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平

双十一临近，各大平台、商家促销活动如期而至。近年来，各级消费者维权组织结合近年来“双十一”消费维权舆论及消费者投诉情况，梳理了各种被投诉指南、注意事项、骚扰营销短信“证据保存可举报”或直指骚乱的“好评返还”模式。

规制营销短信，法律层面的应对已经不少，包括新鲜出炉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态度都不可谓不明确，但几乎与此同时，各种电信营销骚扰(从短信到电话)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收敛迹象——在几乎如出一辙的答复口径中，平台均表示消费者可以“回T退订”，如若不成功，则似乎只有“留下号码，客服将反馈给店铺运营”一条路。

令人尴尬的是，就在10月底，工信部还专门召开行政指导会，提前给各家电商平台“打预防针”，要求“立即全面”自查自纠短信营销行为，明确要求“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送营销短信”。在此之前，不论是现行还是正在修订的部门规章，都态度鲜明地规定，“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而且新版规定还直接点明“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拒绝”。

对营销骚扰短信，监管层面呈现出越来越严厉的态度，但并不复杂的规范制定逻辑，却并未得到多少积极回应。很显然，消费者不明确表达出接受营销短信的意愿就是拒绝，与消费者不愿意接收短信“可退订”之间，有着非常清晰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差异，这恐怕已经不是理解、领会能力可以解释的。

社会规范的制定，当然应该尽可能地细致，但在法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态度越来越明确的背景中，某些平台、商家背道而驰的做法，还是必须要有充分的监管执法来进行督促。中消协建议消费者，在面对经营者非法推送促销短信时“保存证据并进行投诉、举报”，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消费个体不仅要为相关的举报、存证支付额外的时间成本，而且可能还面临举报反馈机制欠缺的问题——即便是举报了，除了商家的套路式答复，哪怕是最终对违规平台和商家有所处罚，也变得与投诉者无关。

由此来看，在通过投诉、举报让公众参与监管执法的治理思路中，必要的激励机制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被证明用错了地方的“好评返现”机制，是否就可以移植用来解决骚扰短信的治理难题？从后续的监管处罚款项中，拿出一部分为消费者参与监管执法的投诉和举报弥补精力成本。在此过程中，显然电商平台还可更精准、更有诚意地担负起监管和督促的职责。

既然个人信息泄露、营销骚扰短信的灰色产业链是“无利不起早”，那为什么不能让与之作斗争的消费者也“有励可图”？五毛一块的“好评返现”涉嫌多重违法，应当呼吁消费者不能“助纣为虐”，而成本同样低廉的“举报返现”，却有可能实现监管执法和常态化公众参与的高频互动、密切配合。

举报返现，说不定真可以成为监管闭环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