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龙

盛世危机

北方的夏天说来就来。熙宁元年（1068）初夏，北宋京城汴梁转瞬开始燥热起来。

夏夜的皇宫里万籁俱寂，烛火通明，宋神宗赵顼手捧一份已经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奏章，激动不安地往来踱步，时而仰天长叹，时而俯首凝思。

在宋神宗心里掀起惊涛骇浪的这份奏章，题目叫做《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书者是这年初刚刚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这篇洋洋万言的奏议，在宋神宗的心头刮起一阵阵飓风波澜。他复杂纷繁的心事，不由自主地被拉回到一年前那个倍感屈辱的日子……

那是公元1067年正月的一天，京城汴梁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锥心刺骨的严寒中，满朝文武齐聚皇宫，面容肃穆。一场事关国体颜面的争论正在大殿上激烈上演。

几天前，在位不满四年的宋英宗刚刚驾崩，赵顼以十九岁的弱冠之年继位，他就是后来的宋神宗。可是从正式掌控大宋帝国的万里河山开始，他就处于难以言说的焦虑不安之中。

这位年轻的皇帝刚一登基，就猝不及防遇上一件意外尴尬的事情：正当朝廷准备为先帝英宗隆重发丧之际，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却向他报告：国家积蓄百年的财富早已所剩无几，朝廷如今只剩下一本空空的账簿！

宋神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接手的竟然是一个已经如此山穷水尽的国家，他要做的是一个囊空如洗的穷皇帝。

万般无奈之下，在宋英宗驾崩的第四天后，新继位的神宗皇帝就亲笔下诏给中书省的宰相们：近年国家多难，府库空竭，百姓困苦，先帝国丧一切从简，裁减一切不必要的费用。

皇帝诏令一出，举朝一片哗然。

在中国古代，“视死如生”乃是一个重要信条，办理丧事是检验后代对祖先态度的原则大事，更何况北宋王朝视孝道为至高无上的国之圭臬，就连普通百姓尚且倾其所有厚葬先人，堂堂国丧怎能草率从简？宋神宗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时，他的权威如同这个严酷的寒冬一样，经受着严峻考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宰相韩琦随即又抛出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按照既定成例，宋朝先帝去世，要给契丹北辽达讣闻。北辽此时由国母执政，如果按照既往礼仪，宋神宗应当在讣闻中屈称侄孙。

到底如何应对这一棘手的难题？面对全体朝臣死寂般的沉默，宋神宗面色苍白，深思良久，才颤抖着吐出一句话：“依例。”

没有人知道，年轻皇帝那道重新被撕开的伤口，此刻又泛起多么难以隐忍的巨痛。堂堂天朝大国，竟然要向夷狄之邦屈膝求和。从记事开始，这种耻辱的阴影便一直笼罩在他心头，也笼罩住整个大宋王朝的天地人心。

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开国已达一百零七年了。赵宋王朝的先祖们不但曾以金戈铁马创下统一中原的伟烈丰功，还将一个蒸蒸日上的鼎盛帝国留传给子孙后代。

一千多年前，北宋京城开封的繁荣发达，在文人骚客的笔记里记载得非常详细。一到晚上，整座城市就灯火辉煌，衣装华丽的歌楼伎女等候着酒客的呼唤，通天灯火照到凌晨四鼓方才罢休，整夜燃烧的灯油甚至将整条街上的蚊蚋都驱赶得一干二净。流传至今的《清明上河图》，真实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盛景。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汴梁城有据可查的职业就达九百多种，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中国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其他三项都成熟于宋代。灿若星辰的文豪大家，更为这个儒风浩荡的王朝平添万种风流。

毫无疑问，繁荣的宋帝国不但比它周边还处于奴隶制时代的契丹辽国、党项西夏更为先进发达，甚至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仍在黑暗蒙昧中摸索的国家。公元1085年以前，北宋汴京的人口已达一百多万，而三百多年后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伦敦才有四万人。

然而，这个外表强大的帝国却充满谜一样的悖论——

北宋经济高度繁荣，政府却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北宋政治开明，军队众多，然而对外不能抵御强敌入侵，对内无法拱卫国家政权；北宋文化进步，享誉千古，然而来自北方邻国那些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却屡次以野蛮的巴掌打脸文明，肆意蹂躏大宋王朝的锦绣江山、衣冠文物。

这些耻辱的失败一直如影随形，刺激着大宋军民：

公元979年，宋军在攻打辽国的高梁河会战中全线溃败，宋太宗赵光义腿部受伤，无法骑马，慌乱中爬上一辆驴车才狼狈逃脱。

公元1004年秋，辽国军队一路攻城掠地，长驱直入，距离大宋京城只有一百二十公里，宋真宗吓得只好屈辱媾和，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每年向辽输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公元1038年，连西北边陲既贫且弱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也背叛宋朝，公开称帝。在与西夏几次大战后，北宋军队血流成河，全军覆没，北宋帝国只好忍气吞声地再次求和。每年以“岁赐”之名，送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

宋神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内不能安民、外不足御敌的衰败国家，尤其是西夏和辽国如同两头贪婪无比的饿狼，对大宋的觊觎敲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面对虎视眈眈的强敌，北宋朝廷日益产生根深蒂固的胆怯心理，转而确立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

宋神宗生于这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时代，深重的耻辱感一直镌刻在他心头。每当夜深人静，他一想到太宗皇帝北伐时身中箭伤，最后竟因旧伤惨死的国仇家恨，就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彻夜难眠。有一次，他激愤无比地对大臣们说：“北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每年却反要送给他们数十万金帛，还要与他们称兄道弟，为人子孙，如何说得过去！”

然而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心中却充满了知音难觅的孤独之感。

即位不久后的一天，宋神宗按朝廷制度去觐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吃惊地发现，站在她面前的孙儿脱下龙袍，换上了一身威风凛凛的战袍盔甲。宋神宗踌躇满志地问道：娘娘看孙儿着此好否？没想到太皇太后脸色大变，十分严肃地告诫孙儿：希望你不要贪图军功，轻易言兵，那才是天下臣民的福分。

宋神宗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深知祖母的教诲里，蕴藏着那不可逾越雷池一步的“祖宗家法”。北宋王朝历经太祖、太宗的励精图治，创下繁华似锦的盛世景象。而后，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几代皇帝历享百年太平，统治者日益陷入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退缩状态，在抱残守缺中痛失一轮轮发展良机，导致国家滑向百弊丛生、气息奄奄的危险局面。北宋王朝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局面。

