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曰：“吉事有祥。”“祥”，幸福、吉利。《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说文》：“吉，善也，从士口，祥，福也，从士羊声，一云善。”唐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
图案是人类形象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且是一种基本的纯化方式。它以一定的形式构成反映出一定的观念。
李砚祖曰：“从纹的形式而言，吉祥图案的起源与原古先民观物取象的观察方式以及在卜筮活动中察看纹象的认识有直接关系。”（装饰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P15）
主要通过谐音、象征、寓意等长期积淀的内省方式——含蓄、内向特点，趋吉避邪吉祥观念的内在精神表识。
丰富多姿的园林装饰图案，都是吉祥符号，吉祥内涵的表达，广泛采用了谐音比拟祈福的原理，即借助主题名称的同音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俗话称讨“口采”。如铺地用鹿和鱼组合成“寿禄（鹿）有余（鱼）”，一只白鹭加莲花，寓意“一路（鹭）连（莲）科”，荷花、盒子、百合、万年青组合，取谐音为“百年和合”，的吉祥颂词，荷花和梅花组合成“和和（荷）美美（梅）”，一只花瓶内插三支戟，“平（瓶）升三级（戟）”，不胜枚举，这种谐音求福的文化现象，渊源于原始先民的语音崇拜。
史前低级经济发展时代，严酷的现实使原始先民“把自然当成一个宗教的、祈祷的对象，亦即当成一个可以由人的心情、人的祈请和侍奉而决定的对象了……未开化的自然人还不但使自然具有人的动机、癖好和情欲，甚至把自然物体看成真正的人”。（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32页）在人类这种原始的含混性宇宙意识中，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首先跃上了祭坛，其中也包括对人类自身的崇拜。
中华先民对自身的崇拜，最突出的是对人类的生殖崇拜和语言语音的崇拜。马克思谈到人类语言发展经历了手势语言、个人记号语言、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象形文字或符号、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的公式使用的表音符号几个不同的阶段。（《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的公式使用的表音符号”是人类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原始先民将语言看成天赐之物，神造之物，认为语言万能，实质上也是一种语言拜物教。世界上各民族都有风行一时的语言神话。古印度婆罗门教的语言女神叫伐克，（见《梨俱吠陀》第10卷）基督教犹太教《旧约全书·创世纪》中称，天、陆、海、昼、夜等名称都为上帝所赐予，上帝之子亚当再给各种生灵命名。董仲舒说：“名号之声，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号》）《礼记·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万物的名称是黄帝所创造。《尚书·洪范》中的“九畴”和“五福”等都被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训词，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
在很多原始的文化社团中，人们基于对语言语音的迷信，都认为人的语言有一种超人的魔力，可以用来同神怪对话，乞福祛邪，役使万物。于是，出现了语言巫术和语言禁忌两种基本的文化现象。
所谓语言巫术，即企图凭借语言、文字或图画使巫术奏效，以达到臆想的目的。如诅咒，其特殊形式就是巫师念咒语。为了保护自己，对付鬼怪神灵，就必须有能够沟通人神关系、懂得巫术的专门人才，在特定的场所，使用来自超自然的神秘世界的声音，包括歌曲和咒语，识破并摧毁鬼魔，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原始人开始模仿周围各种声音，作为超越原始能力的手段，于是，声音与语言便成为一种符号，借以表达人的感情与思想。其中咒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和特殊的声音，成为驱鬼降魔的有力武器。
