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周就是母亲节了，天下之父将以节日的形式集体受到关注。

唯一的解释，是我们太健忘了，总是选择性忽视身边美好的东西，比如友情，关爱，善于把父亲的爱视作理所应当的赠予，总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不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恩的话都没有。

有个词很有意思，叫“慈母严父”，是说母亲是慈祥的，父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极容易被理解为威严、难以亲近，距离感在无形中就产生了。有人说：“父爱如山，他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也有人说：“爸爸不擅长表达爱，但在你需要的时候他都在。”比起母亲情感细腻的表达，父亲的爱往往在不善言辞中深藏心底，用行动默默诉说，在无声中为我们遮风挡雨……

父亲节前夕，我自然而然说已离去17年的父亲。

父亲李新海，1948年5月5日生，家中兄妹5人，父亲排行老三。其余兄弟等人，皆有安身养家之技，唯独父亲一人，身无长物。生在黄土炕上，土堆里刨食吃，靠劳力维持生计，一辈子任劳任苦，死后回归泥土，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归宿，父亲也没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他后来告诉过我，其实他的成绩不错，只是家中兄妹太多，饭都吃不到嘴里，只好辍学，回到农业社当社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当过兵，在山西太原、河北枣强等地服役，家中沉箱泛黄的老照片，再现了父亲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照片中，他手握钢枪，戴着被称作“火车头”的棉帽子，永远定格在那段岁月里。从部队复员后，父亲成为了正儿八经的农民。作为一家之主，顶梁柱，要养家糊口，除了卖苦力，还有什么门路呢？

父亲去城里送煤了，这是一个稍微有点手艺或谋生技能的人都不会瞧进眼的苦差事。1997年，他花700多元购置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在西安城东韩森寨田家湾里租下一间民房，每天起早贪黑蹬着三轮车沿街卖煤。那辆被煤弄得黑乎乎的三轮车，就是他谋生的工具。每天麻麻亮，他就起床了，舍不得花两块钱买块饼，俩冷馒头、一瓶白开水，就是他的早点。凑活吃完后，先蹬着三轮车去煤场拉煤，然后赶六七点钟穿梭在大街小巷叫卖，每卖掉一块煤，只挣二分钱。然而，就是凭着攒下的一个二分钱、无数个二分钱，他撑起了这个家……

记得小时候，零嘴还是少，平常粗茶淡饭的天天吃，不是米汤就是苞谷糁子，或者汤水面，清汤寡味没油水。快过年的时候，往往考完试，我天天都会问，“妈，我爸回来了么？”一次次的失望，终究是迎来了兴奋。这个时候，父亲会轻轻地拉开行李包的拉链，从里面取出一支火腿肠，或者一包“加里加”，或者是其他零食，总之，父亲不会空手给我。每次他上县，也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会早早写完作业，静静地趴在窗户上，极力张望，在门前大路上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

于我小时候而言，父亲就是一个会“给我买好吃的”的人。在家里匆匆过完年，父亲不敢多停歇，正月十五刚过，便背着那个鼓囊囊的、装着筷子、碗、身份证、水缸子等一堆嘎达马西的零碎离开家，去那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开始年复一年的劳苦奔波。记得有一次，他带回来一张自己的画像，说是有一天卖煤时，西安美院几个学生想找一个农民形象进行创作，他被选中了，那几个学生画完画后，还给了他10块钱，他说着说着嘴角便泛起了笑容，我却听的不知啥滋味……

父亲的脾气也还好，尽管话不多，基本上没打过我，只是有几次发脾气了，板着脸喊两句，顷刻便没事了一样。小时候时常听到班里谁谁考试不及格被他爸用皮带抽，或者不听话被用木棍子在手上打，这时候我总会庆幸自己有一个不打人的爸，尽管这是屈指可数的能让人自豪的地方。“和善，温厚”，是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

父亲还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也是政治学习的必要吧！因为他是个党员。父亲留下了好几个关于政治觉悟学习的笔记本，有《向雷锋同志学习》，大片摘录的雷锋同志的话语：“对待同志要向春天般热情，对待工作要向夏天般火热，对待敌人要向冬天般冷酷无情……”还有一本厚厚的《毛主席语录》，里面也记录了毛主席的很多经典论述。小时候，我总会翻翻这些本子，从父亲的一笔一划中寻找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地方。