此时，整个朝野要求更张法制、通变救弊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由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但他那种“忧在天前、乐在天后”的士林风范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遏止的社会思潮。耳濡目染的宋神宗正是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砥砺成长，他立志要做一位复兴大宋、扭转乾坤的有为君主。他的骨子里不但涌动着宋太祖经天纬地的热血雄风，还深藏着一番铁腕图强的宏图大志。这位年轻的皇帝雄心万丈。他不但誓言要重振山河，挽救走向死胡同的赵氏王朝，还梦寐以求地要洗刷国耻，驱除北方蛮夷，恢复汉唐以来的辽阔版图。

为此，宋神宗迫切地希望寻找到一位砥柱神州的贤臣良相来辅佐自己实现辉煌的梦想。

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翰林学士司马光。神宗即位之初，司马光呈上他编撰的一部分《通鉴》，作为帝王治国的教科书。宋神宗读后大为欣赏，亲自赐名《资治通鉴》，还将自己的御用藏书尽赐于他，希望有助于此书的编撰。

朝堂之上，司马光开始对宋神宗侃侃而谈。

但一番晤对后，宋神宗大失所望。司马光尽管擅长总结治国之道，可一落到现实问题上，进谏就于事无补，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要选拔贤才、赏罚必信之类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

宋神宗又把目光投向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元勋重臣，曾经和范仲淹一起主持过庆历新政的老臣富弼。念及富弼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宋神宗还特地把接见地点选在内东门小殿，特许恩准富弼乘坐肩舆，由他的儿子扶着进宫相见，以示特殊礼遇。

宋神宗迫不及待地向富弼请教，如何对付辽和西夏的连年侵扰，有无把握在边境打上几场胜仗？

老态龙钟的富弼似乎洞穿了皇帝的心思。他微闭双眼，不容质疑地劝导：陛下刚刚即位，应当以安静为第一。愿陛下二十年之内都不要提用兵打仗一事！

宋神宗听完，默然良久。他想不到这位庆历年间意气风发的变法者，如今却蜕变成只知读经念佛的好好先生。君臣尴尬地沉默之后，富弼颤巍巍地告辞而出。

宋神宗茫然四顾，却找不到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臣子，失望的凉意涌在他心头。

正当愁眉不展之际，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进入了宋神宗的视线。这位正在江宁授徒讲学、没有任何官职的一介布衣，却早已让宋神宗久闻其名，如雷贯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舍我其谁

宋神宗继位的这一年，四十七岁的王安石已经名扬天下，士大夫无不以与他结识为荣耀。但奇怪的是，历经宋仁宗、英宗两朝，已经为官二十五年之久的王安石，却只是官场上一名微不足道的小配角。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乃是他的才华横溢和绝世孤高。

正因这份敢与圣人比肩的才华自信，翻遍一部浩瀚无垠的中国历史，也很少能够找到像王安石这样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的人物了。无论生前身后，他都是沧海茫茫中破空而来的一只稀世之鸟，那凄绝高傲的一声声惊鸣长啸，在滚滚尘世中掀起的万钧雷霆，至今余音不绝，毁誉难分。

中国历来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对于别人而言纯属苦差事的地方官，王安石却一直乐此不疲。他辗转四方做地方官的时间长达十八年，先后做过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府知府等。他念念不忘的是“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把做地方官看成笃干务实、造福百姓的最好机会。打铁还需自身硬，正是这些基层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从政经验，使他对这个复杂帝国的疑难杂症熟稔于心，看到变法图强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然而雅士如林，知音难觅，王安石胸怀天下的鸿鹄之志，同样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

嘉祐三年（1058），以宽厚著称的宋仁宗，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的奏章，这就是王安石著名的《上神宗皇帝言事书》。这篇名噪一时的奏章，既是一篇令人警醒的盛世危言，又是一套深思熟虑的改革纲领。

那一年，王安石刚满三十八岁，年富力强，锐气正盛，被朝廷任命为负责管理财政的中央三司度支判官。十八年的地方基层任职，王安石踏遍山南水北，遍察民生疾苦，对宋王朝的世情、民情、政情有了深刻了解，逐步认识到北宋帝国外强中干的深层危机。特别是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后，他了解到国家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在写给宋仁宗的这封激荡着理想和才识的万言书中，他大胆揭露了北宋王朝危如累卵的严峻现实，尖锐地指出贵族官僚们采取的守旧措施“无补于世”，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

强烈的担当来源于坚定的自信。这份苦心孤诣的万言书，凝聚着王安石多年从政经验的心血智慧，也是他后来推行变法的思想先导。他把这份重要的改革方案进献宋仁宗，未尝不是一次舍我其谁的毛遂自荐，希望能像当年的范仲淹那样辅佐仁宗，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完成宋王朝半途而废的变革大业。

然而时间在一天天焦虑的等待中过去，王安石并没有等来宋仁宗只言片语的回复。今天，所有的史料中都无法找到宋仁宗对于这封上书的反应。耿耿忠心却如石沉大海，生性倔犟的王安石不甘失败，又连续三次上书，都没有得到仁宗的任何回应，这才让他的心彻底凉了下来。

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不愿待在京城做一名尸位素餐的京官，更不愿和这些苟且偷安之辈共事为伍。嘉祐五年（1060）四月，宋仁宗皇帝诏王安石为同修起居注，记录皇帝的起居言行。面对这样一个皇帝近臣的显赫职位，换作别人早就趋之若鹜，王安石却以资历尚浅、难当大任为由，上书辞谢达七八次之多。

宋仁宗派太监将诏书直接送达王安石府邸，他竟然躲进厕所拒不受诏。太监无奈之下，只好将诏书放到桌子上，回宫复命。不料王安石派人追上使者，硬把诏令塞回那位太监怀里。两人多次拉锯推托，无法回宫复命的太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王安石这才迫不得已接受了任命，这位千古“拗相公”的个性可见一斑。

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逝世。这年八月，王安石母亲也在开封去世。王安石借此机会赶紧辞官返乡，后来尽管朝廷再三征召，王安石坚决不去汴京复职。

“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他登高望远，徒然长叹，唯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王安石心中，仁宗也好，英宗也罢，都不是可以共图大业的默契知音，谁能懂得他的满腔心事，一怀愁绪？

一个大有作为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求贤若渴的宋神宗屡次托人传来真诚的召唤。经过多方用心良苦的微妙试探，王安石终于摸清了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坚定决心。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诏令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进京授命。

这一次，王安石再也没有推辞。一位矢志图强、力挽狂澜的年轻君主，一位运筹帷幄、蓄势待发的千古雄才，终于像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他们注定要开始一场狂飙突进的伟大旅程了。

