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魂牵绕的老街只能在记忆里寻找，在梦中游逛。
以前24中的大门不是现在这个位置，还要往西10几米，从旁边石头的嵌缝上还能看出老门的位置。两扇木头大门的两边还各有一个小的木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开大门，上课以后大门关闭，只有左边的小门可以出入。
进入大门迎面是一个圆形的花园，在花园的后面是二层的教职工大楼，大门内左右两边各有一间10余平米的平房，几层青石台阶铺垫在门口。右边门朝西的是体育教研组，有四位老师组长是马老师岁数最大身材魁梧面色黑里透红，两个王老师和在40年代夺得华东运动会短跑冠军的慕秉义老师。四位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尊重，文革期间大个子王老师和慕老师受到了迫害甚是叫人心痛。左边门朝东的是传达室一头白发的看门老头苏子华，孤身一人吃住都在传达室，老头对工作蛮认真负责，除了看大门、烧水、收发报刊以外还要传电话，坐在椅子上不管多么忙碌，只要有人进出校门，总要抬头从身边的窗户上望一眼，遇到外人进校马上起身走到门口，一脸严肃的表情，给人有点望而生畏的感觉。传达室里迎面是个大茶炉，从早到晚供应全校的师生喝水，进门靠墙的左面是一张油漆脱落的大号三屉桌，桌子上除了一部电话和一本电话号码簿以外干干净净，擦拭的油光铮亮。桌子后面和椅子并排安放在靠东墙边的是一个蓝色的掀盖木箱，里面是全校订阅的报纸、杂志和信件，一把小小的铜锁随时都扣在上面。身后是几页铺板搭起的头东脚西的小床，常年铺着一条淡蓝色的床单，一床薄薄的被子白天卷起来放在枕头上再盖上一块白布，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忙碌了一天的老头晚上打着手电筒还要把全校的门窗都检查一遍，遇到没有关好窗的，还要开开门把窗关上（全校的钥匙放学后都集中挂在传达室的墙上）寒冬酷暑从不间断很是敬佩。老头好口小酒，但是工作时间从来不喝，最大的爱好就是京戏爱唱上几句。不过都是老的戏词，文 革开始了，造反的学生在传达室的门口给他贴了一副对联，上下联怎么写的我忘了，大体的意思是突出大碗酒唱才子佳人之意，但是横批四个字我记忆深刻——复古老头。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酒也不喝了戏也不唱了。整天有些担惊受怕的样子。运动的后期聊起此事时他说：怕打成牛 鬼 蛇 神，工资掐掉一大半就不能给农村的寡妇嫂子(还是弟媳我忘记了）每月寄5块钱了。后来他不知从那里搞到一本红灯记的唱谱，一有空闲就一边拍着桌子打点、一边唱：临行喝妈一碗酒……还笑呵呵的和我说以后可不能叫我复古老头了吧。从那以后有些老师和一些跟他关系很好的学生就当面称呼他的雅号了。晚年的苏老师老了，病倒了也干不动了，学校的传达室又进了新人，老头孤身一人的躺在传达室里也不是长久之事，后来听说学校把他送去了养老院直到临终。
传达室后面顺着校园的围墙拐到今天西墙外宾馆大门窩进去的位置，与拆掉的教职楼前面有大约几百平米的一片空地是学校的花园，美术组王维尧老师胖乎乎的个不太高，红扑扑的脸上带着一副眼镜，整天乐呵呵的爱说爱笑，他亲自带领同学在花园中间用砖铺成一条弯曲的小路一直通到教师楼的后面。用竹片编织的小篱笆把花园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各个班级分片养护。偶尔到学校早的时候看到一些早来的同学有的整理花园有的在浇水。花园里整修的迂回小径弯曲细长，行走在花草树木间绿意盎然、清爽惬意，感谢王老师灌注了不少的心血。从今天西墙外宾馆大门窩进去的位置到濮县路一号教师宿舍，也就是今天48中大门的北侧处是一排平房，房前是走廊，一根根四方形漆着枣红色的木头柱子支撑着走廊，走廊的地高出地面差不多有20公分，前面是一排长长的石条一直铺到头，石条到房前是水泥摸的地面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平房南向的山墙和拆掉的老教职楼平行，我记的第一间是会计张老师的办公用房，他瘦瘦的个子有点驼背，戴著一副厚厚的大圈套小圈的眼镜，第二间好像是总务处韩老师的办公室。