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酒杯是人身自由[冰点特稿1268号]

1000万年前，人类祖先进化出了独特的酒精处理基因，从树下捡回腐败植物的果实，带进了入口。

目前，全球饮酒人数超20亿，中国的人均酒精饮料消费每年递增13%，老牌酒企和饮料巨头纷纷推出五花八门的低酒精饮品，抢夺人18岁之后的第一杯酒。嗅觉敏锐的商人把酒馆开在写字楼的套间里，光亮的格子间与幽暗的酒桌无缝衔接，一杯威士忌开启下班时光。一名在国贸开了8年酒吧的老板习惯了保守秘密，他听见过骰子碰撞中成交的几十亿订单，也帮醉倒在马桶上的白领提过裤子。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隔离生活让许多嗜酒者重新拿起酒杯。研究数据表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酒类销售额增长了3%-5%；老年人、有小孩的人、无业者、抑郁和焦虑症患者饮酒量明显增加。

在我国，夏季会出现一个饮酒高峰。和两年前比北京急救中心7月第一周收到与酒有关的急救呼叫从271次升到485次，患者包括几十个“无名氏”——他们在街上因醉酒陷入昏迷，被路人或保安“捡到”。

他们中的一些很可能患有酒精依赖，即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并且出现戒断症状。“有些酒依赖的患者就死在急诊室。”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黄剑发现，酒依赖患者的就诊率很低，这些患者通常患有肝硬化、胰腺炎、肠胃炎、末梢神经炎等并发症，但他们并不知道身患疾病的源头所在。

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达到4.4%。黄剑记得，20多年前，推开诊室门的嗜酒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工作，年龄在五六十岁，他们用酒解乏。现在，二三十岁的患者出现，职业包括互联网从业者、律师、企业家、大学教师甚至医生。

“我们以为酒能把我们带离一个深渊，没想到被带入了另一个深渊。”一位患者曾说。作为一种化学物质，酒精对人体的影响日积月累，逐渐夺走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为了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一些人试图猛踩刹车，把酒杯倒空。

“停不下来”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酒药依赖门诊，面色暗红的王兵在弟弟、儿子和妹夫的簇拥下走进门，一直低着头抠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39岁的他从七八年前开始，每天必须喝一斤42度的白酒，不喝酒就不吃饭，浑身疼、心烦、坐立不安，最近一次饮酒在当日凌晨两点。

担心王兵撒谎，家属全程抢答医生的问题，说他“自制力差”“没有责任心”。问诊过程中，王兵去上厕所，刚出门，家人一拍脑门追出去，“别让他跑了”。

医生杨可冰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他总会向患者家属强调，酒精依赖不是道德问题引发的，而是长期饮酒导致大脑皮层损害，引发意志力薄弱、高级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语言、记忆等。有嗜酒者告诉记者，自己酒醒后，有时一行字要看3遍才能理解。

酒精依赖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喝酒停不下来”，不仅是心理上的依赖，一旦停饮，生理上也会出现失眠、震颤、出汗、恶心、心跳加速等戒断反应。很多患者是抱着酒缸子去的医院，有患者形容停饮的痛苦就像是“抽掉一半的血”。

这并不是没来由的夸张形容。因为耐受增强，患者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需要维持在一定水平，才能维持机体正常功能，医生常常需要根据患者每日喝酒的量和种类，确定药物替代方案，减轻戒断反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丽霞接触酒依赖患者20多年，她发现，这种病就诊率不到5%。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行戒酒很危险，如果发生震颤谵妄，死亡率在10%-30%，死因包括脑组织水肿、心脏骤停等。有时候家属把患者往屋里一锁，几天后发现不对劲，送到医院，人已抢救不过来了。

王兵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县城，他说家乡几乎没人不喝酒，每年冬天，都有酒鬼冻死在街上。王兵的儿子18岁，上高中，有时家里来客人，必须要陪两杯，为了不让父亲喝，小伙子会灌下八九瓶啤酒。离不开酒之前，王兵在河北的工厂打工，过年才回家。过年是酒局最密集的时候，在儿子的记忆里，王兵几乎没有清醒过。