四月，红火的朝阳照映在宣德门上，让雄伟的城门显得格外明亮。垂拱殿上端坐着神宗皇帝，王安石缓缓走进深宫大门。刚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城，宋神宗便迫不及待打破常规，诏令他越级晋见。

历史上千古流芳的君臣际遇，又一次在血气方刚的皇帝和阅历深厚的老臣之间发生了。王安石庄重地向皇帝叩头请安，君臣相见的刹那之间，彼此似乎早有默契。宋神宗和颜悦色地说：在历代皇帝中朕最佩服的就是唐太宗了，希望我们君臣齐心，共振大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颁布谕旨，正式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和唐介、赵抃三人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老臣富弼和曾公亮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正宰相。

在宋神宗的支持主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序幕。

得君行道

谁也料不到，宋神宗煞费苦心搭建的变法班子，竟然很快就难以正常运转了。

这个暮气沉沉的变法班子，注定了短命的结局。

这套人马除王安石四十八岁外，其他四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朽之人，年纪大，思想保守。曾公亮年老无为；富弼动辄称病；唐介重病在身，连晋见皇帝都无法站立，不到两月就去世。赵抃对变法意见不少，但又无力阻止，每见新法出台，就叫苦不迭。

宋神宗既然矢志不渝地推动变法大业，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个互相掣肘的领导机构？

原来，北宋自开国以来，历代皇帝都唯恐大权旁落，为严防宰辅大臣或某一派系专权篡政，总是同时任用政见不同的大臣互相牵制，而且加重谏官御史们的劾奏之权，这就是宋王朝屡试不爽的祖宗家法——“异论相搅”。

宋神宗虽然年纪轻轻，但对于秘而不宣的帝王心术，同样熟谙于心。他和王安石因为共同的变法理想走到一起，但理想一旦落脚到权力的世界，很快便如化学反应一般发酵出难以预测的奇怪变化。

王安石的眼里揉不下沙子，他对这些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老官僚深恶痛绝。他对宋神宗抱怨道，富弼智略平庸，只不过擅长博取流俗虚名，一旦天下有事，这样的人何以扶危救倾，必误国之大事！

王安石毫不掩饰自己对新内阁的不满之情。在他心目中，秦孝公竭尽全力支持商鞅变法，才是“得君行道”的千古典范。他循循善诱地向神宗讲起秦国初行变法时，商鞅事先向秦孝公申明“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正因有了秦孝公的坚定支持，秦国变法才最终得以成功。他耐心地劝诫神宗，当今之急务，只在于十二个字：“变风俗，立法度”“长君子，消小人”。

有一天，君臣议政时，王安石突然向宋神宗提出了一条石破天惊的重大建议：单独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之成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宋神宗面露难色，王安石给他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这条建议一旦实行，将极大削弱朝廷原有理财机构三司的权力，扩大宰相的权力范围，这不但是宋朝开国以来财政体制的巨变，也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宋代政治机制历来以分权为核心，宰相只管政务，枢密使管军务，三司管财务，互不干涉，直接对皇帝负责，形成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政治权力结构。尤其是整个北宋前期，三司使一职乃是全国最高财务官员，地位只居皇帝一人之下。王安石竟然要求改变政体，另起炉灶，把政务、财权都集中到条例司一家手里，这可是违反祖制的忤逆之事。

但在王安石看来，变法必须高度集权，才能政令畅通，而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难以统揽全局，往往出现财政匮乏而枢密增兵不止，百姓穷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却只能坐视无为的现象。这种行政机制事权分散，效率低下，很多变法主张因为推诿扯皮，甚至根本就送不到神宗那里。王安石决心抛开一切掣肘，组建完全由自己指挥的变法班子。

宋神宗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满腔热忱的变革意愿最终战胜了优柔寡断。他不但同意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还特许王安石“亲命近臣，辟选官属”，使他掌控条例司成员的任命权，使这个机构绕过内阁，成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变法总部。

得到宋神宗的尚方宝剑，王安石开始物色可以独当一面的变法人才。就在王安石紧锣密鼓地筹备变法之时，朝廷内已经火药味扑鼻了。

围绕设立条例司这个机构，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士大夫们迅速排班站队，点燃了新旧党争的导火索，将朝廷上下搅得再无宁日。

朝廷的谏官们纷纷上书指责条例司“名分不正”，破坏祖宗体制，必须立即取消。在排山倒海的非议声浪中，反对最为激烈的就是司马光。他频繁上书神宗，认为治理天下如同修葺房屋，“非大坏不更造”，而王安石对三司主财制度的破坏，就是不折不扣的侵权生事之举。

面对一片反对变法的声浪，宋神宗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王安石因此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惊人的能量迅速扩张权限，它不但成为一言九鼎的中枢立法机构，还将从三司侵夺的中央财权收于王安石一人之手，并染指立法、行政、监察诸权，其权柄之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黄尘飞扬的官道上，从京城汴梁出发的一队队官员飞奔向四面八方。条例司设立后的短短一个多月，王安石就自己派出第一批官员下到基层，调查了解各路情形，为制定新法提供参考。

这道命令一经发布，又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宋代制度规定，派遣使者出朝巡行地方，必须经中书议决，皇帝批准。所以这支队伍一出发，立刻引发争议。侍御史刘述言辞激烈地上书指责道，王安石执政不过两月，不仅自己开局设官，还派出使者惊骇四方。愿陛下早将这种言行乖戾之人罢逐，以慰天下人心。

王安石执拗倔强的本性开始爆发。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执着坚定，一直是王安石的性格本色。在儒家圣贤中，他最敬重孟子那种百折不回的坚毅性格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惊天大勇。对于各种谣言诽谤，王安石都像蛛网一样轻轻抹去。为此，他借《众人》一诗自励道：“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变法开始前，对于各种早已料到的诋毁，他根本不屑一顾。为了宣示坚定不移推进变法的决心，王安石不惜先拿皇族宗室开刀，动手解决困扰大宋百年之久的皇亲国戚授官过滥的问题。

宋代统治者对待皇族相当优厚，只要是赵氏皇家宗亲，不管有无真才实学，都可以凭借血缘“列之高爵，置之重位”，享受高官厚禄。尤其是皇室成员从七岁开始就能“赐名授官”，连襁褓中的婴儿也受封成为朝廷命官。他们长大后升迁迅速，“自初除小将军，七迁至节度使，遂为定制”，惹得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早就心怀不满。