紧挨着的是24中的标本室，曾经进去过几次，里面摆满了好多的标本，上层的架子上是各种婴儿的解剖，有半边脑子露在外面的，有肠子露在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全装在盛着药水的大玻璃瓶里，满屋充满了医院的味道。当年听说24中的标本制作很出名，有一些标本还出口到国外，也不知是真是假。最后的几间房子是学校食堂的餐厅和伙房，胖胖的孙师傅个不高是大厨一手的好手艺，脾气有点火爆，瘦瘦的曹师傅每天骑著一辆后架上绑着个大竹筐的旧自行车负责食堂的买办，说话轻腔慢语脾气特好，有事都愿意找他商量。有时候没有菜票了，他就给你盛上半勺煮鸡蛋的酱油也就凑合着吃一顿饭了。两位女师傅一个姓杨一个姓朱都非常和蔼可亲不笑不说话，杨师傅说话直来直去，有时还会来上几句幽默的笑话，至今印象深刻。再往前就是今天濮县路老师宿舍的位置是学校的校办铁工厂和仓库，年轻的丁师傅负责，我当年参加的劳动是用电砂轮磨哑铃，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铁粉尘，参加劳动前每人发放一个口罩和一副破旧的皮手套，干完了满身满脸都是黑土土的，嗓子里的呛味怎么吐都吐不干净，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到铁工厂去干。后来25中建校丁师傅就调去了，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他。接手丁师傅铁工厂的是陈师傅，他们交接工作的时候我做证明人帮忙清点的物资。陈师傅说话有点口吃，还总带个那山那山的口头语，同学们背后送一外号——大山，晚年的陈师傅得了高血压后遗症，走路很是困难离不开旁人的照顾。铁工厂的后墙和学校的后围墙之间还有很窄的一点距离，几颗野生的梧桐树，有高又粗长的非常茂盛，温暖的季节每天早上都有一些同学趴在围墙上看书，有的在记背着英语单词，童真的少年一张张烂漫的小脸上泛现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实现理想的愿望。
再往前也就是今天濮县路纸制品门市部的上面是5间带走廊的平房教室，第一间教室分成两半一半是校卫生室，一半给了从印尼归国的黄老师和夫人嵇老师当宿舍住，好几个孩子全家挤在10几个平米的房子里也挺遭罪的。嵇老师讲的都是听不懂的南方话，听她上课有点受罪的感觉，黄老师教英语汉语发音不是太准确，上他的课同学们的秩序有些乱。不过两口子的脾气都挺好，所以同学们也就不怕了。卫生室的两个女老师都是高高的个子一胖一瘦。胖的宋老师岁数大些，大大的脸盘一副富态的相貌。瘦瘦的刘老师很年轻一说话脸就红，宋老师总是叫她刘护士刘护士的。同学们有个头痛脑热的或者哪儿磕了碰了的都到卫生室去。现在还偶尔的见到刘老师，当年20几岁，如今也70多了。见面聊上几句看到她身体还算硬朗非常高兴。剩下的四间教室是66届初中部的四个班，教室门前并排着两个篮球场，每当下课时间这几个班上爱好篮球的男生几乎把四个篮球架全都占满了你抢我夺，女生则是站在走廊下观看嬉笑很是热闹。四间教室的后面是学校的木工房，原先大门朝西，后来改成了朝东的大门。一个高个子的瘦老头木匠不知是退休了还是走了，又从崂山县来了个姓张的师傅矮矮的个子两眼溜光有神，谁进木工房他总要放下手里的活两眼看着你不离身，直到你离开。文革开始后学校里乱了就见不到他了。再往前走是刷着枣红颜色的三层红砖教学楼（已经拆掉），屋顶东西起脊四个方向是斜坡的红瓦，南北两面在中间两个教室中窗位置的屋顶上，各有两个三角形的百叶透气窗也是枣红色，配在一起一眼望去相当的壮观。从中间浅绿色的木头大门进去，东西两头的边门紧靠楼梯。南北各有四个教室每个教室里三个大窗很是明亮。大门位置的上面二楼和三楼是老师的办公室，窗很大四扇开关的窗扇阳光透满全屋，夏天南风吹拂着淡蓝色的窗上下漂浮，就像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在旋舞着裙摆。