一开始只是午饭和晚饭要配点酒，慢慢地，早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喝酒，不喝就吃不下饭。家人不给喝，他就去抢路人的酒。王兵也说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越过了“那条线”。

比王兵大6岁的李运，花了很久才接受自己再也不能喝酒的事实。他一开始还不理解，酒量好这项自己引以为傲的“能力”，为什么让他变得“人见人嫌”？

他小学四年级就能喝下两瓶啤酒，父亲欣赏他，喜欢带他上酒桌。他喝酒速度快，喝完口条也顺，酒倒几分满、酒瓶朝什么方向放，他听一遍就能记住。他喜欢《水浒传》，欣赏梁山好汉的男子气概，“里面人一说话就要喝酒，人人面前都摆一大碗”。

他在工地跑工程，靠喝酒判断甲方性格，喝得快就是爽快人，找理由躲酒就是心眼多，认为“沟通不顺畅的地方，拿酒就能沟通顺畅”。

30岁以后，他酒后行为开始变得不可控，曾砸店、打架、出车祸。他想戒酒，觉得自己脏，坐电梯不敢呼吸，怕别人闻见酒味儿。为了克制酒瘾，他吃过黄鳝泡酒的偏方，也吃过1000元两盒的“戒酒灵”药丸，但都没用。

一次熟悉的醉酒后，李运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面包车上，周围坐着一圈身强力壮的陌生人。天蒙蒙亮，他知道，家人真的把自己送去戒酒中心了。

“恶化的那天，和每一天一样自然”

完全被酒精捕获后，一些嗜酒者希望能从所剩无几的酒后记忆里，找出“依赖”发生的前兆。

盛丽霞说，一般喝酒的行为会有3个阶段：社交性饮酒(少次少量饮酒)、酒精滥用(持续性饮酒、对健康造成损害，但未出现戒断反应)和酒精依赖。研究表明，为了应对压力而非娱乐喝酒的人，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更高。

大部分饮酒者希望通过酒精减轻痛苦或增加快乐，人与酒精的关系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和遗传基因、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个人心理等因素都有关。很难说清楚，饮酒行为从可控跨入失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两年前，22岁的林清还和“酒鬼”身份沾不上边。染上酒瘾后，她曾经在没有水电、暖气漏液的老房子里躺了两周，身边只有外卖餐盒和酒瓶子。

她皮肤白皙，留着乖巧的短发和长长的粉色指甲，听别人讲话时，大眼睛里透着认真。她12岁那年父母离异后，一直做妈妈的乖乖女。考入大学前，她自觉外形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人生一片光明。

入学后，她发现人际关系没那么简单。她曾被学长学姐孤立，还发现宿舍里4个人建了3个群。在陌生的城市里，她没课就躲在宿舍边喝酒边看电影，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

琥珀色的威士忌曾让林清感觉“瞬间轻松”，只用了一个月，她就从杯底喝到半杯，再喝到一整杯。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不太对劲，一次考试前她没喝酒，戒断反应随清醒一起到来，她手抖到写字困难，原来一个小时能答完的卷子，她写了两个小时。

林清想回家，母亲让她“坚持坚持”，于是她买了张卧铺票，一路喝着白酒回到家乡，躲进没住人的老屋子，两个星期后，因为暖气漏水漏到楼下，才被人发现。

这个原本爱美的女孩喝酒时几天不洗澡、不刷牙，不知道窗帘后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失去时间感，形容自己和老年痴呆的姥爷一样，不是在窗户旁边坐着发呆，就是喝完酒在床上躺着。她经常会从床上翻下来，有次小拇指摔脱臼、关节转了180度，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她走路都晃悠，喝水也会呕吐，她觉得自己快死了，不甘心，才决定去医院。

有嗜酒者形容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控制它、享受它带来的乐趣，到被它控制，被慢慢夺走一切”，有的人要用十几年，有的人只用几个月。32岁的尹秋喝酒后从没去医院看过，觉得自己一直藏得很好。

在别人眼中，尹秋也没什么借酒浇愁的理由。她是独生女，有一个大她10岁、爱护她的老公。她刚刚结束一份工作，在家休息，只是把品酒当成兴趣。半年后，她失控了，其间她没有遭受任何打击或挫折，“恶化的那天，和每一天一样自然”。

