到头。

坑长较劲的心要更重一些。央视直播，坑长得要有值得说道的东西；来参观的领导、院士也会问，你们坑有啥？与利益也没多少瓜葛，主要是跟自己较劲，各队会把自己的坑比做亲儿子，想着得有出息。3号坑一度是主角，3号坑内东西多，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相互叠压，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坑长徐斐宏也因此受到媒体追逐。提取青铜面具的时候，四五家媒体、纪录片团队共计十几人一起挤在3号坑，现场几乎没有再能下脚的地方。

黎海超是5号、6号、7号三个坑的坑长，3号坑提青铜面具那天，他也去现场了，吊车在半空，面具离地1米多高，他内心复杂，心想「别摔就好」。黎海超有个观察，每次自己的坑有重大发现之后，坑长的心态跟神情都会发生变化。「你就想想，身边的人中彩票是什么样一个变化。」

黎海超1988年生人，四川大学教授。在三星堆，学生队员们和他狭路相逢都不敢打招呼，「他的神情是又严肃又害羞」。评上教授之前，黎海超出过三本专著，而且硕士期间就出了第一本书，「绩效」够评几次教授了。雷雨评价他，「那家伙学问做得很深」。

来三星堆之前，黎海超的同事、学生都有派去三星堆轮值的，他和各种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派我过来挖呢？」他的理由很充分，他研究商周历史，而且人也正好就在四川。但等到机会真的来了的时候，生活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查出了甲状腺癌（他说起这件事时立即补充，「死不了的」），这时手术做完才不到一个月。领导不敢冒险，最后还是他自己发信息说服了领导。

前半年，黎海超负责的几个坑都不很「争气」。5号坑只是些碎珠子、金箔片，6号坑整体切割送去了文保中心，被寄托希望的7号坑，好几个月之后才开始出象牙，以为可以放开干，但象牙又特别密，软而塌，下面盖住什么都看不见。不像其他坑，青铜器从象牙中间溢出来。黎海超形容，那种心情就像古时新郎揭开新娘的面纱，本想立刻看她长什么样，但揭了一层还有一层。

终于熬过半年，一天早上，7号坑的一个队员向黎海超反映，「看到一个网格，不认识。」三星堆以前挖到过青铜人头像、神树、大立人、顶尊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网格状的青铜器却从来没有出现过。黎海超马上下坑去看，露出的网格杯口大小，往里清是一块青绿色的玉。他嘴里说着「没见过，我也不认识」，但心里非常兴奋。对他来说，这是「7号坑的第一缕希望」。这一天工作结束，为了庆贺，这位坑长请队员们吃了一次冰激凌，梦龙的。

执行领队冉宏林的工作日记

入了魔

总是处在聚光灯和游客的目光之下，三星堆始终是热闹的。有队员形容自己像笼子里的仓鼠，不停地被人围观。但对考古人来说，待在坑里的时刻是安静的。黎海超最享受这个时刻。这时世界终于清静下来，不管坑上有多少人，多少声音，都跟他没一点关系。谁都别想烦他。泥土和象牙就在跟前，可以闻到它们的味道。清理玉器时心情尤其舒畅，泥土剥落，出现一块干净的玉，剥一点，就露出一点光滑，透露着温柔。

在考古现场，人与历史之间隔着最薄的一层。遍地的细节都还没来得及集结成报告，因此是活的，其中许多是难以言传的。比如你能在玉璋上看到纹路是深是浅，能感受到3000年前的工匠画线时下手多重。比如，你会重新理解一些词语——

90后考古队员顾大志第一天来到现场，见到满坑的象牙，更理解了「想象」。「想象」的本意是对象的想念。大象需要生活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东汉末年成都平原气温降低，象开始南迁，由于象群离去，人们想念大象，有了「想象」一词。

同天到现场的队友金正林注意到的是玉器、铜铃，「你感觉能听到它们的声音，叮叮咚咚，过去很有可能是挂起来的」，他想到一个词，琳琅满目。

三星堆对赵昊的影响，首先发生在逛博物馆时。去年的清明假期，他和队员像游客一样去三星堆博物馆逛。在旁人看来，他们这帮人说着很奇怪的话，「这个我们有」，「我们这个多死了」——玉器展厅里的玉珠，只摆了两串，而他的8号坑玉器出土最多，他大概数了一下，有60多颗（曾经「惨淡」的8号坑后来成了又一个明星坑）。可能挖过著名遗址的考古人逛博物馆时都难免这么「炫耀」，赵昊想起他的老师过去带人参观国家博物馆，也是指着文物，说这是谁谁当年在哪儿抠出来的。

