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彩土|作者肖亦菲

2023年将迎来中国农历鸡苗兔年。96年前的1927年农历“扫墓年”也是“兔年”。今年年初，正值辞旧迎新之际，民国的文人过得怎么样？

蔡元培：重复一遍“每个人都有吃的食物”。

据著名教育家许德回忆，胡适开玩笑地说。"北京大学三只以三只兔子而闻名."三只“兔子”指的是同一只兔子：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自己。

五四运动后，处于时代风气中心的“三只兔子”再次开启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老兔子”蔡元培愤然辞职，“重兔子”陈独秀转战上海，“小兔子”只谈学问，已经各自做那件事，各自奔着前途去了。

八年后，到1927年，这个“正卯年”到来，三只“兔子”分别迎来了自己的“本命年”。特别是“老兔子”蔡元培，这一年来，这位开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进入花甲之年，也能摆脱繁杂的教务，投身更广泛的公共事业。

1927年春节，上海《民国日报》为庆祝新年特别印制了一份《春节增刊》。刊物头版头条，即蔡元培写的多少有点“社论”性质的文章，标题为《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

《民国日报》新政增刊头版(部分)，1927年1月1日。

原来“有饭就都吃”这句话是北洋政府总统余元洪说的，本意是强调军阀和政治家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大家”不是全国人民，只是既得利益者群体之间的称呼。1927年国民革命军挥舞“北伐”的时候，蔡元培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这种“有饭就吃”的谚语，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说，特别指出了这种“大家”，应该包括全国的同胞，应该指全国人民，而不是军阀和政治家集团。

“有饭就都吃”的前提当然是“有工人就都做”。这意味着，如果大家都有工作，当然会有饭吃。这个道理很简单，一般市民大众都能理解，大家都同意。蔡元培之所以写了一大段文字，表达了非常简单的真理，只是想扩大这一系列问题：

“至于一个国家，如何使各种工作适应需求？一部分不过剩，一部分不足吗？如何把伤害人的事消除一切，集中精力做有益的事？每个人怎么能把强制工作和自由工作相互调剂呢？”

这一系列问题似乎宏观和抽象，其实是当时阶级压力很大，社会分工不公平，民被践踏的必然结果。考虑到普通读者不一定能理解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蔡元培也在文末直接讲解。

“现在，一群军阀带领无耻的政治家、投机商人，为了实现“别人工作吃饭”的教义，赶走无知的流氓，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无法避免的原因。

蔡元培的观点很明显，要通过军事上的“北伐”打倒割据华北的军阀。要通过一系列“革命”整顿掌权不当的政治家，全国人民都吃饭，都实现工作的基本主张，实现从安居乐业走向国富民强的治国理想。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使要实现“吃饭、工作、工作”的基本局面，后面还有很长的历史路径，要摸索和奋斗。不可否认，蔡某本人生前也没有看到这个治国基本主张的实现。这不仅是对个人人生旅程的遗憾，也是那个人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局限性。

《蔡血民老师的近照》，1926年《国闻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胡适：跨越海洋的“生命年”

1927年，著名学者胡适也迎来了自己36岁的“本命年”，但这一年的阳历春节和农历新年、胡适都是在海外度过的。真是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事实上，从1926年7月17日开始，应邀参加英国庆金咨询委员会会议，离开北京赶往伦敦，开始了漫长的海外“跨年”旅行。此前，在李大钊的建议下，他绕过苏联，于7月末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并于8月4日抵达伦敦。四个月后，12月31日晚，户籍邓伦前往美国，这是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个步骤。

胡适，1927年

当时，关于胡适早年归国赴北大任教时未获博士学位的传闻，坊间流传已久，因这一传闻对胡适有所讥弹乃至发动抨击者，大有人在。因此，1927年胡适开年即开启的，跨洋万里而去的“学位之旅”，注定是一次终结坊间旧闻，同时也不乏海外新闻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从1927年1月12日抵达纽约始，2月4日，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并正式取得博士学位。两个月之后，4月12日，胡适从西雅图登轮，启程归国。据不完全统计，胡适于1927年赴美所做讲演的次数，比之此前不久（1926年）在英国所做的十次讲演之数，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略多。简言之，胡适的1927年美国之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次“学位之旅”，而是逐渐衍变为了“讲学之旅”。多次的海外讲演，生动且充分地表露出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个人观念及思想动向，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研究者有所关注。

在这些海外讲演中，有一场以中文宣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的讲演，尤为引人注目。时为1927年4月3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对众多华侨做了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过去及将来》的讲演。为之现场记录并整理刊发者为孟寿椿，早年就读于北大，也算是胡适的学生。

面对海外华侨群体, 胡适此次讲演开场即语：“侨胞诸君！我因不会说广东话，不能直接与诸君讲话，抱歉得很！”据此推想，现场或许还有兼通国语与粤语的“双语助理”，当场进行一些同步“翻译”工作。

此次讲演主题仍是“新文化”运动。胡适言简意赅地归结道，“新文化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可分做四步来说”；而这“四步”及其递进关系，可以简要地表示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革命”运动的发展，就可以分为这四个步骤来进行，也可将之视作四个阶段来实施；且这“四步”之间彼此联系，彼此递进。