王安石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王安石制定《裁宗室授官法》，明确规定只有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三族后裔中的每一支、每一代保留一个名额，选择一位贤良为公爵，其他公爵全部废除。不再给予五服以外的宗室子弟赐名、授官、享受国家补贴的特殊待遇，宗室子弟从此一律经过考试选拔后方可任官。

这几项规定出台后，朝廷财政开支一下节省将近百分之四十，成效十分显著。宋神宗自然十分高兴，但王安石对于皇族宗室的裁抑改革，使皇室成员的既得利益严重受损，这些人不敢去与宋神宗争辩，就把仇怨之气全部撒在了王安石身上。

经过一番密谋后，有一天，宗室子弟们集体守住王安石下朝的必经之路，一拥而上拦在他的马前，高声呼喊哭诉：“我们都是宗庙的子孙，奉告相公要看祖宗的面子。”王安石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厉声喝斥道：“即使祖宗世代远了，也要从祖庙中迁出，何况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龙子凤孙哭闹无望，只得无奈散去，但对王安石产生的切齿仇恨却一直埋在心里。

王安石的宗室改革措施，这一次罕见地收获了广泛赞誉，就连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富弼、司马光等人都认为此举深得民心，表示坚决支持。苏轼更是用“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八个字给予高度评价。

在共谋变革的精神世界中，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志同道合。但在现实的权力世界中，却分别是君权和相权的中心，周围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权力集团。王安石身边不断有人提醒他必须加强相权，以防小人趁虚而入，宋神宗身边更不断有大臣劝谏他君权不可旁落。这样一来，就给不断揣摩帝王心态的台谏势力提供了制造矛盾的机会。

一场看不见的风暴，在漩涡的中心悄无声息地酝酿。

熙宁二年（1069年）六月的一天，御史中丞吕诲昂然上殿，公开打响了反对王安石的“第一枪”。这位深受司马光赏识的著名谏官以凌厉敢言著称，行事偏激狭隘，是一位极难对付的厉害角色。

大殿之上，吕诲慷慨上奏，大声攻击王安石是一个“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的奸臣，他弹劾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触目惊心，每一条都足以置其于死地。这十条罪状中，除了弹劾王安石慢上无礼、好名欲进、徇私报怨等，其中最要害的就是最后一条“动摇天下”，指责王安石以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名，包揽兵权财权，挑战祖宗家法，扰乱国家体制，祸国殃民，遗害无穷。

生性自负的吕诲这次下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既然敢于挑战如日中天的王安石，他就没有打算全身而退。退朝之后，吕诲回到家中收拾好行囊，告别妻儿父母，从容等待朝廷降罪，完全是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架势。

面对吕诲的强势挑战，王安石这回决心奉陪到底。他向神宗连上两道奏章，请求辞职。宋神宗极力劝导挽留，王安石不为所动。在还没有正式得到神宗的答复之前，王安石就果断称病罢政了。

球被再次踢到了宋神宗的脚下。变法初期,宋神宗在重大决策中,曾有意引导持不同意见者各抒己见，以有利于决策的完善与改进。但是在“异论相搅”的政治文化氛围下,论辩双方的思想抵触情绪不但未能缩小,反而不断加大，以至于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宋神宗对于台谏官员催化党争、阻扰变法的行为日益不满，这次他读了吕诲的奏折十分生气，如果再不果断控制台谏，坚决罢免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王安石如何信任朝廷变法的决心？

于是在家待罪的吕诲等来了一纸贬书，被出知邓州。吕诲的贬谪让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台谏官员彻底翻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最终控制了台谏势力，四年之内罢免了十九位台谏官，有力遏制了反对派的势头。

王安石重新上朝理政，富弼只好称病请假。宋神宗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他告老还乡的请求，这样，实际上由副宰相王安石一人独揽大权了。

施展抱负的舞台终于搭好了。王安石决心以霹雳之手段，扶大厦之将倾。他要从荆棘蛮荒之地，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盘根错节

公元1069年7月，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的酝酿筹备，随着《均输法》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王安石正式拉开了变法的大幕。

古老的帝国，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山河巨变。

朝廷的信使日夜不停地奔驰在驿道上，一部部新法应接不暇地飞送各路州县，官吏们手忙脚乱地接过这些新鲜而陌生的新法条文。

王安石迅速推出了涉及财政、税收、农业、兵制、科举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法令：

均输法于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行；

青苗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

农田水利法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颁行；

免役法于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在部分地区试行，熙宁四年十月正式颁布实施……

随着新法络绎不绝地颁布施行，变法派和反对派的激烈对抗迅速升温。北宋政坛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笼罩在一片喧嚣和躁动中。

在所有新法中，青苗法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也是王安石最充满信心的一项变法举措。因为这项法令凝聚着他对解决帝国危机的深层思考，还有他早年治理鄞县时的成功实践作为牢固基础。

北宋时期，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同时还通过高利贷盘剥贫苦农民。王安石早在做鄞县县令的时候，常常奔走在民间基层，对百姓困苦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亲眼看到，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豪强大户乘势向农民放高利贷，规定以两倍以上的利息偿还。农民无力偿还时，只得被迫把赖以谋生的土地抵押给高利贷者。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许多穷苦百姓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王安石决心让农民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生存困境。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在鄞县开始实施一项前所未有的变革措施：“贷谷于民”，即在农民急需粮食种子的春季，将官府的储粮借贷给农民，约定待秋收之后本息偿还。这样农民能以付出少量利息度过粮荒，而官府仓库的存粮也能新陈相易。

这项官民两利的新政受到鄞县百姓的热烈拥戴，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恩德莫齿不忘，在鄞县自发为王安石建造生祠，虔诚供奉，香火鼎盛。

青苗法在鄞县的成功尝试，给了王安石巨大的信心。多年后，当他入主朝廷中枢，执掌治国大权，对这项法令念念不忘，一心要将其向全国推广。

但令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这项最引以为豪的青苗法，却最先引爆舆论的火山，在朝廷掀起第一轮反对的怒潮。

熙宁三年二月一日，判大名府的老臣韩琦上了一道长达几万言的奏章，极言青苗法的弊端。这封奏疏如同晴空霹雳，将宋神宗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皇宫里明灭不定的灯光连续几天晚上没有熄灭，宋神宗挑灯夜读韩琦的奏疏，不由得长吁短叹，寝食难安。

在这封奏疏中，韩琦针针见血地历数青苗法实施以来的种种弊端。他指责青苗法误国害民的根源在于强行摊派，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韩琦详细描述了一些官员在推行青苗法时的不法行为：富裕上户不愿借贷青苗钱，当地官府便百般威吓，加害于人；贫穷百姓因为难以还贷只好卖田卖地，偿还本息，导致民不聊生。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韩琦随同奏章呈上一道“杀手锏”：在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强迫百姓贷款的告示原件。

