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恩师当年在宁陵喷洒春雨

高兴

桃子和李今天比九州竞赛。

方形桃李寺。

如果不是导师80岁生日，我们所有即将退休的学生都不会冒着35度的高温和炎热的太阳从天南海北聚集到“火炉”南京。

我的导师出生在1941年，与我的父亲同龄。按照过九不过十的民俗，今年是导师80岁的生日。他的学生们想为他过80岁的生日。

用导师在晚宴上的话说就是，你们用我过生日的名义，让你们同学聚会。

是呀，导师讲的还真是符合实际。今天参加晚宴的，基本上都是南大82、83、84、85级的四届本科生，以及导师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同学中，有不少在毕业以后见面机会并不多。

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曾经多年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他担任系主任的时候，南大历史系在全国专业综合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如果不是借由导师过生日，让同学们集中一次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有无数的理由不参加同学们这样自发组织的活动。

导师在1962年从安徽宣城考到南京大学，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自然不能像现在他的学生们这样，自己选择职业。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分到哪里去呢？

导师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了苏北地区的一所中学任教。那个时候，教育资源极为薄弱的农村学校，意外地迎来了不少像导师这样的高材生。

懂得珍惜机会的学生就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跟着这些流落民间的名师，学到一身未来闯荡江湖的本领。

恩师难忘，师恩永存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时候，我从导师身边毕业去上海读博士，就遇到了一位导师当年在乡下中学教授过的学生。他是比我高一级的博士，现在已经成为复旦大学著名的法国史教授，他甚至还多年担任上海高考历史命题组的组长。因为有共同的老师，我们也就成为最好的师兄弟。

导师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改天斗帝，将自己最好的时光贡献给了苏北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高考、研究生制度的恢复。导师也在快40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研究生教育。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评上了教授。

但如果没有在25岁来到他的身边，接受严格的训练，我的人生一定不是今天这样。有时，一个人的未来往往来自于一次看似偶然的机遇。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过许多像导师这样改变我们人生的老师。初中的时候，遇到过1950年代从苏州昆山支持苏北教育的程校长。后来，他在我上大学以后，又回到了昆山，成为一所日本华人投资建设学校的校长。现在，程校长夫妇都已经过世。前年，我还参加了程师母林老师的追悼会。

上高中的时候，更是遇到了影响我人生发展的方鼎老师，他说的“人生应该是一颗恒星而不是流星”的话至今对我影响很大。在他还健在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看他。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多年坎坷，但并没有影响他对学生的爱护与关心。正是我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老师，我才有机会在一个生命最好的年华来到导师身边，成为他独立带研究生以后的第一批学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40岁才完成研究生教育的导师，留在了由著名的中央大学改名而来的南京大学，成为他的导师茅家琦、方之光教授的助手，重新接续了文革毕业时候他们的师生情谊。从此，我们见证了他是如何扮演学生的角色，为他的老师们所做的一切。

前几年，他的导师茅家教授90岁生日的时候，还都是导师一手张罗。现在他当年的老师方之光教授、张宪文教授也都快90岁了。看导师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到时一定又是他亲自张罗。也正是这样的机会，我们这些毕业的同学可以找理由聚一聚。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导师所做的一切，他的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不，今天发起为导师祝寿的，就是导师当年留校后的四届本科生。当然，学生中下海经商成功的，在此次贺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按理来说，本科生最有情感的是辅导员或者班主任老师。但导师当年的那些本科生学生们，都记住了导师当年对他们的付出。尽管他们大多数没有在导师后边继续深造。

在导师的家里，我问起为什么与这几届同学关系最好。导师告诉我，当年他刚刚毕业留校，师母与儿子还在老家，他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学校，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学生身上。导师不仅给82级到85级的四届学生讲授《中国通史》，而且还经常参与同学们的举办各种活动。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特别是像南大这样名校的学生，自然更加珍惜非常难得的读书机会。同学们在毕业后都有很好的发展，今天到场的有多位知名大学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也有多位省市职能部门的领导，研究生同学们大多数也都成为大学教授。

像最近因病去世的陈蕴茜教授，就是1983级的南大本科生。她们那一届的同学中，不仅有像她这样的优秀学者，也有像南京邮电大学叶校长这样的高校管理者。

陈蕴茜教授本科毕业以后，继续在历史系读研究生，老师真的成为了她的导师。那个时候导师资格的评审与现在完全不同，都是教育部审核导师的资格。老师终于可以协助他的导师们带研究生了。

陈蕴茜教授后来也像导师一样留校任教，又跟着成为博士生导师的导师，继续攻读在职博士。

师姐在导师与导师的导师们所在的南大历史系工作，一心一意用心做学问。她终于做出了一流的学问，但她也终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健康。

在晚宴上，导师说起刚去世的师姐满是悲伤，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要求我们这些他30多年前的学生，珍惜自己的健康，并且像他一样，每天锻炼身体。这不仅是为家庭，也是为了国家。

现在，80岁的导师，依然像他60岁的学生们这样。不，远远比他孩子年龄一样的我们更加健康。既不近视也不远视的导师，每天爬没有电梯的五楼早已成为习惯，而我们爬了一次就气喘吁吁了。看来导师每天的300个俯卧撑不是白做的，据说过去可是每天500个，而我们30—50个也不行呀！多年洗冷水澡也是最近才停下来的。

晚宴上，导师与我们分享最多的就是，他从我们这个年龄开始重视体育锻炼，并且30年如一日的坚持。之所以有了那样一个开始，是由于我们在校时候他的一次骨折。他自己认为是体质弱所导致的。我和他的另外一位学生，现在已经是一位大领导的同门师兄，一起将导师送到医院。从此以后，导师开始了多年如一日的锻炼。

导师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老学生学业上的导师，也是我们的人生导师，健康导师。以导师生日的名义，将近40年前的同学们向母校集聚，在一个高温的六朝古都南京，听导师又上了一堂健康教育的课程。

结语

今天主持晚宴的是导师的学生，现在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院长。他的女儿也已保送到清华，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他在导师面前还是像30多年前从华东师范大学保送到南大读研究生时一样。他可是我们印象中最小的一名研究生。

晚宴上，主持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20年以后，70岁的他为导师百岁的寿辰继续担任主持，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像今天一样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