传说中的黄帝是咒语的创始人。《路史·后纪》载黄帝巡狩东海，得白泽神兽而知天下鬼神之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其后，神农(伊祈)作“蜡辞”，以祀天地八神。《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命令的口吻，是对自然界发出的“咒语”，大水泛滥，淹没了大地，昆虫成灾，草木荒芜，农业收获无望。于是，人们靠着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企图改变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山海经·大荒北经》：“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旱灾是旱神魃肆虐的结果，旱魃被驱逐，天就会降雨。这里，人们都把人的能力、诗歌语言的作用理想化了。高尔基在《论文学》中这样评述：“古代劳动者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表明人们是多么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而这种信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组织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劳动过程的语言是具有明显的和十分现实的用处。他们甚至企图用‘咒语’去影响神。”
《周礼·春官宗伯》将咒语分为“六祝”，即六类，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贞。而古代，祝与咒通。《尚书·无逸》曰：“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疏：“祝音咒，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
语言巫术在宗教中大量出现，如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道教。
周一良先生说：“我国自来称印度文为梵文。因为印度人相传，他们的文字是梵天所制。”（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3页）因而，在佛教徒眼里，梵字梵语（悉昙）每一字的声音（声波）都具含有无量的意义。现在一般密宗所修的咒语大多是由藏音翻译过来的，而藏音的源头又是悉昙音，它的很多发音原则及咒的音和字都是翻译自悉昙音。佛教徒认为，悉昙古音是天人说的天籁之音，用它来持咒效应极为殊胜。
佛教中有咒经，如《楞严咒》，据说如果念《楞严咒》修行，今生就能得成就。但多数人虽然修学而因为所操“咒音不准”，故不能得成就。悉昙字代表佛的符号，是佛的心光所化出来的符号，所以念前先得洗手，态度必须谨慎恭敬。咒也是佛教的密令，犹如通向佛国的密码、口令。如密教的阿阇黎很注意这个传承，他不传纸、不传字，只传音，为的是怕悉昙音失真。
符箓与咒术，也是中国道教的主要法术，尤以符咒为要。《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36说：“夫大法旨要有三局，一则行咒，二则行符，三则行法。咒者，上天之密语也，群真万灵随咒呼召，随气下降。符者，上天之合契也，群真随符摄召下降。法者，主其司局仙曹，自有群真百灵，各效其职。必假符咒，呼之而来，遣之而去，是曰三局。”
《太平经》卷50《神祝文诀》曰：“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为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 祝是天上神本经传辞也。其祝有可使神伭为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谶书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1页）各种咒语乃是上天神灵的“密秘辞”，包含着巨大神力，能禳灾致福，保命长生。道教咒语又称隐语，或作隐讳、隐名、隐韵。认为乃是由元始天尊的弟子玉晨大道君所撰，用以表示宇宙之间的正音，它们分布于三十三天，全称为“大梵隐语无量音”。这类创造世界的元始声音，便是被称为玉音、灵音、梵音等的咒语。《度人经》曰：“玉音摄气，灵风聚烟。”唐薛幽栖注：“玉音，即太皇高真啸咏之音也。言太皇啸咏，则玉音冠霄以摄气，灵风生虚以聚烟者也。”（陈景元：《元始无量度妙以品妙人上经四注》卷3）
语言魔力造成了许多语言禁忌，这是消极的防御性避忌。中华汉人十分重视语音，早在汉字初创伊始，中华先人就利用谐声、假借的原理，造了大量的形声字，汉末出现了利用声训解释字义的专著《释名》，宋代的王子韶创右文说，主张因声求义，根据相同的读音考查词源，也是汉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语音一直是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关注的问题，认为语音是解开汉字本意的重要依据，汉语的音节多有意义，可以一一相对，语音含蕴着原初的文化信息，并与民族心理相联系。所以，中华古人（乃至今人）对同音字或音近的字也就是谐音字会引起十分敏感的联想，似乎世代相沿，形成一种特殊的听觉与心理的反应模式、固定的联想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大量的避忌语言，即躲避因语音相同或相近而造成的意义上的联想。
既然名号为上帝所赐予，当然也包括人名。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说：“在原始氏族的观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他的一部分力量。”敌人可以直接采取呼叫自己的名字这种巫术，来加害自己。“远古的人，对于自己的名字是视作很神秘的东西的。原始人相信他们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的生命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郑振铎《汤祷篇·释讳》）中国的志怪小说中不乏“呼名夺命”的传说。所以中国文化中的语音禁忌，特别重视对人名的避忌，于是产生了长达数千年的避讳制度和习俗。避讳制度对中国语音学和音韵学的发达无疑起着不小的作用。在园林中也存在因为语音避忌而改的景名的现象，如颐和园的“豳风桥”，清漪园时因桥西有延赏斋、蚕神庙、织染局、水村居等模仿江南乡村的风景点，所以名“桑苎桥”。光绪年间，因避咸丰名讳“詝”（与苎同音，咸丰名奕詝），且“桑苎”与“丧主”谐音，故取《诗经·豳风·七月》义改为豳风桥。