朝廷百官反对青苗法的风潮不过是冰山一角，下面蕴藏着更为深层的玄机。

王安石变法不仅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奶酪，还与北宋不抑兼并的基本国策产生强烈冲突。赵宋祖宗明确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为此解释道：“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赵宋王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不但保障官僚富豪阶层的政治特权，还特许他们拥有获取兼并利益的经济特权。

如今王安石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触犯作为“衣冠之人”的豪强兼并之家的利益，自然捅了一个最大的马蜂窝，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

读罢韩琦这道材料充分、语气诚恳的奏章，宋神宗深感事态的严重性。

如果说其他人反对新法尚有不问是非之嫌，但对于元勋重臣韩琦，宋神宗绝不可等闲视之。韩琦不仅只是他的普通臣僚，还对他有着不可忘记的深恩厚谊。

原来，宋仁宗赵祯晚年无子，他迟迟不肯另择储君。当时宫廷各方明争暗斗，觊觎皇位者大有人在。危急之时，宰相韩琦联合大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从稳定天下人心出发，不顾皇家忌讳，不厌其烦地奏请仁宗立储。最后宋仁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由于命运的偶然垂青，宋英宗一波三折才得以承继大统，不料即位不久就因精神患病，与仁宗皇后曹氏产生重重矛盾。在宋英宗几近被废的危险时刻。韩琦又悉心调停他们的母子关系，坚决维护宋英宗的帝位。直到四年后英宗逝世，韩琦又拥戴其子赵顼继承帝位，是为宋神宗。宋神宗怎能忘记韩琦对他们赵氏父子两代人的拥立之功，又怎能不对他的劝谏三思而行？

第二天，宋神宗召集执政诸臣曾公亮、王安石、陈升之等入朝，把韩琦的奏章递给他们看，心情沉重地说：“韩琦真忠臣也！虽在外，不忘王室。朕以为新法可以利民，不意其害民如此！”

此时的王安石倍感压力，心情十分复杂。对于青苗法实施后出现的诸多问题，他同样夙夜不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个庞大的帝国实在是太复杂了。韩琦的奏章并非空穴来风，青苗法的实施因人因地而异，有的官员不体谅朝廷的惠民本意，一心通过多散青苗钱邀功争利，获得升迁机会；有的人挖空心思试图从中渔利；有的人则因事务繁杂而怨声载道，敷衍了事。

变法是否有效，不仅在于好的顶层设计，更在于没有偏差的有效执行，这就需要整个官员队伍的良好配合。司马光等人不断攻击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惜党同伐异，专用小人，可王安石的满腹苦衷却无人理解。

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但宋王朝的国家机器早就锈迹斑斑，难以运转，严重阻碍了行政效能的正常发挥。满朝上下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除了不断反对谩骂围攻新法，又有几人愿与王安石为伍，为他所用？依靠官僚体系变法，必然触及祖宗树立的正统意识形态，很难获得官员们的广泛认同和拥护，因为他们不可能帮助王安石去切分自己的利益蛋糕。

苏轼多次上书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王安石只能悲凉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才爆发。上古时期的大臣中只有鲧能够治水，所以即使他是本族祸害，也不能弃之不用啊。”

韩琦上书之后，眼见宋神宗开始动摇，大有罢废青苗法之意，王安石心急如焚，据理力争。他承认新法在执行中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但这不是新法本身有错，而错在执行不当。变法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也只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才能得以深化完善。王安石苦苦劝谏神宗，青苗法是新法中第一个全国性大法，如果半途而废，变法事业必然遭到严重挫折，反对派一定会借机卷土重来。

年轻的神宗皇帝头一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白天他刚被王安石说服，晚上回到内宫面对一大堆反对派的奏章，他几番犹豫之下又觉得青苗法必须停止，否则天下肯定要出乱子。

变法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角逐在暗中发酵。在一次朝堂争论中，其他大臣又开始对青苗法大加指责，宝座之上的宋神宗沉默不语，不置可否，王安石终于忍不住勃然大怒，慷慨激昂地对神宗说：“臣论此事已数十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言罢拂袖而去。第二天，宋神宗就收到了王安石称病辞职的奏章。

面对各方力量的进逼，宋神宗心事重重，十分苦闷。作为赵宋子孙，他原本牢记祖宗教诲，对大臣专权倍加警惕，但变法以来对王安石无不言听计从，不惜委曲求全，容忍相权一再扩张，连另一位宰相曾公亮也不禁感叹：“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宋神宗对王安石动辄称病求去无可奈何。心乱如麻之际，宋神宗令司马光代笔起草一道诏书，驳回王安石请辞的奏章，敦促他尽快上朝视事。

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的司马光，陡然看见一丝反攻的亮光。他决心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给予王安石狠狠一击。铺开笔砚，思虑良久，司马光使用春秋笔法，把自己的情绪酿入笔端，借宋神宗的口吻把王安石痛斥了一番：“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时，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哪里是劝王安石复出的诏书，分明是整个反对派对王安石的口诛笔伐！皇帝这么信任你，你却登鼻子上脸，丢下个变法烂摊子自己去躲清闲，你还把皇帝放在眼里吗？

司马光搁下笔墨，不由得意地颔首微笑。他深知这位“拗相公”的脾气举朝皆知，他故意要借皇帝的名义激怒这头犟牛，从而一举将他逐出朝堂。

生性耿直的王安石果然中招了。接到这道诏书，他错愕不已，愤怒之余立即奋笔“抗章自辩”，更加坚决地提出辞职归田的要求。

看到王安石的奏章，宋神宗大吃一惊。如果失去了王安石这道顶梁柱，刚刚开始的变法大业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宋神宗是一位不惮改过的君主，他十分后悔自己百密一疏，立刻亲笔给王安石写了一封语气诚恳的道歉信：“这封诏书乃因我催促太急，又未能详细审阅，今日一见，非常惭愧！”

司马光显然低估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依赖。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皇帝竟以万乘之尊，白纸黑字地主动向臣属道歉。事实上，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关照非同一般。有时王安石生病了，宋神宗便坐立不安，一天之内数度派遣御医上门探视诊治。他数次推心置腹地对王安石说，您不但是我的臣子，更是我的老师。像我们这种互相信任的君臣关系，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宋神宗再三派来使者恳辞挽留，王安石的怒火才渐渐平息。当司马光正暗自欣喜计谋得逞时，却沮丧地发现王安石重新出现在朝堂之上。宋神宗不但与王安石尽释前嫌，还情出于心地当面解释道：“青苗法一事，我确实为众论所惑。这些天反复思量，此事一无所害。”

