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0月25日，东京涩谷区政府突然宣布区内的美竹公园停止任何人出入。这一街角公园距离传闻中世界人流第一的涩谷站前十字路口步行大约10分钟，它面积不大也没什么显眼的设施，但在城市白天的喧嚣过去后，它却是附近流浪者们进行休憩的宝贵场所。经过媒体的报道以及志愿者们的抗议，区政府在第二天同意了本来居住在其中的流浪者对公园的继续使用。但当局也强调在这一暂时措施之后他们仍将要求所有人搬出，以便早已确定的再开发计划能顺利进行。

其实在东京各大繁华场所，只要你偏离主干道拐进稍小的巷子，就能轻易发现在公共场所居留的流浪群体。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日本流浪者数量相对较少，也不太牵涉到治安事件，再加上他们本身鲜有基于政治的诉求，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和政府处在一种互不干涉的平衡关系中。但回顾整个日本战后史，包括流浪者、抗议者等在内的“越轨群体”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占据也不时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更进一步说，在近年，和日本因为“失去的N个十年”而造成城市建设停滞的刻板印象不同，权力和资本总是能找到大到奥运、防震，小到美化、创新等各种理由来对城市进行改造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所凸显的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如何利用，而“公众”或者“公益”本身又应该怎么界定等问题，则以各种新的姿态拷问着每一位城市居民。

东京街边的流浪者

新宿西口：广场还是道路？

在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对战前军国主义的反思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被认为是日本走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构性缺陷具体到城市规划上来说，包括首都东京在内公共广场的缺乏被视为是核心的物理要素。在他们看来，只有罗马式的可供公民进行论辩的开放空间才能孕育出民主的精神。事与愿违的是，经历了经济复苏的战后日本城市仍然没有发展出西欧式的大广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主改革后的日本却也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发现了许多更为微型的“广场”。1969年的新宿站西口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为了抗议深陷泥泞的越南战争，以学生为主的东京市民们从1969年2月开始每周六都会在新宿站的西出口前聚集。今天世界上乘降人数最多的新宿车站在当时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车站西口的空地也是到达和出发的必经之路。学生们的集会除了可以想见的对战争和当局的抗议，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是由抗议者领头并吸引路人参与的民谣歌曲唱和。换句话说，虽然“反战”是这些聚会的核心和最初理由，但在新宿西口广场进行的活动远比其他政治性抗争来得自由。在活动最高潮的时刻曾有包括普通路人在内的上万人在此聚集。人们不拘形式地表达自己关于一切的立场，甚至包括对于批判的再批判。但人群对车站出口的占领自然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对活动不感兴趣的乘客多次向车站和当局投诉，而附近的商家也因为周六的黄金时间无法正常运营怨声不断。由此，从当年的5月开始日本警方就派遣了机动队试图驱散抗议人群。双方的对峙终于在9月之后告一段落。部分活动组织者同意了当局的建议，转移到了市中心的日比谷公园。在此期间，被视为活动一个转折点的事件是在7月18日当局把抗议地点原有的“新宿西口广场”标识统一改成了“新宿西口通路”。这一简单的名称改变其实体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关于公共空间的理解。在管理方看来，出口外的这片空地所发挥的功能应该是保持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无阻。但在抗议者看来，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在公开的地点表达自己的诉求。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种“效率”和“价值”的冲突最终的结果也不难预测。

另一方面，转移到了日比谷公园后的抗议活动也立刻失去了原有的势头。不少日本内外的学者都对这种转变提出了分析。他们指出虽然在公园内抗议者们仍然进行着和原来类似的活动，但是公园本身作为一种使用目的受到限制的空间，并不能像车站出口那样吸引到更为多元的公众加入。从物理上的大小来说，空旷的公园确实是“广”场，但就对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来说，它远不及嘈杂且略显逼仄的车站出口。

无独有偶，在西口抗议活动近30年后，同样的空间又成为了另一场抗争的地点。从1990年代初开始，新宿站西出口成为了东京流浪群体的一个据点。不少人在此处用简易的厚纸板组装住所。每年末志愿者所组织的饮食支援和音乐会更有上百名参与者前来。和1969年的抗议者不同，这些流浪者并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片可供栖居的空间。而经历了几次改造后的新宿西口因为其抵抗风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反而成为了这一群体最好的选择。但管理者们所采取的逻辑则和上次并没有区别。还是在维持道路畅通的大旗之下，当局开始了对流浪者的驱离。这次双方对峙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1月。东京都政府为了推动自动步道的施工把流浪者们原本聚集的通路进行了彻底的封锁。此后，在经历了意外的火灾和其他冲突后，西口的流浪者或是选择了入住政府提供的宿舍，或是转向城市的其他地方继续他们的流浪生活。自动步道的出现可被视作是上述资本主义“效率”逻辑的进一步加速，但同时这种“基础设施”也因为其对物理空间的占据从根本上将其他形式的利用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排除。