当几百个酒瓶摆满窗台，老公向她提出分居。她回娘家后，父母也不和她说话，只在她枕套下面塞200元饭钱。原来她父亲看闺女“啥都好”，后来走路都不和她并排。她只吃喝，不运动，从前的衣服都小了。父亲会一边帮她拽衣服蔽体，一边叹息“咋胖成这样”。

她没钱买酒，曾从父母开的彩票店偷了20个硬币，去烤串店点了两瓶啤酒。面对父亲的劝阻，她疯了似地嚷嚷：“人都会死的啊，喝死了多好！35岁就是我的大限了！”在家喝酒的三年半里，她几乎没出过门，唯一的社交是去参加婚宴，为了蹭酒。

“其实心里屈辱到了极点。”她说总感觉身上臭，故意买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觉得自己只配吃垃圾。”为了挣钱，她尝试工作。但喝酒的念头总在不经意间钻进脑海。任何理由都能成为她买酒的借口，比如天很蓝，她会走下楼，走到便利店的酒柜前。

“酒瓶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人”

不少试图戒酒者都走过弯路。在百度搜索键入地名加“戒酒”，显示的头几条结果全是民间戒酒机构。在河北某戒酒机构的两个月里，李运感觉“就比监狱好一点”。每天重复吃药、打针、看警示教育片，被灌输意志力的重要性，“都是一些动情的废话”。稍不听话就会被按在床上，接受镇静剂注射，眼皮抬不起来。有时候挨打，不少病友带着乌青的眼眶出院，没用，出了院还是喝。

最让医生感到无力的是“旋转门效应”：医院只能处理患者的急性戒断反应，无法长期跟踪患者的后期康复。有人在家属办出院的间隙，还去院外的小卖部买酒。复饮、住院、再复饮。

有人放弃抵抗，和酒一起走到生命尽头。很多患者在临死前像婴儿一样，只会重复一个动作，就是拿着酒瓶往嘴里送，“不管里面是尿还是酒”。也有人连举瓶子的力气也没有，家属要把酒搁在他的脑袋旁边，让他拿吸管吸。有些人始终没有戒酒意愿，家属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医生会强调，动机培养是成瘾康复至关重要的一步，即是否从心底愿意接受治疗。回龙观医院的杨可冰医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动机和病情进展程度、性格特征、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有关。想要强化戒酒动机，需要漫长的认知行为矫正。

最好的方式，是把动机强化塞进患者的日常生活。一位戒酒14年的男士已经接了10年的戒酒求助电话，有人想自杀，有人想少喝、有人想喝完了不打人，也有人只是刚喝完酒想撒泼，反问他“你找谁”。

他捕捉电话那头微弱的“动机”，努力让它一直存在，滴酒不沾是最终目标。有人担心领导知道，不愿意住精神病医院，他把话说得很直接：“要命还是要脸？”

很多嗜酒者互戒协会(以下简称A.A.)的会员都接过这样的电话。嗜酒者出院前，一些精神科医生会建议他们参加A.A.。它最早起源于美国，自愿戒酒是加入团体的唯一条件，这里没有领导者，服务岗位由会员投票选出，不收会费，人人平等，满头白发的老爷子可能是刚来几天的新会员，20多岁的小姑娘可能很资深。

北大六院的医生李冰在2000年把这一模式带回中国，让患者在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中保持清醒。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北大六院、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都设有A.A.分会场。医生发现，数名曾反复住院又多次复发的酒依赖者，通过定期参加A.A.会议和与自己的结对互助对象随时交流，能够保持多年滴酒不沾，病房内因禁止饮酒发生的医患争执也明显减少。

位于北京元嘉国际公寓501室的一个A.A.会场只有三四十平方米，一排排椅子面对落地窗外的绿树红墙。这里有饮料、糖果、学习资料，还有骆驼玩偶，据说骆驼能一天什么都不喝。很多会员第一次踏进门，看见几个大老爷们儿围着打扑克、下象棋，会怀疑来错了地方。开会也没人正襟危坐，有人玩手机游戏，有人闭着眼睛、翘着二郎腿。