一场因为青苗法而起的风波，终于以王安石的胜利而告终。

明枪暗箭

千百年来，多少渴望得君行道的贤臣名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同时，也把自己送上毁灭的道路。危机一旦缓解，威福自专的皇权，最终会与相权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是一道注定无解的专制死结。宋神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但终其一生都对变法事业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他对王安石的敬重信任渐渐转化为不满情绪，对一些新法措施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一直在伺机反扑的反对派乘势兴风作浪，将宋神宗与王安石已经出现的裂痕撕扯得越来越大。

熙宁五年（1072）八月的一天，宋神宗正欲退朝之际，突然殿下有人高喊有本要奏，此人是崇文殿校书唐垌。唐垌小有才名，积极拥护变法，被王安石重用为崇文馆校书。但王安石很快发现此人自私偏激，实在难堪大用，遂与之日渐疏远。一向自视颇高的唐垌遂与王安石反目成仇，开始激烈反对变法，连续向宋神宗上书二十多道奏章弹劾王安石。

这次面对唐垌的突然发难，宋神宗劝说唐垌如果有事明天上朝再议，唐垌哪里肯依。神宗又劝他到后殿面奏，唐垌大声宣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为陛下一一陈之。”

正当相持不下、众皆愕然之时，唐垌突然一声断喝：“王安石近御座前听札子！”

从来能言善辩的王安石此时猝不及防，一时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宋朝开国百年来，还从不曾有人胆敢对宰相如此粗暴无礼。

唐垌步步紧逼，厉声喝斥道：“在陛下面前你都敢如此轻慢，在外边如何飞扬跋扈可想而知！”

王安石被惊得目瞪口呆，脑袋嗡嗡作响，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

唐垌胸有成竹地掏出一道长长的奏章，抑扬顿挫地开始大声宣读。在这道耸人听闻的弹劾奏章中，唐垌为王安石罗列出的罪状竟达六十余条，其核心内容是攻击王安石专权害政，引用亲党，天下只害怕王安石的权威，而不知陛下的恩赏。御史言官从不敢弹劾王安石和他的党羽，这些人就是王安石的鹰犬，哪里还是陛下的耳目？

唐垌每列数完一条罪状，就咄咄逼人地追问道：请陛下宣谕王安石，臣所言虚耶，实耶?

训斥完王安石之后，唐垌最后竟直接将矛头指向宋神宗：“陛下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

侍卫、近臣们听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无不相顾失色。

唐垌读完后，大殿里面的空气紧张得都凝固了，甚至能清楚地听到人们急促的呼吸声。宋神宗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唐垌读完洋洋洒洒的奏章，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自己乘马直出东门到永宁院待罪去了。

大殿之上寂静无声。王安石被骂得狗血淋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宋神宗也一时不知所措，他喃喃自语地问王安石：“这是怎么回事？唐垌难道疯了吗？”王安石愤然道：“陛下不必理会这个妄人，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如此重大的一件扰乱朝纲的大案，宋神宗对唐垌的处分却并不是太严厉。不久，唐垌被贬为潮州别驾，韶州安置。

事情虽然暂时平息，但却对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起到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催化作用。唐垌再三警告宋神宗当心大权旁落，不要受王安石擅权蒙蔽，这看似不合时宜的狂癲之语，却无意中触动了宋神宗最为警觉的那根神经。唐垌闹殿虽然过于莽撞，但神宗对他这种不顾生死的忠君之举却不无好感，史书记载“上意虽寤，亦不深怒”。面对反对派越来越凶猛的进攻，原本坚如磐石的君臣关系，陷入更加复杂的政治漩涡中。

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日的深夜，北宋三司使最高长官曾布彻夜难眠，左右徘徊，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

这天晚上，他收到了来自皇宫的一道神秘手令，发令者竟然是皇帝本人。这种越过宰相直接向三司使长官夜下手札的方式本身就极不寻常，而宋神宗手札的内容更令曾布大吃一惊：最近听闻市易务买卖货物，有违朝廷当初立法本意，妨碍百姓经营，致使民怨沸腾，深恶痛绝，现特命你详加调查，尽快上奏。

曾布原本只是低级官僚，被王安石提升重用后一跃龙门，进入最高权力中心，在变法派中发挥出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以至于连反对派也攻击曾布是王安石的“心腹爪牙”。

接到宋神宗的秘密手札后，曾布再三分析其中的玄机。此前，他早就知道宋神宗对执行新法的机构市易务的所为多有不满。主持市易务的官员吕嘉问依仗王安石为其撑腰，气焰熏天，根本不把上司曾布放在眼里。为了尽量聚敛创收，吕嘉问动用一切手段严酷打击敢于和市易务争抢买卖的市井商人，小则鞭笞，大则收监，那些货物被扣、倾家荡产的民间商人，对吕嘉问莫不切齿痛恨，怨声载道。

接到宋神宗的手谕后，摆在曾布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是遵从宋神宗的旨意，严查市易案，这也意味着与变法派反目成仇，尤其是得罪恩师王安石；另一种选择是对皇帝的密诏阳奉阴违，帮助王安石共渡时艰，维护新法。

反复权衡后，曾布决定选择抛弃王安石，和宋神宗站到一起。这样既可以得君王之心，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还可以借此打击骄纵的下属吕嘉问，可谓万无一失、一箭双雕。

第二天，曾布即把搜集到的吕嘉问不法之举奏报宋神宗。史书上关于此事的记载颇值玩味，宋神宗闻言“瞿然喜见于色”。神宗还当场嘉勉曾布说：“必欲考实现状，非卿不可。”

如此一来，曾布无异于公开宣布自己从此与变法派决裂。他受命调查市易务案尽管不是完全出于公心，但他向神宗汇报的吕嘉问部属违法乱纪现象却大体属实。

得知此事，护法心切的王安石感到既震惊又愤怒。他没想到最得力的助手曾布竟然背叛自己，“沮害”新法，而宋神宗为何支持曾布，也令他百思不解。在王安石眼里这场斗争表面上是造谣中伤吕嘉问，实质是针对新法的反攻倒算。

王安石终于感到一种无法支撑的疲惫之感。变法以来，他每行一事无不饱受攻击，如今变法派内部的自相残杀，亲痛仇快，更令他心灰意冷。这一年他连续作诗多首，表达出激流勇退、归隐田园的心情：“黄尘满眼衣可濯，梦寐惆怅何时还？”“回首江南春更好，梦为蝴蝶亦还家。”