北面教室的两头各是男女厕所，一直没有使用当仓库放置一些杂物，文革后一些造反组织的学生没有房间使用，学校一度倒出几间给他们用我还去帮忙清理过，开开门里面干干净净的连蹲厕的门都和新的一样，总务处的老师说从盖起楼来这里的厕所就没使用过。教学楼的前面一直到云南路几千平米的空地，是全校做课间操上体育课和开运动会的操场，每当下了第二节课该做操了，广播里便播放逛新城的唱片，那优美动听的声音深深的印记在我的脑子里，直到今天每当听到逛新城的歌声，眼前就浮现出同学们在24中草场上走动的场景深深难忘。开运动会的时候，一圈250米的跑道（我记的不一定准确）西侧按班级顺序整整齐齐的坐满了全校的学生，笑声和呐喊声还能浮现在眼前。从操场往学校大门走，左边有两个建在地下的四方水泥池子，每个池子大约有10几平米大小，四边高出地面有20公分的样子，里面养满了荷花还有大大小小的金鱼，我记得最大的金鱼有半尺多长，来回上下的穿梭游荡。荷花开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围在四周观看，曾经还有一个女同学掉到荷花池里面了，不过水很浅也就到腰的位置，站起来以后同学们就把她拉上来了。
记忆中拆掉的二层教职楼是什么样式的建筑我不清楚，但是整座建筑呈山字形状。门洞两边的建筑是对称的。几层土黄色水磨石的台阶约有5、6米长。积年累月的踩踏脚底下常走的地方略有浅浅的磨损溜光铮亮，踏上台阶是一个20平米大小的正方形门洞，地面也是土黄色水磨石的，走过门洞再上一层台阶对面是学校礼堂的后墙，在靠近两边楼梯的地方各有一个进出的门，礼堂的后墙和走廊是一条直线。聪明的设计师把门洞两边的总务处和教导处的两个房间平行的向南推移了几米，这样原本窄窄的走廊中间就变的宽敞了，再铺上木头地板给人一种特出的开阔空间。推移出门口被凸出的部分正好是高高的窗户，一直到2楼显得更加壮观。一楼的窗台以下全是用大青石建的，大楼正面所有的窗四周都是大青石的石条围起来的，学校礼堂就建在山字形中间的长竖上。左右前后四个青石台阶的门，主席台坐北朝南，山字形两头的短竖左边是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上学的时候在里面做过实验各种设备都很齐全。右边是阅览室和图书室，图书室的两个女老师一个姓韩一个姓姚（好像姓姚）一高一矮、一白一黑明显的相貌反差我到现在还记得。文革中的一天夜里图书馆的门锁被人撬开，丢失了大量的书籍，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学趴在窗子上往里看书架上乱七八糟的地上一片狼藉。山字形底下的一横左边是物理化学教研室和总务处的两间仓库，右边是教室和教导处。教导处的俞主任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走起路来快快的，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小个子的于主任是个女的短短的齐发，白白的圆脸上配着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说起办事干脆利索雷厉风行。还有一个瘦瘦的女主任眼睛近视的很厉害，姓什么我忘记了，话很少文革中遭了不少的罪，当时看到她的样子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总务处吕主任当时住在小港附近，胖胖的身材个子也不高疏稀的白发脸白净净的，对工作特负责特认真的老人。找他报销签字非得问明白了谁叫去买的、干什么用，还要亲自去核实明白了才给你签上名字，这还不行，还要再三的嘱咐你节约点用。有一次我领完手电筒用的电池刚转身走没几步，老主任喊住我说：“用的时候不要老开着，开一会儿关上，再开一会儿再关上，这样节约电”我只有点头答应。总务处的韩老师好像是出纳，和他靠窗对桌的刘老师脸色少黑戴着一副眼镜瘦瘦的她显得个子挺高。刘老师脾气最好不笑不说话我从没见过她发火，没事的时候总爱坐在她的办公桌旁玩，年少俏皮有一次我偷偷的把几根大头针倒着插在她沾手指头的海绵盒里，想搞个恶作剧看看，她一下子扎着手了，知道是我干的一口一个你这个皮蛋你这个皮蛋。