发言的开头总是“大家好，我是一个酒鬼”。不止一个人说过，“酒瓶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人”。大家分享醉酒后的疯狂，比如跳河、进监狱、剁手、把刀架上亲人的脖子，有会员说：“虽然有些事我没做过，但我知道，如果继续喝，我都有可能会做。”

没人怕袒露“黑历史”。喝过料酒、医用酒精、花露水、风油精或香水的，也并不特别。一位岁数较大的会员回忆，10多年前喝酒时，还没有外卖，家人让附近所有小卖部都不卖酒给他。

“真是生不逢时！”他调侃，大家都笑得很放松。

除了分享戒酒的意愿和经历，会员们还会共同朗读学习资料，有酒鬼故事、也有嗜酒的哲学思考，有人低声嘟囔，有人一字一顿。有会员说，声音的接力让人觉得“安心”。“我一滴水，很容易干。但我在河里，就不那么容易干。”他们还会一起吃饭、帮会员搬家、去郊外烤串，女会员会约着一起逛街、拍照。

为了长时间维持清醒，在A.A.，会员大多会找一名助帮人，这个人一般已戒酒较长时间，能够在对方戒酒遭遇困难时提供帮助和指导。这个角色有时被寄予居委会大妈、老师、心理咨询师、银行、工作中介等身份的期待，但他们应该专注于在被助帮人求助时及时响应并施以援手。助帮人与被助帮人始终平等。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助帮人只能选同性，会员间禁止谈恋爱。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很容易“喝到一起”。

这种关系更像“战友”。看着新会员成长的过程，助帮人也在时刻提醒自己，不管戒了多久，我们都一样。

“借着投降得以自由”

即便动机强烈，戒酒之路也不会那么顺畅。一位A.A.会员形容，嗜酒者像天上的飞机，协会互助是燃料，酒瘾则像地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

对他们来说，累了、饿了、渴了……都有可能激发自身对酒精的渴求。戒酒10多年的人，也会做“复饮梦”，梦里一口酒下去，燥热和眩晕的感觉无比真实，“直接被吓醒”。一个戒酒15年的会员做菜时，老公给牛排喷了点红酒，一瞬间，贪婪的唾液就充满她的口腔。

元嘉公寓楼下有间烤串店，酒柜正对着门口，有新品上市，大家都要去看一眼。有人提起原来常喝的酒降价了，激起一片懊悔声，“经常为了这个捶大腿”。

他们知道，有问题的不是酒，而是自己。在A.A.戒除酒瘾的12个步骤里，第一步是“投降”。“我们承认，在对付酒精上，我们自己已经无能无力。我们的生活已经搞得不可收拾。” 一位会员总结，“借着投降得以自由”。

大多数嗜酒者起初不愿意投降。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者，A.A.里有过北大高材生、国企高级工程师、央视主持人的女友、《快乐男声》的选手。

他们能感受到外界的不满和自己的失控，只是习惯性地想躲在酒精营造的幻觉里。很多会员对“外面的世界”有莫名的恐惧感，有人要把门反锁起来才能入睡，有人会把手机锁进柜子里。

一名海归硕士自称怕让人失望、被人评价，“喝完酒才会觉得无所不能”。来A.A.后，她曾经接过一通电话，时长40分钟，她只是听、一句话也没说，结束通话前对方说特别感谢，感觉好多了，“原来什么都不做，我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A.A.每年开全国大会，有人是第一次坐飞机去外地。会后，酒店一间房能挤进去二三十人，床上坐着的、地上趴着的都有，大家彻夜聊天。

如今，网络会议更加频繁，每天有多个时间段，同时在线20-40人，遍布全国各地。人们吐槽工作、身材、情绪，有会员自称：“开始接受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把一只蚂蚁看成一头大象。”

第一次去A.A.时，尹秋紧张到浑身发僵，连喝了6瓶AD钙奶，没说一句话，但她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被尊重和表达的自由。逐渐熟悉A.A.后，尹秋了解到，戒酒的过程就像清扫衣柜，逼着她把破旧、发霉的衣服拿出来晾晒。

