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个月的时间里,胡建明在QQ上加了55个有自杀倾向的好友,劝说近20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协助警方救回4个正在实施自杀的人。但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执着地角力,其实只是在“救自己”。
几个月前,儿子胡靖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QQ“约死群”。没过多长时间,这个21岁的年轻人就自杀而亡。
起初,胡建明只想弄清楚,儿子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这个46岁的父亲过去从来没用过QQ,连怎么加群都不会。他为此专门申请了账号,一点点摸索着使用。
他潜入“约死群”里,一个个地添加想轻生的人,问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有人说自己“活得和狗一样”,有人见他有意劝生,说自己吃饭有困难,隔三差五找他要钱,也有人一听他讲道理,就开始骂人,说他高高在上,不懂自己的痛苦。
这些群里多数成员都是90后,正是和儿子相仿的年纪。他相信,“不知道哪句话也许就能救回一个孩子”。他每天被群里的人辱骂,嘲讽,还是坚持和他们聊到凌晨4点。
“约死群”里的年轻人,平时的话题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突然出现的相约自杀的发言,总是能引起大家倾诉自己悲惨的生活,埋怨社会和父母。为了防止群被封,他们还约定用“4”代替“死”,自杀的手法也用其他词语代替。
加入群后的第一个晚上,胡建明就把姐姐喊到家里,他感到浑身发凉,需要人陪着。“他们那种状态让人害怕,就像黑洞一样。”
儿子自杀前是不是也这么痛苦?胡建明不敢想这个问题。这位父亲之前从没感觉到儿子有自杀的想法。胡建明回忆,他们父子俩虽算不上无话不谈,但平常关于工作、生活的聊天并不少,胡建明发现儿子状态不好时也会主动找他谈心。去年年末,胡靖主动说“请老爸支持一下”,希望他能投资8万~10万元给自己开淘宝店,胡建明立刻就答应了。
5月22日胡靖最后一次离开家前洗了一个澡。这个爱干净的男孩子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喷上了古龙香水。“饭快熟了。”见儿子要出门,胡建明喊了一声,却没有得到回应。半个月后,他从警方手里领回了孩子的尸体。
胡建明对儿子最后的印象,是一个匆匆往外走的侧影。意识到那是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后,他很多次回想那个下午,希望找到有关自杀的蛛丝马迹。最终他只能接受,内向的孩子连一句话都没留给自己。
刚得知孩子的死讯时,愤怒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在警方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与孩子相约自杀却未赴约的网友“前度”。“前度”担心被胡建明起诉,只是说他和胡靖是通过“约死群”认识并学会这种自杀手段的。
胡建明认为,腾讯作为平台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这并非没有先例,中国最早的网络相约自杀诉讼发生在2010年,当时平台被判承担10%的民事责任。但胡建明起诉平台的想法被媒体报道后,几个点赞最多的评论都在骂他,说他是找人背锅,想要讹诈。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胡建明说,自己其实只是想要一个交代,他们的家境并不在乎赔偿。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平台重视这个问题。
常住河北的他咨询律师后了解到,自己前前后后至少要到事发地武汉10次,他没有精力这么做。但被“前度”拉进了几个约死群后,他发现,在那些群里,儿子成了众人模仿的对象。
群友告诉胡建明,很多群里都在转发胡靖留下的详细的前期准备和流程,已经有人学习并使用了胡靖的方法。一想到自己家庭的悲剧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家庭,胡建明就觉得痛心。
群里传授的死亡方式加大了死亡的概率。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有自杀倾向的人,只有不到10%的人会去实施。在“约死群”里,他们相互怂恿。“本来拉一把就能救他们,可‘约死群’起到的是踹一脚的作用。”
在“约死群”,胡建明有时会被对方称作“行凶者的父亲”,说他没资格劝生。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把心思都放在劝生上。
加入“约死群”以后,胡建明才知道自己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劝生者,他还认识了一个叫李俊光的20岁年轻人。李俊光曾因欠下赌债试图与人相约自杀,醒悟后他不想别人和自己一样做傻事,也成为劝生者卧底“约死群”。他们组建了劝生者群,因为“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