这一论调承袭着胡适十年来的一贯立场与思路，并没有什么更标新立异的惊世骇俗之论，不过，接下来胡适话锋一转，将“俄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较，乃至将这一比较结论递延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而提出“我们要想改造中国，也需要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应当还是在场的美国华侨群体首次听闻。事实上，仅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来考察，此次讲演也极可能是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

胡适早在1923年即撰成“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这可以视作其个人正式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之始。时至1926年赴英国公干期间，胡适又于当年11月18日、12月2日，分别在爱尔兰都伯林大学与伦敦伯德福女子学院讲演时，再次提及“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同年12月，胡适所撰“The Renaissance of China”一文，即《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的英文版，又发表在了《皇家国际学会杂志》之上，算是正式向西方学术界表达了个人的这一创想。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起初主要是针对英美及西方读者提出来的，无论撰发文章还是公开讲演，胡适皆曾以英文为之。这一概念的提出，胡适个人的意向，应当是旨在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文化、文艺、文明的革命与复兴历程，为西方读者大致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与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所预期的远景目标——“中国的文艺复兴”，构建一个东西方文化观念上可以互为参照、便于彼此理解交流的互动式概念。但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竟然不是面向中国国内听众与读者，而是面向美国华侨的。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者胡适个人的兴之所致；另一方面，亦可视作胡适对“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愈加重视，有意要开始向国人讲解与宣传了。

《胡适之是小兔子》，原载上海《立报》，1949年3月19日。

谢侠逊 ：“棋王”的新书预告

1927年元旦的上海，同样是面向都市大众读者的“主流媒体”之一《时事新报》的论调，就与《民国日报》上蔡元培等所热切呼吁的革命论调截然不同。这份报纸依旧用自己的方式营造着一年一度新年来临的特别氛围，仍旧保持着上海市民群体所喜好的那种既锐利又精明，同时捎带着诙谐雅谑，颇富生活情趣的一贯做派。

譬如，该报一直连载的“象局集锦”栏目，依然持续推出，真真又是另一番“有棋大家下”“好玩大家玩”的喜乐格调了。这个栏目，实际上就类似于如今还能在有些城镇的街头巷尾看到的那种“象棋残局”游戏；只不过，这是明明白白印在报纸上的棋局，由知名棋手拟局，还有棋界前辈讲解，都清清楚楚地印在固定版面上，专门教导读者绝妙高明的招数，去破解“残局”并最终取胜。在近百年前的中国都市里，在业余娱乐活动远远不及如今丰富的那个时代，这样的栏目应当受到了普通市民读者圈层的喜爱与追捧，否则也不会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该报即一直操办这一栏目，即便到了新年元旦之际，也不断档。

“象局集锦”栏目及主持人谢侠逊公开信，原载《时事新报》，1927年1月1日。

不仅如此，这一栏目的著名主持人、当年有着“棋王”之誉的浙江平阳人谢侠逊，在当天的栏目版面里，还给诸位新老棋迷棋友带来了新年新动向。原来，该报一直开办的“象局集锦”栏目的所有内容，更兼谢氏为之倾心讲解的所有经验之谈，都已经汇辑成了一套《象棋谱大全（初集）》（共四卷），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为此，谢氏郑重向“海内外象棋诸同人”发出了一通公开信，通告了因中华书局“极力推销”，“添印甚多”，“势不得不展缓时日”，“改阴历二月内如期出书”的最新消息。也即是说，原先以定向“预约”方式预售的，原本仅限该报读者范围内部发售的一套“象局集锦”栏目内容汇总性质的丛书，因为实力雄厚的知名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的积极参与和强力介入，使得该书印行数量与销售范围得以空前扩大，故而只能延期至新年阴历二月内才正式出版发行了。

谢侠逊《象棋谱大全（初集）》，中华书局1927年4月初版。

谢侠逊等原先预计在新年来临之际（或农历春节期间），即可为广大棋迷棋友呈献上一套《象棋谱大全（初集）》，权作一份特殊的新年“大礼包”，也算是新年期间的一个小乐子。如今因营销效果颇佳，读者需求踊跃，印量随之猛增，无法按预计时间正式出版。虽然是书要稍稍延后一两个月印出，可谢氏的公开信里对因加印而延期表示出了一份特别的乐观之意，信中这样说道：

“销数特别加多，则吾国研究有人，不致再落人后，且于万国国际上，亦足以吐气扬眉，一洗东亚病夫之恶名，务乞海内外诸同志曲体此意，奋力图之。”

显然，谢氏认定因销量增多而加印进而延期出版，虽然令一部分巴望着新年之际能拿到新书的预约订户不免有些扫兴，可长远来看，总体来看，确实是一件可以抱有乐观态度的大好事。此举能让更多的国人喜欢象棋，会下棋且能下好棋，将来还能在国际比赛上为国争光，当然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大好事。为此，谢氏那兴冲冲、美滋滋的劲头儿，在公开信里是毫不掩饰、溢于言表的，相信广大棋迷受其感染，也能因之捎带着领受了一份别样的新年喜庆劲儿。