她有一个回忆起来并不愉快的童年。母亲在大街上打她，看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抱着腿求饶，“脸上很光荣”。她30多岁时还被母亲决定吃米饭还是馒头，总听母亲说：“哪天你死了就好了”“我一辈子让你给毁了”。

现在，她可以面对这些回忆，并学会和母亲保持距离，认可自己的价值。她还报名参加互累关系(指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一种失衡的依附状态——记者注)小组，学着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戒酒3年，尹秋还是觉得，嗜酒者身上的毁灭开关和康复开关离得很近，不小心就可能按错了。

有次，她老板准备了一箱茅台，让她安排宴请。她坐在去饭店的车上，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她想象了一下打开瓶盖、醒酒的画面，担心经受不住诱惑，立马下车，趟着漫到小腿的水回了家。“彻底接受自己后，才逐渐恢复了自由选择的能力。”

医生黄剑建议，戒酒初期“就像得了一场重感冒，抵抗力还很差”，要保持尽量简单的生活，避免参加类似的社交场合。

“好几个力量才能对抗”

李冰知道，戒酒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酒瘾这个东西很强大，有A.A.的力量、医生谈话的力量、药物的力量，好几个力量加起来才能对抗。”医生从不苛责复饮的患者，他们认为酒精依赖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随时可能发作、需要长期控制。

有人尝试转移注意力，比如喝雪碧兑醋，有气泡、颜色也像啤酒。比如打游戏、谈恋爱。一名20多岁就住进医院的患者，曾经一晚上喝完朋友带来的6瓶2升装可乐。

杨可冰觉得，戒酒一年以上的病人，就算是再次复饮，只要足够重视、有意愿来医院，接受医生的评估和诊疗，不影响生活质量和健康，就可以算是好转。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A.A.还是医生，都没有家属离得近。曾有一名患者戒酒愿望强烈，但不管他多努力，一直遭遇家属的冷暴力。在一次住院前，病人不堪重负选择自杀。

北大六院的黄剑医生说，酒精的长期影响会让患者变得挑剔、易怒，出现撒谎和暴力行为。他比喻说这像“中毒”，病人停止饮酒后，可以恢复原来的性格。

“酒是病人的拐棍，当他没了这个拐棍，就会很脆弱。”盛丽霞希望戒酒后，家属能多给患者一些关心，“一辈子把他当病人看”。

戒酒两年多以后，林清试图向父亲解释，酒依赖“是一种病”，得到的回答是，“年轻人要阳光一点、快乐一点，不要总觉得自己有病”。有会员说，自己总被家属指责，说朋友喝成了品酒师、喝出两套房子和媳妇的工作，而他只是个酒鬼。

在长期与嗜酒者的拉扯中，许多家属也“病得很重”。家属会议从A.A.会议中衍生出来，宗旨中有一条：“不管是嗜酒者是否仍然在喝酒，我们都有可能在这里感到知足，甚至幸福和快乐。”

一位家属在不敢让嗜酒的儿子离开视线，感冒药冲几袋都要管，半小时联系不上就电话轰炸。现在儿子想独自出门，她不再阻拦，“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有些情况，医生和家属都无能为力。作为国内最早研究酒精依赖的一批医生，李冰在各省份宣讲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郁闷、无奈。她曾经去云南的医院病房查房，一个患者的问题让她无法回答：我们一村子人都喝酒，村干部带头喝酒，我在医院可以不喝，回去怎么办？“我解决不了他村里的问题。”李冰说。她的一名患者自称是黑龙江一个小县城的法医，一个人一年要收十几具喝酒喝死的尸体，一般都是独自在家，遗骸发臭才被邻居发现。

尹秋戒酒后，喜欢借着出差的机会参加全国各地的A.A.分会。她曾经去过贵州的一个县城，路上遇到一个老人酒驾，拦下他的交警也喝得晃晃悠悠。那里的一些嗜酒者家庭，新生儿哭闹，“灌几口酒”。