涩谷公园：谁是公众？

文章开头提到，即将被封锁的美竹公园是一些流浪者们的根据地。但其实在此之前，不管是夜晚露宿抑或是志愿者举办节庆日活动的最主要场所都在距离美竹公园不远的宫下公园。但今天再提起宫下公园，或者它的新名字Miyashita Park，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游客的第一反应都是涩谷站前时尚的购物设施。而正是因为它的修建才让迫使流浪群体不得不进行迁移。

整修后的宫下公园。下三层为店铺，顶楼为公园部分。充满创意的设计确实成为了涩谷的潮流新地标。

作为东京战后最早一批兴建的新公园，宫下公园于1953年开业。横向展开相对狭小的公园贴着山手线的铁道延伸近330米。即使面积有限，它仍给涩谷这片寸土寸金之地增添了一丝绿意。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行政和资本对于公园的再利用从很早就开始了计划。在1960年，公园就进行了一次立体化的“升级”。园区的下部被改为了停车场，而上层继续作为向公众开放的绿地。1990年代，和流浪者占据新宿西口几乎同时（此时各地流浪者的增加自然都是因为已经破裂的经济泡沫），涩谷附近无家可归的人们开始占据宫下公园。流浪者们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发生于2009年6月。区政府决定把公园的命名权卖给Nike日本公司。同时当局还发表了公园的改修计划，其全部费用也将由Nike承担。在和反对者们僵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2010年9月涩谷区正式开始了对公园的全面封锁。24日，行政机关强制撤去了流浪者的小屋。2011年的4月30日，新的宫下公园重新开园。虽然Nike仍然负责建设园内的运动设施并把它当成一个最新潮流的发生地，但在压力之下公司选择了放弃冠名。即使此次重修后的公园并没有给流浪者们留下太多空间，但是公园周边的空地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而真正给宫下公园的地理环境造成永久性变化的则是从2017年开始的再改造。涩谷区以东日本大地震和熊本地震为鉴提出了公园所在地需要加强防灾能力的诉求。同年，当局把公园今后30年的借地权和翻修绑在了一起进行公开招标。最后，大企业三井不动产得到了标案。在经历了数年的建设以及新冠疫情造成的延期后，新的宫下公园终于在2020年7月28日正式对外开业。原本的公园部分位于设施17米的最高层，形似空中花园。而其下约三层的空间则被各类全新的精品店和餐厅所占据。整个公园的北部还有一座新开业的宾馆。自然，流浪者们的踪影不管在公园内部还是周围都无处可寻。

整个宫下公园的翻修看起来像是一次教科书式的城区“中产化”（gentrification）。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就是日本现行的所谓“官民合作制度”。在这一事例中，Park-PFI（Park-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的规定允许了私人资本对于公园这一公有设施的投入。客观来说，改修后的宫下公园确实整洁、有序和前卫，它足以成为涩谷潮流中一个新地标。但问题在于，把一个本应属于全民的设施托付给私人开发是否真的能够保护所有公众的利益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日本的许多街边公园基本上都是24小时无间断开放且没有类似墙壁和大门等阻挡市民的进入。但宫下漂浮在空中的公园部分只在早上8点到晚上11点这一限定的时间内对外开放。严格地说，原本流浪者在公园长期居住或许可以被视作对于公共空间不正当的占据。但除此之外，他们深夜短时间的休憩以及包括节假日的聚集等合理权利在新的宫下公园看起来再得不到保证。同样作为公众的一部分，他们对公园空间的利用似乎被民间委托者有意无意忽视了。

排除：艺术的作用？

上述事例都是发生在具体场所的较为大型的矛盾，其中也不乏暴力的冲突。但从历时性来看，流浪者和他们的同伴所要抗争的对象非常明显地从公权力转换为了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和权力的合谋。而在作为一个（晚期）发达国家的日本，即使是这种程度的对抗可能性也正在慢慢消失。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府确实在帮助弱势群体上做出了许多努力。其实新宿和涩谷的事例中都有流浪者在事后对强行撤离提出上诉，法院也都做出了要求当局部分赔偿的判罚。而2002年通过的流浪者援助法首次承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并指出政府具有救援的义务。相比于曾经的新宿西口可达上百人的规模，2022年美竹公园里固定的流浪者其实只有个位数。最新消息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入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寓。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资本和权力对于公共场所的控制也正以更为巧妙和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着。近年来许多日本批评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所谓的“排除艺术”（排除アート）。学者五十岚太郎就在自己的新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五十岚太郎著作《为了谁而建的“排除艺术”》书影