王安石连续上表恳求辞职，宋神宗虽然一如从前挽留，但已经明显是故作姿态的客套了。王安石辞去相位后，君臣依依惜别，良久无语。宋神宗最后赐王安石黄金百两，十分体贴地说，我知道你平日为官清廉，又不善持家，想必用度拮据。这笔钱你不要推辞，留作回江宁的盘缠吧。

王安石的眼眶一热，不禁流下泪来。他长跪在地，郑重地向神宗许诺：陛下来日若还需要臣效劳驱策，臣不敢不来。

熙宁七年四月，当春风又绿江南岸时，王安石终于踏上了那条他日思夜想的归家之路。在他身后依然是那个充满明争暗斗的京城汴梁。

辞职回到江宁的王安石成天寻山访道，吟诗诵佛，过着悠闲宁静的田园生活，但他的内心却无时不牵挂着变法大业和朝廷风云。入世不成，而求避世；避世不得，必求出世。王安石的内心充满了天人交战的矛盾感情。在那些微云过雨、独卧难眠的日子里，王安石写下了“园宅在人境，岁时伤我心”，“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的诗句，白天虽可闲云野鹤，悠游山林，夜晚却总是梦到当年初见神宗时，劝皇帝取法尧舜，共图大业的难忘情形。

东山再起

王安石一生不避怨谤、勇往直前的个性，让全家人为他感到忧心忡忡。其弟王安国曾力谏王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其一人，恐为家族招致大祸。王安石无动于衷，仍然坚持“计社稷之安危，不恤一身之利害”。王安国大哭道：“吾家灭门矣！”

王安国的担忧并非多余，历来改革家凶多吉少，商鞅为秦变法，受车裂之刑；张汤为汉变法，后亦被杀。宋代虽有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但为求变法不惜“力战天下人，与之决一胜负”，却一再将王安石推向凶险莫测的风口浪尖。王安石在上奏皇帝的《谢手诏慰抚札子》中，提到自己“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诽”，令宋神宗也极为感动，他对太皇太后说，“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

离开了王安石的变法大业，确实寸步难行。熙宁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宁府的王安石从大内宦侍手里接过宋神宗再次任命他为宰相的诏令，不禁潸然泪下。王安石带着病魔缠身的妻子吴氏和儿子王雱，快马加鞭地赶回了京城。

熙宁八年（1075）二月，距首次罢相仅仅十个月之后，王安石重新恢复相位。君臣二人一别经年，再度重逢感慨万千。王安石对神宗说：“今陛下复召用臣，臣所以不敢推辞者，乃为报答陛下知遇之恩，希望能为陛下的盛德大业再尽一点绵薄之力。然臣年老力衰，恐怕不能久事陛下左右了。”

阅尽人情，遍尝世味，王安石早已洞明世事险恶，只求无愧于心而已。

王安石的预感应验了。他重登相位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分裂。最大的敌人出现在自己的阵营中，那就是曾经视王安石如父如师的变法助手吕惠卿。现在，王安石已经成为他仕途上的绊脚石，两人的矛盾从政见不同到各行其事，终于走向最后的决裂。

吕惠卿屡次拐弯抹角地攻击中伤王安石，以辞职逼迫宋神宗在他和王安石之间作出抉择。后来，他干脆直接露骨地挑拨宋神宗道：“陛下曾经数次谕令臣好好辅助王安石，只是不知臣这参知政事一职，到底是参知王安石的政事还是陛下的政事？”

宋神宗终于忍不住发火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王安石的事，就是朕的事！”通过这些事，他对吕惠卿更加不满，认为他“忌能、好胜、不公”，但凡有人才超越自己，便生嫉妒之心。熙宁八年（1075）四月，宋神宗曾提醒王安石道：“吕惠卿不济事，并非能够辅助你的人。”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王、吕两人的矛盾冲突，给了许多心怀叵测的人乘势进攻的机会。

熙宁八年（1075）七月，御史蔡承禧突然发难，率先弹劾吕惠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平时早就不满吕惠卿所作所为的官员纷纷响应，一场揭发控诉吕惠卿罪状的怒潮不可遏止。老对手韩绛借机推波助澜，愤然上奏弹劾“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整个朝政难以上通下达，皆因吕惠卿布局严密，风雨不泄。

面对一场黑云压城的暴风骤雨，吕惠卿开始感到惶恐不安。他决定以退为进，屡次上书辞职，并请求停职居家待查，听候调查处理。在这关键时刻，御史中丞邓绾控告吕惠卿与其弟吕升卿，趁着实施新法之便，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这种假公济私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民百姓之心。

这是变法七年来发生的最大一桩以权谋私案，而且事涉主持变法的领军人物。宋神宗极为震怒，立即下诏立案追查，涉案者被悉数逮捕入狱，朝廷百官战栗，草木皆兵。变法派几乎人人都要经受勘审，随时准备接受审查。吕惠卿上书竭力为自己辩诬，申述绝无此事。为搞清真相，宋神宗不断加派人员催办此案。由于案情重大，涉及朝廷高层政争，办案官员不敢轻易得罪任何一方，导致此案久拖不决。

此时，沉寂已久的反对派又乘势出山了。张方平、吕公著等朝廷大员再度借机弹劾新法，奏请神宗迷途知返，尽快停止变法。宋神宗心力憔悴，疑虑丛生。王安石和吕惠卿的互相倾轧已令他失望至极，而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贪渎蒙蔽，更使他触目惊心、坐卧不安。一颗天生的帝王疑心使得宋神宗性情大变，高深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眼下变法已经退居其次，如何剪除王安石和吕惠卿日益坐大的党羽才是他的心腹之患。

于是在华亭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宋神宗突然开始了对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的打压贬逐：陈升之、韩绛、王安礼先后被贬官外放，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几乎被放逐殆尽。而对矛盾漩涡中的焦点人物吕惠卿，不但面临反对派的攻击，同时还有变法派的嫉恨，宋神宗只好将他贬任陈州知州，还在罢免手诏中严厉地批评他“不能以公灭私，为国司直”。

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较量。吕惠卿最初因为国事与王安石产生分歧，最后因为来自内外的挑拨离间而与王安石交恶，政治前途戛然而止。失去了吕惠卿这样最后一位盟友，彻底沦为孤家寡人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可以共图大业的得力助手，内心深处充满了无尽的凄凉。

平时信任依赖的重要助手都被罢职尽去，“门下之人皆无固志，荆公无与共图事者”，王安石不甘心做一个庸庸无为、俯首听命的宰相，再次萌生了归隐江宁的念头。正当他去意彷徨时，一纸从天而降的诉状，给了王安石致命一击，最终将他推向凄然离场的结局。