尹秋回忆，会场在县医院的精神科，一开门，一股尿味，“是真的都喝傻了”。一个大哥，眼睛上喝出一个大血泡。一对父子，两人都是酒鬼，手抖得厉害，翻书都翻不过去，读一句话来回重复。就算病成这样，他们还是把酒当谈资，拿酒量开玩笑。“他不知道是这个东西，毁了他们的希望，还会要了他们的命。”

会议结束，患者像小学生一样排队出门，有人告诉尹秋，他们愿意来，是因为每天医院都发苹果，医生说如果来开会，还给发桃子。

当地还没有戒酒成功的患者，但主治医生依旧每次开会穿得西装革履，一页一页放PPT。尹秋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外地会员，医生目送她下山。她走了好远，一回头，白大褂里穿着西装、扎着焦黄色的领带的医生，还站在原地。

尹秋一个人在山下站了好久。那时她刚戒酒3个月，在山上给助帮人打电话，哭着说，自己真是幸运。

“我即便把事儿办成了，我得到的还是零”

一项国际研究表明，超过10%的过度饮酒者(定义为女性在任何场合饮酒4杯或以上，男性饮酒5杯或以上)会发展成酒精依赖。盛丽霞说，常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嗜酒相关的基因，如果有，加上接触酒精的机会频繁，就很有可能发展为酒精依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度饮酒背后的健康隐患，开始选择和酒保持距离。近期一部热播剧里，有关酒桌文化的情节上了热搜，网友纷纷吐槽酒作为社交工具的害处。

某银行客户经理徐振喜欢陷在酒吧沙发里，背对酒柜折射出的七彩光芒，点一杯柠檬水。这里只是他放松的地方。

尽管平时喝酒不算太多，他依然坚持戒酒一年多。2020年年底，他工作调动，业务打不开。核算季度奖金是他最绝望的时刻——那是一张列满存款、贷款、信用卡、信托等细小的指标的表格，“就是告诉你，你是怎么无法拿到属于你的钱”。

酒帮他带来客户和奖金。他曾一晚上喝吐4次，转月就多了4万多元的奖金。喝酒能和客户热络情感，“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

连续半年的熬夜应酬、加班后，他发现身体变得笨重，脸肿，没法弯腰系鞋带，走几步楼梯都要喘气。他也曾在应酬之外，短暂投入过酒精的怀抱，因为酒精让他身心“轻快”。但他发现清醒后，人会变得“更丧”。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迷上了只有7根弦的古琴，觉得弹琴时才是真正的“清醒”。周末他不再回应约酒的消息，一个人在家喝茶、弹琴、健身，瘦了十几斤。有时候去酒吧陪朋友聊天，他不喝酒，有人说他“没劲”“是不是个男人”，他就笑一笑：“改变不了世界，但能改变自己。”

在业务交流中，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告诉他，他们也不喜欢这种酒桌谈事的方式。再约客户，他会挑选大家相同的爱好，比如登山、远足、骑行。

李运现在很少参加饭局，之前像“梁山好汉”一样簇拥在身边的朋友不见了，他才发现这些所谓“人脉”从没真的存在过。他发现即使不喝酒，能谈成的项目还是会成。对于那些不喝酒不给办事的人，他会直接放弃，“我即便把事儿办成了，我得到的还是零”。

开始戒酒的日子是嗜酒者的另一个生日。在A.A.开会，一个固定环节是会员自愿分享清醒天数，数年或数天，都会得到掌声。只有相熟的会员才会互相开玩笑，“你是不是快成功了”。因为到死不喝才是成功。

清醒后的生活又开始正常运转。和尹秋戒酒“同岁”的朋友，有的送外卖送进了北京前五名、有的出国继续读研深造。而她也瘦出了瓜子脸、穿上了漂亮的小裙子，找到一份能发挥自己幽默和创造力的工作，她开始觉得世界可爱，而不是危机四伏。

在A.A.协会，一个15年前喝酒、飙车、吸毒、文身的女孩，现在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提起女儿一脸幸福。她说，如果年轻时候看到现在的自己，一个40多岁的女人，体重150斤，背着双肩包去菜市场买菜，“一定会去死”。

“但现在我不会去死，我太想活着了。我愿意拿一切，去换清醒的生活。”

(除黄剑、李冰、杨可冰、盛丽霞外，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