五十岚的讨论从对一起案发现场的回访开始。2020年的11月16日，一名女流浪者在东京涩谷区被杀害。由于女性在流浪者中比例并不高，而受害者还参加过话剧演出等活动——换句话说她曾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日本掀起了一阵大讨论。五十岚发现被害人在夜间的主要起居场所是附近的一个巴士站。因为靠近主要道路且有一定的光源，这里相比于公园等地方能给女性流浪者提供更多的安全。但作者也惊讶地发现巴士站供人休息的椅子其宽度只有大约20厘米，这无法让一个成人侧躺（甚至是舒适地就坐）。在此之上，椅子的正中间还被添加了一段挡板。这种“过度设计”其实隐含了对于流浪者等群体不要长居于此的警告。从公共设施“功能”和“信息”的这种多义性出发，五十岚逐渐引出了对于“排除艺术”的讨论。根据他的定义，排除艺术指“在路上或者公共空间里特定的不具有功能的类艺术作品。它的存在占据了该空间”。他指出这种公共艺术的起源可追溯到1960年代在美国密歇根州等地发起的用雕塑作品美化城市的运动。在此之上，1980年代关于都市环境和犯罪关系的理论更是推波助澜。以知名的“破窗效应”为代表，行政机构相信一个有序的环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失范行为的发生，从而在街道上增添艺术作品就变成了一个合理的选项。

但久而久之，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偏移也开始变得明显。因为作品评价所带有的主观色彩，许多街头装置很难说到底是艺术还是带有效用的设施。但对于行政来说，有了“艺术”这个“大义名分”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就足够了。在新宿西口的流浪者帐篷被清理后，许多造型各异的雕塑立刻填满了留下的空隙，这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些场所被再次占据。另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则是井之头线的涩谷西出口，这里有一片被称为“波浪广场”的空地。从世纪之初开始各种造型奇特的装置艺术就被树立于此。起初这些造型物或是容易被移除或是并不妨碍平躺，后来当局对它们进行了各种加固甚至在周围上了锁链。今天，一组排列整齐的看上去是混凝土的柱状凹凸物被插在了这片空地上。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是艺术，但也因为它的存在不管是白天在此处等人还是晚上搭帐篷过夜都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以造型设计为由头，像是案发车站座椅那样令人不适的公共设施正在大行其道。就比如今天的宫下公园，虽然其中座椅的数量可谓充裕，但是它们的造型主要有两种。一种由两条类似不锈钢细管的结构拼接而成，另一种则是座位部下陷的网状椅子。它们确实都包含了独特的设计，但同时也不适于人久坐，更不用说是睡一个晚上了。公园留给每位游客的大概只有拍照、P图和上传的几分钟而已。如果他们想要更舒服地歇脚就只能去楼下的付费餐馆。

今天宫下公园里精心设计的座椅。其对久居行为的“排除”和围栏上张贴的禁止事项相得益彰。

有意思的是，宫下公园里最新的打卡点是一组纪念哆啦A梦诞生50周年的雕像。原作里大雄和伙伴们经常玩耍的摆放着水泥管的空地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对高速经济发展时期城市中自由空间被侵蚀的无声批判。但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反思自身的空间也越来越被蚕食。

五十岚进一步指出，这些“排除艺术”和设施设计并不只有简单地从物理上驱逐流浪者或其他闲杂人等的作用。正如上文提到的“中产化”，有一些确实是名家设计的作品足够让一个特定的空间在社会经济维度上“升级”。还是以到处充满匠心的新宫下公园为例，不断有一批批的年轻潮人出入且几乎随时都被社交媒体聚焦的这一空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普通的流浪者们很难像从前那样靠近，更不用说久居了。此时，晚上的强行关门都显得多此一举了。最后，作者更是提醒我们，在公共场所没有“正当”目的的停留在新冠疫情之下变得更不被容忍。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日本公共设施里的座椅需要间隔就坐或根本不能利用。管理方甚至不需要特别在造型上下功夫，只需一纸告示。

自然，五十岚的分析也并不全然悲观。他指出了和在公共空间内的“排除艺术”所不同的“公共艺术”本来应该具有的社会效用。毕竟在上述新宿西口和旧宫下公园的抗争里都有艺术家和流浪者们站在一起。他们通过在帐篷上绘制作品的形式让更多行人了解到他们的诉求。而在对当局的起诉中，在公共空间的表达自由权被侵犯也是影响到法律判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造的新宿和涩谷站在今天仍然在进行新一轮的工程。就像在日本社会，谁是公众、谁的空间等疑问并不会有固定的答案，而是永远处在博弈之中。

参考文献：

五十嵐太郎、『誰のための排除アート?: 不寛容と自己責任論』，2022年6月，岩波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