从养殖场调来的魏老师稍胖一点皮肤白白的负责保管，有时候到仓库拿一些东西多的时候她就叫上我帮忙。两个和蔼可亲的女老师我永远难忘。文革开始后到处都贴大字报，有一段时间纸张紧张不好买学校就给我支票，叫我到处转着去买，市里买不到就去郊区到附近的农村县城去买，远的地方坐火车去，基本上还都能买到。还到粮库去买打浆糊用的面粉，当然是买最差最便宜的，后来便宜的面粉买不到了就买三等粉，因为一买就是好多有一次就留下一包，晚上几个住在学校里的同学一起做饭吃，不会做又没有菜吃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剩下的面粉又分出去打浆糊了。三年前在路上曾见到过刘（会计）老师穿着一件很旧的面包服，手里好像拿着一点刚买的东西，只身一人坐在市场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在她苍老的面容上使劲搜索着记忆中的印象。“刘老师”我轻轻的叫了一声，她用木讷的表情看着我只是笑了笑，没认出来我是谁。是啊，离开24中将近50年了她怎么能认出来呢。二楼的西面全部是各科老师们的办公教研室，东面是间隔开的单身教师宿舍。王老师的美术组和孙老师的音乐组在最东头。每个星期有几个下午时间两个房间都挤满了参加活动的学生，一间是学画的一间是学民族乐器的非常的热闹。多才多艺的孙老师是24中的留校生，民族乐器样样精通钢琴手风琴更是不在话下。上高中的时候就组织学校的同学排演古装戏《小姑贤》非常成功。每当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和到了新年晚会的时候，除了白天正常上课以外还要到各个班帮助排练和演出伴奏很是辛苦，但他总是高高兴兴的随叫随到。所以在老师和同学当中深受尊敬。66年步行大串联的时候正是寒冬季节，一路上不顾行走的劳累还要帮助农民（当时称贫下中农）干活还要演出，孙老师把手冻伤了很厉害回青岛后已经到了要截肢的地步，最后经过治疗终于幸免。二楼中间是党支部和校长的办公室，矮个的瘦老头仲雨久校长，一位对数学有着深厚研究的老者，经常拿着教杆夹着书本给我们高年级班上数学课，这么一个热爱教育工作，孜孜追求教育事业的老人在讲台上快要洒尽最后一滴热血的时候，沉重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把他压垮了。女校长黄静宜高高的瘦瘦的稍大点的风就能把她刮倒，为了学校一心扑在教育的岗位上，竟然把她也排在了走资派的行列里。还有宋新涛副校长标准的美男子，黑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笑起来两个深深的酒窝特别惹眼，就是因为淡淡的几笔墨汁勾画出来的老鹰，成了他罪行的证据受到了迫害，回想起来确实叫人心寒呵。我更加怀念的是为解放全中国在最后的炮火战争中失掉了一只胳膊的邹本德书记，我记的他是住在南阳大厦一带。常年戴着一顶旧的帽子，一只空空的袖子插在洗的已经发白了的蓝色衣服的口袋里。了解邹书记还是在城阳小寨子大队秋收下乡的劳动中，我和团委书记张允老师（后来调到了别的学校）在一个老乡家里同吃同住一起干活，他和我说：邹书记的胳膊是在解放山东的一次战役中受的伤，教育局说一定给24中派一个坚强的领导干部，就把他给派到咱学校来了。知道了邹书记的历史我特尊敬他，后来和他感情的加深都是文革期间的事情了。参加工作后老书记见到我总要摸摸我的手，看看是不是工人阶级了，鼓励我好好干不要怕吃苦。老书记走了音容我永记难忘。
离开24中近半个世纪了，少年时代的记忆深深的烙在脑海里，不管过去多少的岁月曾经的经历想摸也摸不掉，更何况是一段永远也不想摸去的记忆。
在这里让我以此回忆献给逝去的那些熟悉的老师们——愿您安息。
在这里让我以此回忆献给健在的那些熟悉的老师们——祝您长寿。
年代久远不准确的地方还望知情的学长师妹们指正。谢！
2012夏
本文作者为网友“以茶代酒”，发表于2012年。文中照片引自网友池清、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