熙宁九年（1076）六月的一天，京城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不祥的氛围。宋神宗紧急诏见王安石，以少有的严肃面容递给他一封厚厚的奏章。王安石尽管已经预感事情不妙，但当他接过奏章迅速浏览完毕后，仍然不禁大惊失色，五脏俱裂。

这是吕惠卿从任所陈州火速传来的奏书。在达数十页的洋洋奏书中，吕惠卿反戈相向，痛斥王安石父子勾结朝廷谏官，“弄权矫令，罔上欺君”，对他进行栽赃陷害。最为可怕的是，奏书有理有据，居然指出王安石之子王雱为了串通他人诬陷吕惠卿，还私下偷取了宋神宗的御批作为定罪依据！

在官场多年久经风浪的王安石，看完奏书也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他赶回府中，立即盘问王雱。事情很快水落石出，看到父亲神色严肃，王雱情知闯下大祸，只好老实交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生性偏执好强的王雱，早就对恩将仇报的吕惠卿深为痛恨。他与王安石心腹门客吕嘉问等私下密谋，让他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及皇上“置狱鞫治”的谕示，由王雱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便，混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它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制狱严惩吕惠卿。

谁知当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他们见状大喜，连夜派人急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

吕惠卿此时对王安石正心怀怨愤，无从宣泄，得到这样一条重要情报，他不禁又惊又怒，连夜奋笔疾书写就奏章，飞送神宗皇帝。

王安石听罢真相，一时黯然无语。他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绝没有想到儿子会做出这等有辱门风的事情。他毫不留情地痛斥王雱胆大妄为，授人以柄。紧接着，王安石面见神宗，如实奏报了事情真相，并痛责自己教子不严之过，再三要求引咎辞职。

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原谅了王安石的失职，但是内心却留下更加浓重的阴影。恰在此时，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王雱经过这一场风波，深为自己帮了父亲的倒忙而感到羞愧，最后竟然一病不起，以至于而立之年便早逝了。

风云突变，祸不单行。痛失爱子对王安石的打击无以复加，他的精神迅速垮了。王雱才华横溢，二十四岁就高中进士，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如今老年失子，王安石的伤痛无以平复。他在《一日归行》诗中描写自己独对孤灯思念儿子的痛苦之状：“空房萧瑟施穗帷，青灯半夜哭声稀。音容想像今何处，地下相逢果是非。”

疲惫交加的王安石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熙宁九年（1077）十月，王安石第二次辞官归隐。

千年一变

王安石辞相之后，宋神宗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主持变法事业。尽管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开启一个新时代，但变法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他把国家大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只需要大臣们像工具一样忠实执行诏令，供他驱使，“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大臣们都牢牢吸取王安石屡违圣意的教训，不敢再进任何忠言，只一味地顺从神宗旨意。宋神宗如同盲人瞎马，独自拉上大宋朝这架马车冲向危险的悬崖。

元丰四年（1081）七月，宋神宗决定趁西夏内乱，派五路大军征伐，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在这次空前绝后的军事豪赌中，宋神宗孤注一掷地押上的不仅是浩浩荡荡六十多万人马，还有王安石变法以来积累的多年财富，乃至于整个大宋军民的天地民心。

然而经过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后，十多年的变法成果付之东流，整个国家被拖入困苦的深渊。宋神宗这才渐渐明白，他可以作为变法大业的幕后主导，却无法像王安石那样成为中流砥柱的帅才。他开始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漩涡，身体健康迅速衰败下去，最后在元丰八年(1085)三月病死了，时年仅三十九岁。

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春寒中，闲居江宁九年的王安石，忽然听到宋神宗驾崩的消息，顿时心如刀绞，老泪纵横。朝廷政局很快翻天覆地，风向陡转的政治局面，大大出乎王安石的意料。

宋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宋哲宗即位，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开启长达八年的临朝听政，高太后历来反对变法，当权伊始便火速召回保守派大臣司马光。宋神宗刚刚驾崩三月，尸骨未寒，司马光就以“母改子政”的借口，大张旗鼓地拿新法开刀了。司马光全面推翻神宗时期的新法，而恢复祖宗之法，史称“元祐更化”。

卧病江宁的王安石听到自己呕心沥血的新法一条条被废的消息，悲愤不已。免役法被废那天，他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仰首问天：“此法乃与先帝反复商议两年之久，方达成熟完备，难道连这样的法令都不保留？”

然而，早已失去了政治舞台的王安石，再也无法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只落能和屈原一样恸问苍穹、悲泪难抑。最后他终于放下一切人间重负，闭上了忧患的眼睛，永远地安息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变法宰相，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王安石逝世后，连他的著述都被列为禁书，一代叱咤风云的千古名相，临死前不仅饱受精神上的打击折磨，身后的葬礼更无比凄惨冷清。除了王安石的亲属弟兄，其他门下故旧没有任何人敢来吊唁，出现了“人人讳道是门生”的凄凉场面，这与他生前轰轰烈烈的人生事业形成极大反差。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如同一道沉重的历史之门，从此将中国隔离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变法惨烈的失败结局，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心生胆怯、望而却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过程，提供了千年中国专制政治的一个典型样本。

改革需要好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效的执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对宋朝体制弊端了解不够，在专制环境下，变法的权力和政策很容易被异化为党同伐异的斗争工具。一旦进入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北宋新旧两党在政见相左、各不相能的攻讦交争中，都以君子自居而斥责对方为小人，最终演变为党同伐异的政治灾难。变法派在民间社会缺少广泛的同盟军，只能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推进变法。王安石早就对这一点有着清醒认识。他曾说“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场，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舍身求法，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王安石最初由文从政，最终又弃政从文，一生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被弃；国有危难，便又召之即来。他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挣扎，又在重用和被弃中煎熬。但他对国运苍生、家国山河始终怀有一颗放不下的火热心肠，为此不惜赴汤蹈火，千锤百炼。当下中国前无古人的改革大业已经进入深水区，王安石身上那种永不停息的进步精神，依然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精神支柱。

今天，人们却无法忘怀王安石在历史中留下的身影。想象九百年前，当他站在飞来峰上佛塔的最高层，南国壮丽的山河映入眼帘，他豪迈而坚定地吟诵道：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那一瞬间，历史已经注定他将成为一位不朽的中华人物，因为他胸中装的是山河大地、万古星辰。

王龙，1976年生，四川射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艺术硕士；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远去的身影》，长篇纪实文学《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等，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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