即便是下苦力送煤，也干不长久。冬天一过，蜂窝煤需求下降，父亲又不得不考虑其他门路了。就这样，父亲成了河对面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小工，和沙子，拌水泥，递砖……我清楚地记得，2002、2003年那几年，一个小工，男的每天是12块工钱，女的是8块钱，那阵子最苦最累的日子我至今清晰记得：七八月份，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早上9点多，父亲就骑上自行车，和几个村里人出发了，去一河之隔的县城南寨村干活，中午12点，火辣辣的毒日头晒得地上泛着焦灼的白光，父亲又戴着草帽匆匆赶回家吃饭，就只为省那几块钱的午饭钱；扒过两口饭，来不及多眯一会儿，又得顶着烈日出门干活，直到晚上八点多回来。就这还不得停歇，又得担着担子挑水，或者拿起扫帚扫院子。

总之，父亲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待一切忙活完毕，已经是九十点了，这时候，父亲才会于夜色中点燃一根烟，悠闲地抽两口，在木板床上享受这难得的，劳累过后的休憩，因为第二天，还是日复一日的劳作。

常年的下苦力、卖劳力，风里来雨里去，让父亲早早显出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苍老。一道道深厚的褶子印满额头，灰白色的头发爬在头顶上，不变的永远是那张温良和善的脸庞。瘦削的身躯，不高的个头，艰难支撑着这个汉子操劳这个家。父亲没文化，也不懂得教子育女之道，他教给我们的，都是琐碎，零杂的，并时常令人腻烦的东西，“不要随便在地摊上吃东西，不是很卫生”“出门找不到路，叫人家一声师傅，一声姨，人家就好好给你说……”父亲把对子女的悄无声息的爱都融入了日常的言行教化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又普通的人，一位值得我尊敬的人。

当父亲执着地为我们奔波操劳的时候，一场灾难悄无声息骤然降临。毫无征兆地，2005年9月，他还送我到西安北郊草滩的长安大学渭水校区报到，那时，他的身体还毫无异样，可是一个月后就彻底成了另外一个人。2005年国庆节假，我回到家里，当时阴雨淅沥，父亲撑着雨伞，吃力地走着，步履迟缓，毫不知情的我便说道：咋不走快一点？他喃喃自语道：上年龄了……那个假期，父亲总说自己眼睛模糊，瞅不准，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雾；白天也还能多活动，傍晚六七点天还没黑，他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后几天依旧如此。

听母亲说，父亲送我上学回家后，就是9月中旬吧，就说自己不舒服，以为是感冒了，也舍不得花钱，花十多块钱在县城附近买了点感冒药，后来便愈发严重了，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检查，就硬扛着。那个国庆节，我和母亲一起，把地里的玉米收回家，玉米杆还留在河滩地里，也没人顾得上挖。后来几天，父亲又去了几次诊所，但病情依旧。我们隐隐意识到严重性了，开始考虑往县医院送。我在学校，念想着父亲的病情，心乱如麻，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直到那天接到姐姐带着哭腔的电话，让我往唐都医院赶；我心里咯噔一下，和学院辅导员也没打招呼，冒着阴雨来到唐都医院神经内科。推开病房大门的那一刻，我不敢相信，病床上那个瘦骨嶙峋，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的风霜老人，是我一向坚强，默默承受却从不言苦的父亲么？

泪水瞬间决堤。任我千呼万唤，时而清醒，时而意识又陷入模糊的父亲心里清白，可是说不上来，只是偶尔“啊”地回应着。病来如山倒，多天前还好好的父亲，转眼间就成了这副模样，怎不叫人心如刀绞？

送父亲到医院是个周四，主治医生碰巧不在，又赶上快到周末，因此耽搁了三四天，父亲便一天一个样，住院期间，亲属多次入院探视，但亲人的呼唤，医生的治疗，终究回天乏力，父亲被一个含含糊糊的、没有确诊的“病毒性中枢神经感染”的病因送出了医院。

那天，四爸包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几人挤在车上，强忍悲痛，把父亲送回家，我们都知道，下来预料着什么，我在千万分不舍和悲痛中，被众亲友劝回学校；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17年前那个深秋，姐姐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父亲恐怕不行了。如五雷轰顶般，我赶往位于市区南二环的校本部找院领导请假，赶到时已经将近12点钟，我丝毫不敢耽搁，又急匆匆往家赶。家还是这个家，深秋朦朦的雾霭笼罩着三间平房，平添了几分伤恸的气氛，在家人的哭声中，我踉踉跄跄趴在床前，努力睁开早已糊满泪水送我双眼，看着这位老人最后几眼。几分钟后，父亲便永远离开了……

又到一年父亲节，他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浮现在我眼前，那个刚强、含蓄、从不向生活屈服的人。父亲，其实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