他们轮流值班,盯着群里的发言,尤其注意类似遗言的消息。胡建明摸索出来,向自杀者所在地公安部门报警,提供自杀者的手机号,挽救成功的概率非常高。他没能找到与平台沟通的方式,便向平台公司所在地深圳的警方报警,提供“约死群”的群号,一般1~2天群就会被封。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卧底一个月时间,胡建明知道群里至少有10多个很活跃的人约死后没有再登录过QQ。“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离世了,否则肯定会回到群里的。”
“约死群”被解散后,这些人往往一天内就能在新的群里重新聚集。他们用来通知新群号的群一直没有被查封,在其他社交平台上,也有他们的“据点”。
胡建明意识到,让他们放弃自杀的念头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为了对症下药,要先知道他们自杀的原因,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他问这些产生自杀念头的年轻人对父母的看法,人生理想,以及最后悔的事情,希望了解他们的内心。他还有一个私心,如果能弄清楚每一个年轻人自杀的原因,就一定能找到自己孩子的死因。
他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负面的。一个“约死群”群主“疯癫狂人”在群里说“我的父母是狗屎,是恶魔。他们没什么本事还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回答得到了群里多数人的赞同。
群里的人笃信死亡是最好的解脱,对他们来说,劝生者在干扰他们做正确的事。很多人专门加胡建明为好友,就为了辱骂他。胡建明想鼓励那些积极想法,但很快就因为发言“太正能量”,被踢出了群。
碰到愿意说话的,胡建明就会劝说要多想想父母,多想想美好的事情。他说自己的策略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们,劝他们和父母谈心,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曾被胡建明劝回来的网友“孤舟一横”一直在生死的边缘摇摆。他每天在社交平台更新很多条消息,都有关生死。这个28岁的年轻人已经五六年没有工作了,他有严重的社交障碍,一见人就浑身发抖,紧张得说不出话。
“孤舟一横”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已经数次购买过自杀的工具,因为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累赘。见到胡建明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死只会让父母更加悲伤。
在和这些年轻人聊天的时候,胡建明忍不住会想,如果当时有人这么劝胡靖,如果自己能像关心这些孩子一样关心胡靖,儿子也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他一直到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胡靖在自杀前两个月买过很多关于人生和生命的书。“可能很久以前,他就陷入了对生命的彷徨中,但是他想不明白,又不愿意说。我们做父母的认为孩子还小,还是没有深入孩子的内心。”
“我其实不是在救他们,我是在救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灵魂。”胡建明告诉记者,“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就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胡建明觉得,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常常被这些儿子的同龄人触碰。一些没聊过天的人知道他家的情况,特地发来消息说希望他坚强。一个年轻人在他的劝说下放弃了自杀,郑重地发来消息感谢他,“我很想活下去,如果我有你这样的爸爸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但是接近这些年轻人并不容易。李俊光年轻,又曾是其中一员,很容易和群里的人混熟,尤其遇上同样欠赌债的,往往经历过的套路、借钱的借口都一样。胡建明和这些后辈沟通起来难一些,总是要通过红包打开局面。
为此,他一个月花了超过5000元钱。“我示好,让他们知道我无所求,至少能对上话。”碰到有人找他要几十元钱吃饭,他从不吝啬。有人决定去找工作了,他还发红包给他打印简历。
有人回复他几个大哭的表情,说父母不理解自己,有人发来大段文字倾诉自己的遭遇,也有人每天主动找胡建明说话,聊自己的饮食、生活中发生的事,还问胡建明在忙什么。他从来都是第一时间回复他们的消息,想尽办法和他们多说几句话。
和那么多年轻人聊过后,胡建明觉得家庭的力量是最重要的。他告诉记者,很多人自杀时,都会对父母感到愧疚。他曾在群里看到一封遗书,遗书的主人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一直花父母的钱很内疚,“就当没有生我”,还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里面有300元钱,是他全部的积蓄。
“很多人只是缺一个关心自己的人,轻轻拉一把就能回来。”胡建明说。“他们内心很孤独,缺少温暖。”
李俊光很熟悉那种感受。产生自杀念头之前,他和父母的交流几乎为零,觉得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只会说教。尽管,他的父母累计为他还过近百万元的赌债,还给了他一笔钱做生意。但他又忍不住去赌,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欠下近30万元后,他被赌博认识的人拉进“约死群”,很快就产生自杀的念头,去了另一个城市。