更多的是疑问。午饭时上一盘馒头，顾大志会关心三星堆人有没有吃上馒头，后来想到秦汉时期的记载里都没有馒头，而三星堆和商朝同期，疑问就此打住。执行领队冉宏林几次梦里发现了三星堆文字，刻在青铜器上。他总觉得三星堆缺了文字，说它是文明缺点底气。更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记录在案的古蜀历史，如果有了文字资料，过去关于三星堆是外星人或玛雅人的谣传，都会不攻自破。

黎海超经常会去三星堆博物馆，但每次去看都有新发现和新疑惑。放在正中间的「大立人」，衣服很奇怪，前面开衽后面也开衽；青铜人像脑袋背后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洞，理解不了。有一次他陪别人一起去逛，又发现一个细节——小人像的眼睛和眉毛上带着黑彩，回来查报告，还真有记录。有时，黎海超希望能带上同位素检测仪回到三千年前，把三星堆的青铜器、金箔片查个遍。但转念一想，自己真是入魔了，「都回到三千年前，怎么不直接自己看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文物的细节几乎是无穷尽的。UP主「才疏学浅的才浅」制作金杖的时候，花了一个月练习刻画金杖上的鱼和鸟的纹饰，就在他感觉即将大功告成之时，有一天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从一张照片里看到了令他震惊的细节——原来金杖上肉眼乍看上去的一条线都不是一条，而是两条平行线。他自己在铜片上试过后，一度感到绝望，觉得这是他一辈子无法完成的事。

「云叔」

距离考古现场50米，有一栋不起眼的三层楼房。这里是废弃的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所有人都搬到了新楼，雷雨喜欢清静，他一个人留下了（还有他的两只猫，花卷和白菜）。

约访雷雨并不容易，电话拨过去没人接，长短信发过去，四天后，一句话礼貌回绝。直到《人物》作者要离开三星堆，他才答应出现，眼睛一笑，两个弯，眼袋也是两个弯，一口烟熏的黑牙，熏得声音也是沙的，说着抱歉，笑得有点痞气。

冉宏林叫雷雨「云叔」，因为他觉得雷雨随性，爱云游四方。「云叔」1984年就到了三星堆工作站，从21岁待到了今天，已年近六旬。用工作站食堂阿姨的话说，「雷雨老师属于把整个青春献给这个三星堆工作站了」，她还记得他刚来时的样子，长头发，「帅得很」。雷雨是重庆万县（今万州区）的高考状元，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被调剂到了考古，于是他便接受了作为考古人的人生。

1986年1号坑和2号坑被抢救性发掘的两个月，雷雨不在，他得了肺结核，请假回万县老家待了半年。之后很多人问他错过重大的发掘有没有遗憾，他在《人物》面前提起这段往事，先是模仿别人惋惜的语气提问，然后又扮回自己回复：「没有。」不假思索的，混不吝的。

雷雨松弛惯了，「沸点」很高。关于三星堆，在《人物》作者面前能回忆起的特别时刻只有一次。2020年1月中旬，在挖4号坑的时候，由他负责盯布置探沟，这次他意外地失眠了。

西北角和西南角已经出来了，而且露出了非常规整的折角，但是东北角和东南角两个角迟迟没有挖出来。雷雨相信「一定是（4号坑）」，但又不敢完全确认。因为太重要，也不敢用大锄头去挖，只能一点点地刨。平时是一倒下去就睡着了，这几天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着急和兴奋混杂在一起，「那个过程很煎熬的，总觉得老出不来，老出不来」。

雷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行将退休的老汉子」，现在主要的目标是争取退休之前把手头正在做的考古报告出版。2006年，他从上任站长手中接手这份报告，截稿日期在十年前，后来这些年每年罚他几千块「拖稿费」，他也无所谓。几个祭祀坑新发现之后，雷雨没有想太多，只是想，来了一摊事，他的报告又要继续拖延了。

三星堆因6个祭祀坑成为举世关注的「顶流」，它背后的考古人也难免随之进入「热闹」之中。即便是一心想清静的雷雨。这两年里，他第一次有了百科词条，接受了央视专访，以前骂他没出息的父亲会和他说，「你那么重要的岗位，不能休假」。