谢侠逊

鲁迅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且说蔡元培为《民国日报》撰发了元旦专文之后不久，1927年1月7日，蔡氏即从上海乘船赴厦门考察，在新年之际，开启了到福建沿海一带的讲学访友之旅。

几乎与此同时，与蔡元培有着亦师亦友深厚交谊的鲁迅，先前因对北京当局不满，奔赴厦门大学任教不过三四个月，复又对校外流言蜚语与校内人事纷争深感厌恶，再度辞职，拟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就是在蔡氏赴厦考察之际，去意已决的鲁迅，正在着手准备离开厦门，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开辟一片崭新天地了。

1927年开年的这半个月时间里，鲁迅在离开厦门前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据《鲁迅日记》可知，除了相当频繁地与友人聚会，收寄友人信件之外，一切与平常生活无异，只不过聚会时多了些“饯别”的意味。其中，1月2日的日记里，明确提到“照相”，想来应当是与诸多前来话别的友人们的一次合影。当天，鲁迅还写信给许广平说：

“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新年之际，竟然坐在一座坟头前的祭桌上照相，会不会犯了忌讳，更不合时宜？八天后，1月10日的日记里，鲁迅又提到当天上午“寄照象二张至京寓”，看来这张合影还曾寄至鲁迅在北京的寓所，足见其欣赏珍爱之意。

在鲁迅逝世约七个月之前，1936年3月21日，曾为厦门大学文学社团“泱泱文艺社”社员，当时已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深造的俞念远（又名俞荻），写了一篇《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披露了这一事迹的大致情况。文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在我们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和林语堂先生欢送鲁迅先生赴广东中大，在南普陀摄影的时候；他自己独自在那些坟墓上拍过一个相片。他自己说：‘这张照片要寄上海去，赶印在那本《坟》上的；以表示那是要不得埋葬了的坟了！’”

这里提到的鲁迅作品集《坟》，是选取作者1907年至1925年的作品汇辑而成的。仅据笔者翻检查证，鲁迅生前印行的四个版本的《坟》里，都并没有看到书中附印有当年在厦门坟地里所拍摄的照片。

鲁迅《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四版。

好在俞氏此文写成三个月之后，即1936年6月1日，由武汉《西北风》半月刊（第三期）发表时，由俞氏本人提供了一张当年的“合影”，也一并随文发表了出来。至此，关于鲁迅在1927年新年第二天，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方才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南普陀坟地间，鲁迅、林语堂与泱泱文艺社青年合影。

当年的摄影地点，确实位于一块高低错落、布满坟头的坡地之间；“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或席地而坐，或盘腿趺坐，或跷着二郎腿，或径直趴在草地上，神形情态皆轻松自若。那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的，则是一袭长衫，随意坐于坟地间，右臂还盘搁在一块墓碑之上的鲁迅。其人正前方，则是一身西装革履，侧身斜倚于坟地间，身侧还搁着一支“文明棍”手杖，绅士派头十足的林语堂。照片上部中央空白处，写有“留别鲁迅先生撮影纪念，一九二七，一，于厦门南普陀”字样。

初次看到这张“合影”者，恐怕都不得不惊诧莫名一番。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中青年学者或作家，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踞于无名坟地之间，仿佛将这本有着诸多民间忌讳的地界，径直做了新年文学沙龙的场地。

关于这张合影，俞氏在初次撰文忆述二十年后，复又重新修订旧稿，以《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为题，于1956年10月发表在了《文艺月报》，其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

至于说鲁迅曾拟将在坟地中的单人照，用作自选集《坟》的插图，但可能因故没有在是书初版时“赶印”出来；后来三次再版重印是书，也还是未见将这张照片附印，究系何种原因，至今还无从确考。

俞氏时隔二十年的这两次忆述，两次提到鲁迅的那张单人照，因为照片本身迟迟没有现身于世，也令后世读者亟欲一睹真容的兴致倍增。其实，若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当年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的读者，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张照片，就曾现身于展览会上。如今，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已为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鲁迅当年将其赠与作家章廷谦（字矛尘），并题上了“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鲁迅题赠章廷谦（矛尘）。

仅就笔者所见，鲁迅在厦门坟地间的单人照，除了如今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中，鲁迅签赠章氏的这一张之外，应当还存在另一个“版本”。

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1年11月印制的《鲁迅》图片集中，就有一枚印有标示为“鲁迅1926年秋摄于厦门”的照片影印件，经与鲁迅签赠章氏的那张单人照的图像比对，应为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但无论是拍摄的取景角度，还是鲁迅本人的身姿，二者又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或也正因如此，书籍编选者在标示拍摄时间上产生了误判。

无论如何，考索至此，鲁迅在1927年新年来临之际，却偏偏要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之来龙去脉，终于全部浮出了历史长河的幽深水面。那个时代学者迎接新年度、开启新生活的方式，真真是思想上的特立独行，更兼言行上的标新立异，称得上是对旧时代去意已决，对新时代满怀期待，因之一切自发之创新，皆为彻彻底底的辞旧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