他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不断下坠。决定自杀前,他在一个电动车车棚给手机充电。一个卖水果的老人路过后,又折返,放了一个塑料袋在垃圾桶边。李俊光过去一看,发现里面有几斤水果和一包薯条。
李俊光那天穿得很整洁,“如果东西给到手上,我一定不会收的”。但实际上,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一个陌生老人的善意让他放弃了自杀,那是几个月来他感受到唯一的温暖。“我突然觉得,我才这么年轻,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金钱自杀,太不值得了。”
但在约死群里,李俊光见过太多因为欠了两三万元钱,或是和父母吵了个架,分手而寻短见的人。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监督局谢杨2017年发表的《青少年自杀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自杀已经成为我国15~34岁青壮年人群死亡的首位死因。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有人因为这么小的事情自杀。其实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童永胜告诉记者,所有走到这一步的人,一定是经历了漫长的挣扎,可能是长期的压力、亲子关系不和或是抑郁症。
直到现在,胡建明也不敢说自己弄明白了儿子自杀的原因,只是从群里得知,儿子两年前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他猛地想起,儿子曾有一段时间非常反感自己的工作,说“搞淘宝的都是神经病”。那是腼腆的儿子为数不多表达情感的时候,但他没有在意,觉得孩子只是发发牢骚。后来胡靖自己振作起来,他就更没放在心上了。
胡建明无数次回想儿子发脾气的场景,可能孩子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自杀的倾向了,自己却忽视了。
童永胜告诉记者,自杀者实施自杀前,往往会发出一些信号,只是周围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告别,或是处理自己心爱的物品。“约死群”里一个年轻人自杀前,就特意卖掉了自己珍爱的游戏装备。
没读过高中的胡靖一直攒着劲想闯出一番事业。胡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信息,几乎都是在感慨成家立业的压力。在他心里,作为男人必须要“创业成功买房买车”“让我的女人幸福”,但没有学历也没有手艺让他感到“压力很大”。
这些话,胡建明从没听儿子提过。父子俩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在淘宝开网店,收入很高,他推测,平常的言谈给儿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后悔给儿子讲那些成功的故事,后悔没有告诉儿子,创业本就容易失败,家人愿意随时无条件帮助他。
“如果我们能多一些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这家人的悲剧很可能能避免。”童永胜说。他认为,社会层面的宣传对自杀预防是最重要的,要让人们正确认识抑郁情绪和自杀的想法,消除歧视和耻辱感。“这比多少个医生、劝生者都管用。”
胡建明过去对这些知识几乎没有了解。他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父母并不觉得抑郁是个事儿,也不想面对死这个话题。他希望自己的悲剧能让更多人关注自己的孩子,想想自己的家庭给孩子的影响,及时察觉孩子的心理动向。
胡建明已经退出了所有“约死群”。忍着丧子之痛与自杀搏斗了一个多月后,他觉得自己“心力已经耗尽了”。
他打电话报警,解散了数十个“约死群”,次数频繁到110接警员都认识他了,却无法阻止那些群死灰复燃。相约死亡的消息一条条在手机里弹出,胡建明只觉得自己越来越难接近这些自杀者。
网友把他称作英雄,只有他知道,自己其实是最无力的那个人。
“讲几句温暖励志的话很容易,但解决问题太难了。每天陷在生死抉择的情绪里面,我无法承受。”胡建明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么多人,每一个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压力太大了。
童永胜很理解胡建明的感受。他见过这样的人,很有热情,但难免缺乏经验技巧,“自杀干预本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他们对劝生的难度往往也估计不足。他们多数一直没有走出亲人自杀的阴影,之后又目睹了那么多生死,“其实他们自己也是需要心理援助的群体。”
如今,胡建明还在不断收到在他的劝说下放弃自杀的人的消息,其中就有曾与胡靖相约自杀的“前度”。胡建明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而是不断鼓励他向前看。现在,“前度”也变成了一个劝生者。
胡建明希望,他给那个黑暗世界撑开的豁口能关得慢一点。(应采访对象要求,胡建明、胡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