作为年轻的执行领队，冉宏林受到的影响更大。在考古同行眼里他成了网红，他能明显感到，别人待他和过去不一样了。广汉市的领导过来，他也觉得「说话有底气了」，过去他还有点唯唯诺诺，心里想着三星堆遗址占着地盘产生不了效益，但如今已是另一种局面。当然，也更忙了——雷雨的手机放在饭桌上，四个小时没有响过，而他几乎10分钟一个电话。

在雷雨眼中，小冉和自己不一样，小冉爱写东西，很勤奋，行政能力也强。但冉宏林在他养着公鸡、山羊和大鹅的院子里，向我坦言，自己想过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这两年他总想起几年前，和雷老师一起在老站的日子，下雨天不上工，几杯酒，一杯茶，就这么聊天听雨一整天。

冉宏林身上有和雷雨相似的一面。他爱调侃身边的一切，一句话接着一串哈哈哈，一股四川人骨子里的乐呵和松弛劲儿。在考古现场，裸露的文物在坑底，其他人多少有点放不开，怕撞着碰着，但冉宏林不一样。他虽然自嘲「厚墩」，但就属他最轻盈自在。一下溜到坑中间那根独木板，让人给他放下去，盯着文物看半天。

这位1987年出生的所长一点也不像个官。三星堆新来一批实习生，他两只手背到身后讲欢迎词，一只土狗溜到他脚边，他便和狗较上了劲，「死狗，死狗，走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甚至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我在等着「冉所长」，却忽略了旁边已经到来的男子，起初我以为他是送餐的外卖小哥。

冉宏林

眉毛与酒

最初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很多年里，雷雨对三星堆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时间久了，才渐渐生出一些感情。他喜欢三星堆的人像，它们和他喜欢的古希腊拉奥孔雕像一样，都能看到「人」的状态。

这正是三星堆文化的独特之处。中原青铜器一直不注重「人」的表达，佛教传入前，中原的墓葬里少有人像造型。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看来，三星堆从青铜文明和技术层面来说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成就，能看到模仿中原的痕迹，但它依然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恰好是中原文明所缺乏的。

中原出土的尊或鼎大多都有狰狞恐怖的饕餮，《美的历程》一书这么描述它们——「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三星堆里没有饕餮，中原祭祀坑中常见的人骨至今也没有发现。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比中原要更温和，如果说中原是俊朗的中年，三星堆就是一个奔跑的少年，它可能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时代。三星堆有一些文物，在中原是不可想象的。比如一个大尊里放着海贝；一个顶尊人头像，尊被截去一段，重新焊接在人头上——《左传》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中原，鼎和尊都是礼制的一部分，不可能如此「儿戏」。

关于自己的工作，雷雨有一个比喻，它像眉毛，无关乎生死，但会让人更美好一些。具体一点说，还是归到人类的好奇心上来：「我们从哪儿来？我们人类如何走过来的？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这个部族怎么走过来的？」

赵昊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基础」。有一次，他在坑里挖到了几片其他坑从未见过的云母，有半个砧板那么大，闪闪发亮。他推断附近某处有大型的云母矿。回家后他从国家地质数据库查到，果然川西地区有很多大型云母矿。他后来找了四川地质大队的人，一起去现场勘查。古蜀人开发了哪些资源？他们与中原又交换了一些什么？赵昊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在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怎么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这帮人现在为什么这样活着？

雷雨说，三星堆最大的特色是「独此一家」，很多东西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也正因为独特，所以人们容易感到讶异。考古学家许宏在一次对谈中说起这个现象，他认为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自己的「认知框架」——「我们是不是有些问题想偏了，不该讶异的讶异了？我们是不是用中原的汉字『霸权』本位来看三星堆？所以你觉得它不正常，这个地方怎么能出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出？这是我们所有文化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离开三星堆前，我和雷雨喝了一顿酒。我们在旧站食堂转盘圆桌旁坐下，他每天喜欢坐在这里，一边看着《新闻联播》一边喝点小酒。席间我问了两个与他个人有关、也与古蜀国有关的问题：

如果回到3000年前的古蜀都城，会怎样安排你的一天？他觉得他在古蜀国的一天会是这样的：早上拿高柄豆（编者注：一种流行于战国时代巴蜀和长江三峡地区的陶制盛食器）装点瓜子，中午去修城墙，下午在鸭子河钓鱼，晚上回家，用陶三足炊器吃火锅，总结为一个词，就是「巴适」。

如果要带一样东西回3000年前呢？他说他要带一瓶酒。巫师肯定要喝酒的，「他一定要在一种致幻的状态下，才敢跟神灵、跟上苍有交流」。雷雨喜欢那个状态，非梦非醒间，觉得自己不是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