“谐音是诙谐之下乘，然而是高等文明之始基”。（罗伯特·路威著，吕淑湘译：《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7页） “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的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1页）
谐音达意，可以使主题意境的表达含蓄而高雅。如园林主人要表达做官的世俗愿望，往往在门楼上雕刻“十鹿图”，鹿与“禄”同音，且鹿为良善温柔之动物，“十鹿图”暗寓“食禄”，即吃俸禄。鸡冠花加铜镜加爵，寓意“加官进爵”；珊瑚加孔雀尾翎，寓意“红顶花翎”；鹤加竹子，位居一品；五小儿争冠，寓意“五子夺魁”；二只栖息树枝上的小鸟配上菊蝶花卉，寓意“二八登科”；荔枝（利）加桂圆（贵）加核桃（寿）三种圆形水果，寓意“连中三元”，等等。这样，大俗的思想以大雅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谐音比拟，用具象物化地表现抽象的观念，使板滞、空泛的内容艺术化。如 “六合”古代指天地及四方，用鹿、鹤与桐树一起组成一幅寓意普天之下、天平盛世的“六（鹿）合（鹤）同（桐）春”吉祥画。慈禧在所住的颐和园乐寿堂前，放置着铜铸的梅花鹿、仙鹤和大瓶，取其谐音“六合太平”之意。
根据谐音原理巧妙而优雅地实现了图案意义的转化，形象优美，耐人涵咏咀嚼。蝴蝶，是美好、吉祥的象征。它形象美丽、轻盈。恋花的蝴蝶常用来比喻爱情和美满婚姻。猫、蝶与耄耋同音，指八、九十岁的高寿老人，是常用于祝人长寿的颂词。猫、蝶与牡丹组成的图案意为长寿、富贵。蝙蝠的“蝠”与“福”同音，成为专用的吉祥物广泛应用在装饰艺术中。求实的西方人赋予这种黑暗动物以鬼魅性质，蝙蝠成为吸血鬼和阴险的象征符号。园林中，飞翔的蝙蝠与云纹在一起，表示幸福自天而降。常见的有“五福捧寿”图案，五个“蝙蝠”围着“寿”字，“寿”用文字或者松鹤图案。还有蝙蝠状的蝠厅、蝙蝠状的蝠池等。
即使原来与主题毫不相干的事物或东西，根据谐音进行巧妙组合，就把一种意义从这一不相干的事物及现象转移到了另一事物及现象上，谐音在两个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建立起象征和被象征、符号形式和意义内涵以及彼此可以转换并能够相互说明的关系。（参王铭铭、潘忠党《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如瓜、蝴蝶组合，寓意瓜瓞连绵；莲花、鱼，寓意连年有余；天竹、地瓜，意谓天长地久，万年青、柿子加灵芝，寓意“万事如意”，云中松竹加水仙，寓意“丰年献瑞”，四季花卉插入瓶中，寓意“四季平安”等，不胜枚举。
谐音求福的吉祥图案，借助了语音和鲜活优美的具体形象，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图案都雕刻或图绘在日涉成趣的宅园中，寓瑞于日常生活，寓美于起居歌吟，营造出吉祥美好的精神氛围，如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和相当数量的单音节词，这是汉语中谐音现象丰富的语言学原因。从文化上看，汉人喜一一对仗的格式，注重成双，喜比附联想，这种民族文化的渊源，是谐音大量存在的又一原因（赵金铭：《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汉语的多音多义，为谐音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马林诺夫谈到：“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工具体，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 1987年第9页）但是，从园林大量存在的吉祥符号中，原始人类语音崇拜的胎记是十分清晰的，这应该是谐音大量存在的更深远的文化原因。
曹林娣教授书影
曹教授简历：江苏无锡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原为苏州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教授，设计艺术学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今为：舞雩書院名誉院长,从事园林，景观，古建设计。
出版著作二十多部（上图）
文章均载自曹林娣教授《静读园林》一书，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商业转载请授权后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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